春秋时期,有多少将相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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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时期,有多少将相和?

导语:战国时代,有多少“将相和”,世人只知道蔺相如、廉颇,却忽略了他们,战国时代的将相组合非常多,魏国李悝、吴起,燕国剧辛、乐毅,还有他们名声却褒贬不一

在中国古代的历史上出现过很多的文臣武将之间的佳话,比如说被后来人津津乐道的廉颇和蔺相如之间的“将相和”,这是一个流传甚广的故事,在历史中拥有着很高的知名度,后来人也一直将这则故事作为佳话传承下去。在这则故事当中,人们看到了蔺相如的宽厚为怀,看到的廉颇的识时务,他们一起为赵国创造的安稳和平,也成为了后来人敬佩他们的一个理由,同时也让他们的名字永远的镌刻在了历史当中。

春秋时期,有多少将相和

蔺相如作为战国时代赵国的一个文臣,他与武将廉颇之间的友情也被后来人所景仰,这将相和的故事也就被流传千年。很多人都知道他们的故事,却忽略了在战国时代有很多将相和上演,有很多可以视为天作之合的搭档,他们也一起创造了很多很多的奇迹,但是这些组合却很少能够被流传下来,或者说他们的事迹虽然被流传了下来,但是却不被后来人所广泛知晓,他们在后世的知名度远远没有我们上面所提到过的廉颇和蔺相如高。

其实他们的功绩或许并不比上面所提到的两个人低,那些人在历史的长河当中也做出了自己的贡献,他们也活出了自己的人生,他们对历史的推动作用也是我们后来人所不能忽视的,那么在战国时代又上演了多少将相和的故事呢?这些组合又是如何在历史的场合当中熠熠生辉的呢?我们今天就来看一看,除去廉颇和蔺相如之外的将相和组合呢?

李悝、吴起将魏国打造成经济、军事超级大国

第一个我们来看魏国的李悝吴起组合,这两个人的组合可以说是无往不利、无坚不摧的,李悝在魏国进行了经济和行政方面的改革,让魏国的国力迅速的强盛了起来,也让魏国的经济发展成为了山东六国之中发展状态最为良好的诸侯国,改变了魏国国内政策的混乱,让魏国能够在一个既定的轨道上发展,让魏国国内的发展循环变成了一个良性的循环,同时让它的经济发展实力可以与东海之滨的齐国相媲美,于是在战国初期刚刚成立的魏国便迅速地强大起来,也为魏国后来取得战国时代第一个超级大国的地位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有了强大的经济实力作为支撑,魏国的百姓生活变的安居乐业了起来;魏国的都城安邑可以说是一个国际性质的大都会,它的发达程度在当时的国际上都是可以排在前列的。对于魏国来讲,他整个国内的经济实力完全可以支撑他发动无数次巨大的战争,有如此强大的经济实力的魏国,在军队的建设方面也有着长足的发展,这个时候吴起的作用就渐渐地显示了出来。

吴起进行军事变法,打造一支百战百胜的魏武卒

在安稳的行政环境的作用之下,在强大的经济实力的支撑之下,魏国开始了由吴起带领的军事变法,魏武卒就是在这个时代成立的;在吴起的训练之下魏武卒成为了一只闻名于天下的部队。

后来魏武卒更是在吴起的带领之下百战百胜,打下了其他国家近百座城池,让魏国的土地面积迅速地扩大,常住人口数量迅速增多,更是极大的发展了它的综合实力,强大的经济实力和行政能力为军事实力做了支撑,而军事实力的强大,又能够为魏国开疆拓土,增加常住人口数量,如此一来,人口便又能够带动国内的经济发展,渐渐地魏国国内的发展变得越来越完整,综合国力迅速的强大起来,并且处在高速的发展当中。

所以李悝和吴起这两个人的组合,可以说,在魏国的历史上是空前的也是绝后的,这两个人侍奉魏国的历史时间段就是魏国作为强盛的历史事件段,如果没有这两个人为魏国做的贡献,那么魏国很难说能够在战国初期一家独大,很难说能够登上超级大国的位置,同时也不可能在后世保受秦国蚕食的那么多年里都屹立不倒,所以虽然这个组合并不是非常的知名,但是他们两个人的贡献却不可忽视。

剧辛和乐毅配合完美,对燕国贡献巨大

第二个我们要看一下燕国的剧辛和乐毅,其实剧辛和乐毅,不能说是文臣和武将之间的组合,因为剧辛本身也是燕国的一位名将。对于剧辛来讲,他在军事方面的成就要高于他在文治方面的成就,剧辛同样也是在变法方面有所创新的一位功臣,我们知道在燕国的历史上很少有变法活动,或者说根本就没有任何一次成功的彻底的变法活动,而在燕国八百年的历史进程当中,只有燕昭王的时候进行过一次并不彻底的燕昭王乐毅变法,乐毅也是因为这次变法以及后来的愿乐毅伐起而名震天下。

我们需要知道的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如果没有剧辛的出谋划策,那么燕国也很难说能够取得后来的成果,在整个燕国变法的过程当中,剧辛为燕国提出了很多可行性的政策,包括如何规划燕国的土地,如何建设燕国的军队,如何发动对齐国的战争。

在后来的战争当中,剧辛也是极力主张让齐国割地给燕国,让燕国获得实际利益,也正是因为他的这一举动,再后来田单用火牛阵复国之后,燕国才不至于没有获得什么实际利益,所以对于燕国这个国家来讲,剧辛也是做出了巨大的贡献的,同时他之间的与乐毅配合也是非常的完美,人们并不能够只是看到乐毅的功绩而忽略了剧辛的贡献。

秦国的张仪、司马错联手折磨山东六国

第三个我们来看一下秦国的张仪和司马错,张仪和司马错这两个人在当时那个历史时期,真可以说是鬼魅一般折磨着山东六国,张仪就不必多说了,他提出的连横政策彻底打破了六国合纵的绝对优势,让山东六国的合纵从此成为了一句空话,六国之间的联盟再也威胁不到秦国的切身利益,可以说他的这一政策极大地缓解了秦国面对的压力,让秦国能够在当时那种夹缝当中生存下去,同时也为秦国谋取了很多的实际利益。

在那个历史时间段,秦国可以说真的达到了不战而屈人之兵,凭借着张仪的三寸不烂之舌就获得了很多的土地,不仅是节省了军队的资源,更是为国家的综合实力发展腾出了时间和空间,让他的发展可以更加井然有序地进行。

因此,对于秦国来讲,张仪是一个必不可少的人物,如果没有他的连横政策,如果没有他为秦国做出的贡献,那么秦国很有可能在山东六国给予的巨大压力之下轰然崩溃,如果真的是那样的话,那么后来也就没有那千古一帝秦始皇,也就没有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封建大一统王朝秦朝,中国的古代历史很有可能就会向着另一个方向发展。

司马错不如白起、王翦闻名,却为秦国打下巴蜀做出巨大贡献

而司马错是和张仪同时代的一位武将,他的名声可能没有后来的白起、王翦那么高,但是这个人也为秦国的发展谋取了巨大的利益,他最大的贡献就是为秦国打下了巴蜀地区,千里越秦岭,轻兵下巴蜀,司马错用神乎其神的奇袭战术一举拿下了巴蜀地区,让秦国拥有了那个天然粮仓,为后来军队战争的后援资源提供了很大的保障。

也正是因为巴蜀地区的作用,才不至于后来的长平之战因为粮草问题而失败,因此司马错的眼光是非常长远的,他能够看到巴蜀地区的强大作用,同时也能够运用代价最低的方式获得最高的利益,他与张仪的组合也是恰到好处的。

张仪能够极大限度上发挥政策的优势,能够极大地发挥纵横家的特质,能够利用语言获取实际利益,而司马错就是张仪如此行事的最大支撑,让其可以不战而屈人之兵。同时,司马错在后用强大的军事实力作为保障,这样一文一武的结合为秦国的发展谋取了太多的实际利益,也让秦国的综合国力迅速的发展壮大,这样的一个组合,他们的贡献是不可估量的。

范雎和白起和白起组合,让秦国获利颇丰,名声却褒贬不一

再一个是范雎和白起的组合,这一个组合其实类似于上面的张仪和司马错,范雎在张仪提出的连横政策的基础之上提出了远交近攻的政策,在的齐国燕国的基础之上,同时最大程度上牟取能够从韩国、魏国和赵国这三个国家牟取的利益。

同时,对于楚国的态度也能够很好地把控和拿捏,让秦国在最大程度上获取利益的同时也最大限度上保证国家的安全,可以说是张仪那个政策的升华,也是秦国历史上一个非常著名的外交政策。

而白起就更不用多说了,白起首先是秦国的大将,同时他也是战国四大名将之首,在冷兵器时代拥有着很高的声望,他的作战风格非常的狠厉,同时他的一生也从来没有经历过失败,在他所有带领的战争当中都以完美的胜利而终结,哪怕是目中无人的赵括也将白起当作自己平生最大的敌人,由此可见白起这个人的才华。

白起这一生当中为秦国打了无数场战争,其中最为著名的是伊阙之战和长平征战,伊阙之战当中,武安君白起共歼灭韩赵魏三国联军二十四万,将山东六国的联军阻挡在了函谷关之外,击垮了六国之间的联盟,让刚刚平定了内部混乱的秦国,有一个安定的环境进行发展,可以说稳定了秦国的基础,也安定了秦国的君心,让秦国度过了一个难关。

也正因如此,白起在秦国的声望才越来越高,后来在长平之战当中,武安君白起又一次获得了重大的胜利,同时也因为这场战争,他留下了他人生当中饱受争议的一个时间,那就是长平杀降事件。

长平之战白起虽然获得了胜利,但是同时他也坑杀了赵国降卒四十万,这也是为什么后来人对他褒贬不一的原因,但是无论如何,他的这个做法可以说最大程度上削弱了赵国的实力,站在秦国的角度上来看,这一做法是实实在在的为秦国谋取了实际利益,我们不去评判这个做法本身的对错,正在白起身为秦国臣子的这一立场之上,这种做法对于秦国来讲是非常有益的。

因此,范雎和白起这一组合在功绩上来讲是非常难得的,我们之所以这么想,是因为这一个组合在最终也留下了很多的遗憾,因为范雎虽然有才,但却是一个小肚鸡肠的人,他担心白起的声望越来越高会影响他的前途,便参与了谋杀白起的事件,让一代将星就此陨落,一让秦国蒙受了一个巨大的损失。

总述

笔者认为,在战国时代,著名的文臣武将的组合其实有很多,除去我们上次所说的这些,在战国末期的王翦和尉缭子,也是一个非常著名的组合,他们之间也有过很多默契的配合,而齐国的田忌和孙膑同样也是很好的组合,他们不仅为其国谋取了很多实际的利益,还留下了田忌赛马这样的千古奇谋。

虽然说蔺相如和廉颇这一对组合比较出名,但是如果我们真正的深入的去了解历史的话,就会发现历史当中闪闪发光的人物和事件有很多很多,我们并不能够将目光完全集中在某个人或某件事身上,看待历史的时候务必要完整,务必要将那些发生过的人和事都进行全面的了解,也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更完整的去理解一个时代,才能够更完美的去了解一个社会,同样才能更好的去理解那些组合。

其实历史上所有著名人物的出现都有它的道理,他们都为历史的前进做出了这样那样的贡献,或许有些人已经埋没在历史的风沙当中,但是,在已经发生过的曾经,他们都是熠熠发光的那个人。

为何春秋时期的诸侯们热衷于争霸?

西周覆灭后,历史进入了春秋时代。在春秋时代,周王室被边缘化,王权衰落、霸权兴起。

在整个春秋时代,争霸是周王国的主流趋势:公元前722年~公元前710年,“小霸”郑庄公主导了东周第一次“世界大战”,在成功与齐、鲁二国结成盟友后,取得了对宋、卫、蔡、陈联盟的决定性胜利;公元前685年,齐桓公抢先回国夺得君位,开启了与楚成王长达四十三年的争霸历程;在齐桓公死后,宋襄公妄图争霸,却被楚成王多次羞辱,不但没能称霸,还因泓水之战中受重伤而在公元前637年去世;公元前632年,晋文公率晋军在城濮之战中战胜楚军,成为东周第二位霸主,拉开了晋、楚一百二十余年争霸的序幕;公元前597年,楚庄王在邲之战中击败晋军,当上了东周第三任霸主;公元前575年,楚共王在鄢陵之战败于晋军,标志楚国失去了霸业;公元前562年,晋悼公以“三分四军,轮番出征”战术彻底拖垮了楚国,征服郑国而夺回了霸主之位;公元前506年,吴王阖闾攻入郢都,几乎灭了楚国,让晋、楚争霸格局彻底终结;公元前482年,吴王夫差挟挫越和败齐之威在黄池压倒晋国,成为新一代霸主;公元前473年,越王勾践灭吴,当上了春秋“末代”霸主……。

从春秋初到春秋末,虽然能坐上霸主之位的人并不多,但稍微强大一点的诸侯国都想称霸。这就是春秋的现实。

所谓“霸主”,就是诸侯之长。为什么春秋诸侯如此热衷于争霸,却不通过消灭和吞并其他诸侯国来壮大自身呢?首先,需要特别强调的核心关键是,争霸不是目的,而是一种手段——争取更多资源以发展壮大自身的手段。

争霸是东周诸多强者之间的游戏;一旦成为王室和诸侯公认的霸主,就意味着能获得比其他竞争者更为丰富的资源,在竞争中能处于更加有利的位置。

像晋国,长期担任诸侯霸主,就可以公开要求诸侯进贡。那些认同晋国为霸主的诸侯国,都需要定期向晋国进贡,以获得晋国的保护。公元前549年,因为晋国正卿士匄对诸侯征赋过重,郑国子产特意写信劝谏,让士匄减轻诸侯负担;公元前529年平丘会盟时,子产再度对晋国划定的进贡标准产生异议,成功地让晋人减轻了郑国的赋税。由此可见,当上霸主后,就能享受各诸侯国定期的进贡,对霸主之国而言当然是获利多多。

可从另一方面来说,虽然当上霸主获利良多,但未必一定要当上霸主才能赢得利益。

典型案例如楚成王,一生曾经与三个中原强国争霸,分别是齐、宋、晋。尽管在与这三国争霸过程中,楚成王整体上并未落下风,可他却从未当过东周霸主。尽管如此,楚成王执政时却是楚国发展最为迅速的阶段:不但逐渐赢得了中原诸侯国的认同,还把楚国领土扩张到了淮河中下游。特别是在齐桓公称霸期间,表面上每次对抗齐桓公都能压过楚国,但实际上却是齐国得了“面子”、楚国得了“里子”:楚国领土就是在这期间扩张到淮河流域的。

楚成王不作霸主却获益良多,这充分证明了争霸不过是个“手段”,最终目的还是争夺资源、以壮大自身。

既然争霸不过是壮大自身的一种手段,那么在春秋强者眼中,争霸与“吞并和消灭它国”也就不存在根本性的矛盾和冲突。虽然春秋时代争霸是主流,但吞并和消灭它国来壮大自身也是寻常之事。

东周“小霸”郑国崛起过程中,就先后灭了郐国、东虢国、祭国、鄢国、胡国等等;南方楚国在崛起过程中,先后灭了权国、陨国、绞国、南申国、息国、江国、黄国、蓼国等等诸侯国;在进入春秋后,齐国吞并了祝国、纪国、遂国、谭国等等国家;晋国在称霸前,灭了郇国、霍国、杨国、韩国、魏国、虞国、芮国、西虢国等等;秦国则灭了梁国、西戎十二国……。

所有这些案例表明,东周诸侯在忙于争霸的同时,从来就不会放弃消灭、吞并其他国家,以壮大自身。所谓“春秋战争不以消灭他国为目的”的说法,原本就是个错误的结论,根本与史不符。

公元前487年,因为曹伯阳不自量力尝试称霸而得罪了宋国,结果被宋景公率兵剿灭。宋国长期处在东周二流诸侯国水平,其实力不足以主导争霸战争。但二流诸侯国宋国却一举吞并了曹国,足以证明直到春秋晚期时,灭它国以壮大自身的现象依然十分常见。所以,越国灭吴、楚国灭蔡、陈二国等等,也就不足为奇了。

但是,能不能吞并其他国家,是受到当时很多客观因素限制的。

典型案例,陈国就曾两次被楚国所灭,但又两次被复国;直到公元前478年,楚国人在第三次伐陈后,才最终吞并了陈国。

为什么前两次楚国灭陈都不能成功呢?

公元前661年,齐国大夫仲孙湫访问鲁国,顺便查看庆父作乱对鲁国的影响。回到齐国后,仲孙湫告知齐桓公:“庆父不除,鲁国国难不会停止。”听说鲁国内乱不休,齐桓公猛地冒出了另一个念头:“鲁国可以被吞并吗?”仲孙湫听了,赶忙回答:“不行,鲁人还秉持周礼。周礼,是立国之本。下臣听说,国家即将灭亡,根本先倾覆,然后枝叶随之枯萎。鲁人没有抛弃周礼,还不可侵犯啊!”

仲孙湫口中所说的“周礼”,其实就是代指一个国家能正常存在的社会秩序。虽然庆父之乱严重扰乱了鲁国政坛,但鲁国社会整体稳定,国人还未背弃社稷。所以,齐国想要强行吞并鲁国,必将遭到鲁人的强烈反对,得不偿失。

公元前681年,齐国灭了遂国;公元前677年,遂人突然作乱,杀死了齐国戍卒。为此,齐国再次出兵,歼灭了作乱的遂人。对于遂国这样的小国,即便是作乱,齐国花费轻微代价就能平定。但是像鲁国这样的大国,一旦作乱,齐国所要付出的代价就不可同日而语了。因此,只要鲁国人心未失,春秋时期的任何大国要想吞并它都得仔细斟酌可能付出的沉重代价。

同样,楚国对外扩张的国策虽然是“灭国为县”,但如果灭一国所付出的代价过大,楚人也不得不仔细去权衡其中利弊。这就是陈、蔡等国多次被灭、其后又被楚人数次复国的根本原因所在。

春秋时期,绝大多数强国实力还不足以对其他诸侯国形成压倒性优势,所以只能退而求其次,以“争霸”的方式来强迫其他国家来服从自己,而不是一味寻求消灭、吞并对方——因为强行吞并他国,所付出的代价也许更加沉重。但那些本身弱小、国内又人心尽失的诸侯国,则纷纷被强国吞并,再也没能出现在历史舞台上。

经过三、四百年的实力积累后,强国实力大大增强,才慢慢加快了“大鱼吞小鱼”的进程——此时,历史就正式进入了战国时代。

所以,春秋时代诸侯们虽然热衷于争霸,但并非不想吞并和消灭其他国家,而是需要仔细衡量“争霸”与“灭国”之间哪一种手段所花费的代价更小。

为什么春秋战国人才辈出?

都说乱世出英雄。在中国历史上,征伐四起的春秋战国是一个人才辈出的时代。

短短的几百年间涌现出了管仲、晏婴、百里奚、文仲、范盖这样一大批有作为的政治家,孙膑、王陵、廉颇、李牧等一大批有才于的军事家。

李悝、吴起、商鞅、范蠡等著名改革家,孔子、墨子、老子、荀况、韩非这样一些在中国思想史和哲学史上产生了深远影响的思想家。

孟尝君、春申君、平原君、信陵君这样的贤德的战国四公子。

苏秦、张仪、公孙衍这样一些著名的策士、纵横家。

也出现了屈原、鲁仲连、蔺相如这样一些品德和气节高尚、能主持正义的仁人志士。

春秋战国时代,不仅政治、军事和思想文化领域里百家争鸣,十分活跃,就是在工艺建筑、农学、医学、文学艺术上也出现了许多了不起的人才,有着卓越的成就。

那么究竟是时势造英雄呢,还是英雄造时势呢?

为什么春秋战国时期人才辈出,而后世的许多朝代虽说不乏名臣名将,但比之春秋战国,还是略微欠缺些许。

首先,随着牛耕和铁器的推广,人类的生产力较之以前有了大大的提高。

春秋战国时期也正处于这样一个奴隶制向封建制过度的一个特殊时期,政局动荡,人民的思想也十分不稳定,由于周朝分封制的弊端,导致各地诸侯互相吞并,漠视周天子,礼崩乐坏的情况下,各国是十分需要人才的。

同时,这个时代给了这类仁人志士太多的机会和空间得以展示他们的才能。

春秋战国时期,君王、臣下都十分礼贤下士,尤其许多府第都收了许多幕僚。这样的制度让许多出身下层的人才有可能进入社会上层,参与政治。就像"毛遂自荐"这个故事中的毛遂提到的:"吾乃囊中之锥,未曾露锋芒,今日得出囊中,方能脱颖而出。"

幕僚的制度为出身下层的士人提供衣食住行等基本生活需要,使得像苏秦那样的穷汉不至于冻饿而死。他们投到主人门下,不论出身如何,只要有适当的机会就可以大显身手,从而进入社会上层,直至为卿为相。

其次,那就是这类士人有择主的自由,可避免压制人才。

这个国君不重视他可以换一家,这让国君不得不重视这些士人。"良臣择主而事",这在当时被认为是天经地义,理所当然的。例如,张仪为秦相,破坏合纵联盟,使河东六国吃尽了苦头。按道理他应该不容于河东六国,可是当他受公孙衍排挤跑到魏国时,魏王立即拜他为相。其他士人转换门庭更是平常事了。

这些幕僚虽在政治上、经济上依附于统治阶级,但就每个人来说又是充分自由的,对主人不满,可以随时离去。

因为主人可以选择门客,门客更可以选择主人。主人如果是诸侯,不礼遇士人,士人纷纷离去,就会亡国;主人如果是大夫,不尊重士人,士人纷纷离去,他就会垮台。

而士人呢?如果和主人行不合、言不用,也没什么了不起,换个主人,一走了之就是了。因此,有收养食客的这样的风气作为基础,人才才可能流动。就好像市场起到了资源最优配置的作用。

人才可以自由流动正是春秋战国时代人才辈出的一个重要原因。

在任何时代,人才都是非常紧俏的一种资源,国家需要人才来进行建设。但是千里马只有遇上了伯乐才能施展其最大的才能,如何为人才提供一个良好的环境和发展的机会。

我们或许可以借鉴一下春秋战国时期的做法——尊重士人,重用士人,对人才保有一种礼遇和不计前嫌的态度,这样才会实现共赢。

左传和春秋哪个早?

《左传》全名《左氏春秋》,相传是春秋时代盲人左丘明所著。所以叫《春秋左氏》,又叫《左传》 《春秋》为孔子晚年依据鲁史所选择整理的教科书 《春秋》是我国第一部编年体史书

为什么春秋时期要从前722年算起?

【任微言卿观点】春秋是东周的一部分,一般来讲春秋有狭义、广义两种分期方式,即使是按同一种分期方式,起止年限也有多种说法,有的是按自然年分期,有的是按历史重大事件分期。至于《春秋》这本书,其实也并没有涵盖整个“春秋时代”。

“周平王东迁”史实与“东周”、“春秋”两个时代

周平王,名姬宜臼,是西周末代君主周幽王姬宫湦之子。周平王做太子时,曾经遭遇了一场废储风波,周幽王废储姬宜臼,而改立褒姒的儿子伯服为太子,姬宜臼逃奔到其母亲的祖国申国。申国联合犬戎、缯国进攻西周,攻陷了周都镐京,周幽王被杀,西周灭亡。

当时,支持幽王的虢国在“携”这个地方拥立王子余臣为新的天子,史称“周携王”。支持姬宜臼的诸侯,如卫国、郑国、晋国等拥立姬宜臼为天子,即“周平王”,史称“周二王并立”。

西周的大本营关中渭河流域一带,经过战乱已经非常残破,凶残的犬戎虽然暂时退出,但随时可能重返,时刻威胁关中地区的周人生存。从内部来看,周室已经分裂,支持“周携王”的虢国已经占据了重要的战略要塞函谷关一带,掌握了进出关中的咽喉。周平王一伙首先要解决的是生存问题,不能在一隅之地坐以待毙。为求自保,公元前770年,周平王在晋、郑、卫等诸侯的护送下,东迁到成周洛邑之地,重建了周室的基地。周平王二十一年,晋文侯攻杀携王,结束周室分裂。

因为洛邑是在镐京的东部,所以自周平王东迁后的周朝,被称为“东周”,与此前的“西周”相对。“东周”又可以划分为春秋、战国两个时代。春秋是礼崩乐坏、大国争霸的时代;战国是七雄并起、逐鹿中原的时代。

《春秋》一书为什么不从公元前770年开始写起,而且是前722年开始写起。

史书《春秋》从鲁隐公元年(公元前722年)开始记起,为什么《春秋》要从鲁隐公元年开始记事呢?目前有多种说法:

《春秋》原是完整的鲁国编年史,但由于很多原因,流传下来的只是其中一部分,恰好是鲁隐公时代开始的。鲁隐公在位期间,被其弟鲁桓公刺杀,开启了弑君之风气。以鲁隐公在位时期作为《春秋》之始,为了是惩恶扬善,让“乱臣贼子惧”。《春秋》相传为孔子所编订,但是当时孔子能查阅到的信史,最早就是鲁隐公时期的,再早的史料孔子没有见到,或孔子认为不可信,因此没有记录。《春秋》共记载十二位鲁国君主在位的事迹,先秦时代,“十二”是个有着特殊含义的数字,象征着一个完整的治世。

除此以外,还有很多说法,足可以考证成一本书,但总之,我们现在看到的《春秋》,就是从鲁隐公元年(公元前722年)开始记起。

“春秋时代”如何分期

东周开始时间是公元前770年,距离《春秋》的上限公元前722年,尚有48年。《春秋》下限的公元前481年距离《资治通鉴》开篇三家分晋的公元前403年,也有78年。因此“春秋时期”的分期主要有几种说法:

吕思勉《先秦史》、钱穆《国史大纲》、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均以《春秋》记载的历史为“春秋时期”。按重大历史事件分期,“春秋时期”从公元前722年到晋国智氏灭亡的公元前453年。按《春秋左氏传》分期,“春秋时期”从公元前722年到公元前473年(晋国三家灭智氏)。郭沫若将“春秋时期”上限定于周室东迁的公元前770年,下限到《史记·六国年表》的开始时限公元前475年。

综合以上,我认为,从上限来看,自公元前770年周室东迁后,王室实际上已经丧失了对诸侯国的控制,列国争霸的历史进程实际上已经开始了。从下限来看,公元前473年晋国赵氏、魏氏、韩氏三家联合灭亡智氏,晋国事实上已经被瓜分,实际上已经进入了战国时代。以前770年到前453年作为春秋时代,是合理的。

《春秋》记载的事件和时间起止,只是“春秋时期”的主体部分或主要部分,并不是全部。这样的分期,应能更好的从宏观上把握历史的发展。

《春秋》是一本什么样的书?

史载:“春秋”一词是周代各诸侯国国史的通称。《国语·楚语》载:“教之春秋”。《国语·晋语》载:“羊舌肸习于春秋”。可见,当时各国均以“春秋”为名作史,但其他国家的“春秋”都失传了,仅有鲁国《春秋》得以流传下来。

先秦时期,人们较为重视春、秋两季,春季代表着一年之始,多称为“王正月”,而“秋,禾谷熟也”,乃是收获季。春、秋二字常连用,故常以春秋代表时令,以示重要。重要的大事也都发生在一春一秋,所以先秦史,把记载历史大事的书称为《春秋》。

《春秋》以鲁史为原始材料,内容以鲁国历史为主,兼记周室其他诸侯的重要事件,相传为孔子所编订,孔子自称“述而不作”。

《春秋》记事严谨,对人物的褒与贬、对事件的对与错,用词极其严谨,“春秋笔法” 、“微言大义”也成了中国历史记述中特殊的一种风格。

《春秋》被儒家列入“五经”,奉为经典。《春秋》文字记载较为简单,全书一万八千余字。为了解释《春秋》经文,有《公羊传》、《榖梁传》、《左氏传》加以解释,被称之为《春秋三传》。

综上可以看出,《春秋》是书名,“春秋”是时代,“春秋”是“东周”的一部分,它们之间既相互关联,又不完全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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