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榷，张献忠与李自成为什么不合作对抗清军？
李自成和张献忠的名字，凡是对历史稍有了解的人可谓是如雷贯耳，他们是明末农民起义军的主要人物，也是明王朝的掘墓人。为了突出他们两位是灭亡明王朝的主要力量，无论是正史还是野史都将他们单独列传，如《明史》、《罪惟录》、《石匮书》等等。尤其是李自成更是直接攻破帝都北京，宣告了国祚长达276年的明朝灭亡。但是在清朝入关之后，双方同为农民军领袖，却采取了各自为战的态度，让清军各个击破，我认为原因如下：
第一、狭隘的封建小农意识，具有狭隘、自私、分散等弱点，阶级局限性使李自成集团和张献忠集团从合作走向决裂。
两人不可能一起合作的事实其实在崇祯八年荥阳大会之后就已经开始露出端倪。在会议时起义军十三家领袖商讨怎么应对官军的各个击破，希望能拿出一个切实可行的办法。当时李自成还是十三家领袖之一高迎祥部下的闯将，李自成提出将十三家农民军分成数支大股部队，划分战区对抗官军，并在会上说如果这样即便关宁军来了也不怕（还是太年轻），得到诸位领袖的首肯。
《小腆纪年附考·卷一》：自成进曰：“匹夫可奋臂，况十万众乎！今吾辈且十倍官军，虽关、宁铁骑至，无能为也！计惟分兵随所向立效，利钝听之天。”众曰：“善。”在会后，李自成作为高迎祥的部将，随同高迎祥和张献忠联军东下，这算是两人具有间接性的第一次合作，联军由河南直下安徽，攻下了明朝中都凤阳，明廷大为震动，也就在此时双方的矛盾开始公开化，两位农民军领袖居然为了乐工和乐器大起争执，反目成仇，此后李自成分兵西进。
《明史·卷三百九》：自成从献忠求皇陵监小阉善鼓吹者，献忠不与。自成怒，偕迎祥西趋归德，与曹操、过天星合，复入陕西。当然，其深层次的心理因素恐怕仍然是高迎祥和李自成惧怕张献忠吞并其部，此番争执可能只是导火索罢了，“献忠始与高迎祥并起作贼，自成乃迎祥偏裨，不敢与献忠并”。
矛盾在这之后愈演愈烈，崇祯十一年正月，张献忠受明廷招安，屯兵于谷城。而李自成此时被洪承畴追杀的狼狈不堪，走投无路之下，带着百余人去投奔张献忠，张献忠不仅不予以接纳，反而杀心陡起，准备干掉李自成，幸好李自成警惕性高，一个人骑着一头驴开启了说走就走的逃亡，狂奔600里，跑到了另外一位起义军首领老回回马守应的军中，也许是“旅途”劳顿加上怒火填膺，一病不起，长达数月之久。
《流寇志·卷三》：闯将以残众数千走汉南，众散殆尽，将亲信兵百余人入楚，依献忠，不许，走竹溪。献忠欲谋杀之，自成独骑驴，日行六百里。走商洛，至淅川老回回营，卧病数月。对张献忠的“大恩大德”，李自成自然是没齿难忘，毕竟是个人都有点背的时候，崇祯十三年八月，张献忠被左良玉揍得有点惨，穷途末路的张献忠投奔李自成，李自成一开始以部曲待他，但是张献忠不服，李自成也陡起杀心想干掉张献忠，在罗汝才的帮助下，李自成脱身逃走。
《小腆纪年附考·卷二》：自成欲以部曲遇之，献忠不肯屈，自成将杀之，汝才止之，资以五百骑，麾曰：“亟引而东，合革、左，此地非吾当留也！”献忠乃东奔。在这一时期，李自成和张献忠虽然互相记恨，但是，面对共同的敌人明朝，还是可以进行互相利用性质的合作。比如联合对抗关宁军（当然，结局是被暴打）。而且史料也记载推测出双方在崇祯十四年之前有过合作，“是月，张献忠、李自成不相下，罗汝才亦忤献忠，献忠奔陨西，自成、汝才分兵南下”，这段史料证明在崇祯十四年之前李自成和张献忠是在一起的，否则就不会有“不相下”一说。
第二、各自的独霸的帝王式思维，使双方的矛盾更加白热化。
崇祯十六年，明王朝行将朽木，而横行于大将南北的起义军也只剩下了李自成、张献忠两大支农民起义军。李自成在本年攻克襄阳，改名襄京，开始组织政府，着手军队改编，为以后称帝代明做准备。与此同时，张献忠也攻克了武昌，开始铸造“西王之宝”，大封官员。所谓“天无二日，国无二主”，李自成对张献忠的行为大愤懑，于是派人带话，歌词大意：“老子下一个收拾的就是你。”
《流寇志·卷七》：老回回已降，曹操、革里眼、左金龙皆为我所杀，行将及汝矣。不仅如此，还贴出告示，杀死张献忠者，奖励千金，“有能擒斩献忠以献者，赏千金”，张献忠因为李自成势大，不得已卑辞厚礼向李自成赔不是，结果派去的使者有去无回，被李自成扣留，史载“献忠恨之”。
张献忠对李自成的仇恨至此到达了不可解的程度，占领四川后凡是石碑上有“大明”、“大顺”字眼的，旁边的人家也得跟着倒霉。一日听到有“张家长李家短”之语，张献忠大喜道：“这说明我我胜过了李自成。”，“张家长，我胜自成兆也”。
在崇祯十七年十月，此时李自成的农民起义军已经被清军压制在陕西，失去了往日的实力。于是张献忠在四川成都称帝，国号大西，改装大顺，挑衅意味极其明显。并且还和想占据巴蜀的李自成麾下将领马科为争夺保宁、绵州一带爆发冲突，打赢马科后，改绵州为得胜州，“献并得守城者，改绵曰得胜州”，还想进一步夺取汉中，结果被李自成部将贺珍击败，双方关系算是彻彻底底的决裂了。在清军南下之际，两支起义军互相火并，所谓的合作根本是看不见，摸不着的事。
三、目光短浅，没能预估到清军所带来的威胁。
明末的两个农民军领袖都不约而同的对清军威胁预估不足，李自成在山海关之战中没想到清军会帮助吴三桂，是人所共知的事。
而张献忠就压根没想到清军会来打他，他的眼里似乎只有李自成和南明势力，对清廷的威胁毫不重视，事实上早在顺治二年十一月，清廷已经有消灭张献忠的意向，在正式行动前，还给张献忠写劝降诏书，“张献忠如审识天时，率众来归，自当优加擢叙”，可见消灭张献忠已经提上了清军的日程。
可是张献忠根本不当回事，对清廷不做任何防备。在顺治三年十二月，豪格率军长途奔袭三百里，对张献忠实行了斩首战术，张献忠面对“清军来了”的警告，居然不相信，“此群猺求食耳！清兵岂能越朝天关耶？”，并出营观望，被清朝神射手雅布兰射死（放箭之人各书记载不同，有云雅布兰，有云鳌拜，又云豪格亲射，莫衷一是，权取一说）。
如果李自成和张献忠能对清军的威胁有充分的预估，他们或许会选择短暂的合作吧！
综上所述，就是我对此题的分析，封建小农思想的局限性，加上对清朝威胁估计不足，使张献忠和李自成注定不能合作。
引用文献：《清世祖实录》、《国榷》、《明史》、《小腆纪年附考》、《流寇志》、《怀陵流寇始终录》、《蜀龟鉴》、《蜀碧》
牌票是什么？
牌票，汉语词语，拼音pái piào，意思是旧时官方为某具体目的而填发的固定格式的书面命令，差役执行时持为凭证。
出处
《国榷·卷八十五》：登莱巡抚袁可立言：今二月，总兵沈有容以生员金应魁东师复州总兵刘兴祚即刘爱塔密禀内应，且求臣免死加衔牌票，随给去。
蓝玉案是怎么一回事？
蓝玉本是开国功臣常遇春的妻弟（小舅子），是洪武后期最有名的将领之一，为大将军、凉国公、太子太傅。蓝玉勇敢杀敌，所向披靡，堪称常胜将军，曾南征云南、北征大漠，平定叛乱，为明初的稳固与统一立下了汗马功劳 然而就在蓝玉平叛胜利，于二十五年十二月班师回朝时，等待他的却是一场突如其来的灾难。 胡惟庸案刚刚告一段落，到了洪武二十六年（1393），又发生了一个案子，叫做蓝玉案。 蓝玉本是开国功臣常遇春的妻弟（小舅子），是洪武后期最有名的将领之一，为大将军、凉国公、太子太傅。蓝玉勇敢杀敌，所向披靡，堪称常胜将军，曾南征云南、北征大漠，平定叛乱，为明初的稳固与统一立下了汗马功劳。 然而就在蓝玉平叛胜利，于二十五年十二月班师回朝时，等待他的却是一场突如其来的灾难。转年正月初十左右，蓝玉回到南京。二月初八日，早朝即将结束时，突然有人控告蓝玉谋反，说他与景川侯曹震等企图趁朱元璋出宫举行“藉田”仪式时，发动兵变。蓝玉被当场逮捕。一天后，朱元璋就下令将他处死，其家人也全部被杀。当时受株连被杀的，列入《逆臣录》的就有一公，十三侯，两伯，两万五千人。为什么蓝玉在刚刚取得平叛胜利时，却因谋反获罪，在入狱第二天就被处死，并且株连如此多的人？这些都成为疑点，而且都与前不久刚刚发生的胡惟庸案极为相似，以至于后人常常把他们并称为胡蓝之狱。 《明太祖实录》、《明史》均记载，蓝玉与鹤庆侯张翼、普定侯陈桓、景川侯曹震、舳舻侯朱寿、东莞伯何荣、都督黄略、吏都尚书詹徽、户部侍郎傅友文以及蓝玉的部将等密谋，准备趁皇上举行出耕藉田仪式时，乘机劫驾，以图谋反。二十六年二月，为锦衣卫指挥蒋发现，告蓝玉谋逆。审讯群臣，案情属实，于是蓝玉等伏诛，列侯以下坐蓝玉党灭的不可胜数，详情都列在《逆臣录》中。 《明实录》、《明史》都是以《逆臣录》为依据的，所以《逆臣录》就成为研究蓝玉党案的最原始最基本的文件。《逆臣录》是在蓝玉案发两个多月后，由朱元璋亲自作序，翰林馆臣编辑的，详细记载了蓝党谋反的主要事实，包括试图谋反的具体时间、参与人物、活动地点，言之凿凿，似乎是铁板钉钉，不容置疑。以至于人们虽对朱元璋借端株连，兴起大狱，颇有非议，但却认为蓝玉及其党徒谋反确有其事。谈迁的《国榷》、查继佐的《罪惟录》、谷应泰的《明史纪事本末》均遵照了《明太祖实录》、《明史》的说法。 朱元璋定胡惟庸案时，曾将案犯的狱词编为《昭示奸党录》，公布于世，不过它失传了。而《逆臣录》却保存下来，其传抄本藏在北京图书馆。《逆臣录》共五卷，选录出近千人的口供，并记载近千人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前往蓝玉的公爵府饮酒赴宴、密谋造反的事情。于是，这位曾经为大明立下汗马功劳的大将军，霎时间变成了一个阴谋造反者。蓝玉谋反了吗？事实究竟是怎么样的呢？《逆臣录》果真是证实蓝党罪状的依据，还是恰恰说明它正是一桩冤案呢？吕景琳《蓝玉党案考》一文，对目前保存下来的《逆臣录》加以考证，认为《逆臣录》破绽百出，疑窦丛生。 首先，蓝玉并未招供。在这部供词汇编中并没有蓝玉、景川侯曹震的口供，表明两名主犯根本没招供。另据郑晓《异姓诸侯传》载，蓝玉被告谋反时，朱元璋曾召集群臣廷议，蓝玉极力辩护，不肯牵连他人。詹徽恐吓蓝玉，逼蓝玉招供，蓝玉于是大声喊道，詹徽就是我的同党，吓得詹徽只好作罢。供词汇编竟然没有主犯的口供，这个狱词的真实性就颇值得怀疑。 其次，蓝玉在洪武二十五年六月自西北罕东地区南下川西，平定月鲁帖木儿叛乱。八月二十二日，蓝玉的亲家靖宁侯叶升，以交通胡惟庸罪被处死。十一月二十七日，中军都督佥事谢熊奉命前往成都，奉旨召取蓝玉回京。据谢熊供词，十二月二十二日，在凉国公宅第，蓝玉问：“谢都督，你怎么来的？”谢熊说：“我来取大人回京。”蓝玉说：“我知道，必是我亲家靖宁侯胡党事内有我名字，差你来提取。实不瞒你，我如今回家看动静，若是果有这话说，好歹下手做一场。你回去休要泄机，若事成时，大家得安享富贵。”接着，便在四川到处活动，二十六年正月初一二到武昌，初三到九江，初七到安庆，一路上明目张胆地联络谋反事宜，令人咋舌，但随后的活动，更令人瞠目。
谈迁国榷？
《国榷》为记载明朝历史的私家编修编年体史书，1958年由古籍出版社分六册出版，作者谈迁（1594年-1658年）。该书鉴于经史官员垄断了明历代实录，很多地方忌讳失实，而各家编年史书又多肤浅伪陋。谈迁寻访到各种资料，广征博引，力求征信。天启元年（1621年）始编著，初稿六年后完成，据称此书“六易其稿，汇至百卷。”顺治四年（1647年）全稿被窃，他又发愤重写，顺治十年（1653年），谈迁应弘文院编修朱之锡邀请，携稿赴北京，访问前朝遗老、皇室、宦官、降臣等，阅读公家档案，重新校订《国榷》，以三十余年编成《国榷》一书，署名“江左遗民”。
信阳有重新并入湖北省的可能吗？
不知道这个问题怎么提出来的，南阳和信阳并入湖北？就目前的形势来说，武汉对于省内都自顾不暇，何来去辐射外省的南阳和信阳？私以为信阳和南阳划入湖北的可能性几乎没有，先看看湖北内部的形势。
湖北省内来说，武汉太过于偏向于东部地区，并且明显有进一步向东发展的趋势。西部广大平原被冷处理了，跟河南的豫南豫东地区一样的命运。随州市离武汉这么近也没见得有什么被重视的地方，甚至孝感这么近的城市都被边缘化。本省内部都这种形势，再加入南阳和信阳干啥？难道河南顾不住这地方，湖北就愿意去顾，舍弃自己的直系亲属去帮助南阳和信阳？
如下图：
可以看出，南阳到郑州直线距离223公里左右，到武汉的距离未317公里左右。往北几乎一路是平原，且方言相同，文化相通，从各方面来说，南阳也是河南的核心区域之一。而相对而言，信阳离武汉比离郑州更近一些，却不一定就跟武汉的关系近，等会我再细说。
信阳离武汉近会让人觉得有天然的亲近感，或许信阳人会更加亲热武汉而不是郑州。但是真实情况并非如此。如下图为信阳人出行热度排行：河南郑州赫然第一；而第二的则是临近的驻马店市；第三，第四没有一个是湖北的城市，一直到第五名才出现了湖北的省会城市武汉。截止到第十名也没有出现其他任何一个湖北的临近城市！信阳人是有态度的！
看到好多帖子里，部分湖北的同学表达了对信阳和南阳的不屑，说信阳和南阳的河南人一头热的想归湖北。这个都是少部分人搞出来的东西，事实说明了一切，信阳和南阳人归属感还是在河南，即便是之前武汉铁路局强行拿走郑州铁路局的南部五市。当然，说这些的只是个别人，不能代表整个群体，没有跟湖北朋友互怼的意思，如有冒犯，致歉！如果说部分人信阳人说自己是湖北人，那也是个人行为，出于对地域歧视的恐惧而出现的个别行为而已，绝大部分人仍然会淡定地说自己就是河南人。我还记得，在中国被黑得很惨的岁月也出现过中国人冒充日本人和韩国人的事件，这就是一种自保行为，也没法过多批评啊什么的。
再从地理上仔细看看吧！如下图是地形图，河南信阳和湖北随州之间是一片连绵大山。
这就是天然的地理分界线——大别山脉，将湖北和河南天然隔开，从地理上也决定了信阳大部分地区跟河南的交往会更加密切，人文更加接近。
所以，南阳和信阳划归湖北完全是武器之谈，并且南阳人和信阳人也并没有病态到脱离河南强行加入湖北的地步。“大古荆州体制”也是一个笑谈而已，别想那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