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与远征命运困境2,广东宏远接下来该怎么走

剑与远征命运困境2，广东宏远接下来该怎么走？

打出两胜三负广东宏远实在差强人意，广东宏远在第二阶段开局不利，5战2胜3负，让广东队陷入困境，球迷陷入悲伤。

其实胜败乃是兵家常事，不要以一场胜败论英雄，而是要客观公正看待当前球队的胜败，方能透彻。广东宏远虽然在第二阶段成绩暗然失色，似乎一夜之间宏远大厦将倾。其中原因还是多方面的，也是无可避免的。但是，输几场球不重要，毕竟一个赛季漫长，输球不输志。接下来，宏远要做的是，其一，树立信心，鼓舞斗志，重燃激情其二：队伍重新调整、挖掘出自身潜力。其三：接下来尽可能签约1个大外援加强内线的实力。其四：等待马尚.布鲁克斯的回归。其五，勇于启用新人，为未来作准备。为团队输送新鲜血脉，其六：忍耐，继续在常规赛调试阵容，再以能够进入季后赛为目标即可，准备再输几场，待季后赛再爆发为时不晚。再接再励，再启征途，奥利给[太阳][太阳][太阳]

战争中阵地前的尸体去哪了？

还能怎么处理？有条件的尚且能草草埋葬，没条件的就弃之荒野，任由野狗啃食，更惨的还被制成了“干粮”。

自从有人类文明开始，战争就随之而生，但不管战争规模大小，在结束后总会导致参战军人的死亡，而这些军人死亡之后，他们的尸体如何处理，就成了不得不面对的问题。

如果战争规模小，处理起来还不算麻烦，但如果遇到大型战争，战后那些巨量的尸体都去哪了？这些尸体又是如何处理的呢？

让我们以古代战争为例，来看一看在古代，战争结束后人们是如何处理这些尸体的。

在翻阅古代史料时，经常会看到这样一句话，那就是“惟愿战死沙场，马革裹尸而还”，这简简单单的两句话，代表了古代从军之人一个朴素而又伟大的愿望

但事实上，愿望朴素不假，但真正能在战死沙场后，享受这个待遇的，要么是高级将领，要么是王侯将相，总之就是只有达到一定级别的人物才可以。

之所以会如此，是因为战场一般距离都较远，如果运一两具尸体问题不大，但如果运输大量的尸体，就十分困难了。

而困难的最根本原因，就是在路途遥远，并且没有相应储藏条件的情况下，尸体极易在运送过程发生高度腐烂，虽说古人们也掌握部分相关技术，但毕竟实际操作起来相当费事。

比如在五代十国时期，辽太宗耶律德光在入侵中原，并占据东京汴梁不久后，因为各地起义不断，最终不得不撤出中原，在走到栾城（河北栾城县）的杀虎林时，又气又悔的耶律德光一病不起，很快就病逝在此。

这皇帝病逝了，自然不能随随便便找个地方埋掉，因此把他的尸体带回北方，就成了当时一个必须要完成的任务，但路途遥远，如何保证完好的将其带走，也就成了一个大问题。

最后，还是随军的御厨出了一个主意，将辽太宗的内脏掏空，并用大量的盐进行腌上，这样尸体就不会发生腐烂，也就是说，把辽太宗做成了“咸肉”，最终，就是靠着这个办法，顺利的将辽太宗的尸体带回北方。

类似辽太宗的，还有明成祖朱棣，他同样也是远征途中，在他死后为了将他的尸首运回去，当时的大臣费了老大劲。

永乐二十二年（公元1424年）七月，御驾亲征的明成祖朱棣病逝于北征回师途中的榆木川，当时由于大军在外，京城无主，为了稳定军心，防止因朱棣驾崩的消息泄露而发生政变，大学士杨荣与随军太监马云经过商议，决定将军中所有锡器收集在一起，并熔成棺椁，将朱棣的尸体密封在里面。

靠着这个方法，朱棣的营帐里没有散发出一丝异味，杨荣等人每日照常上膳，最终在大军走了十五天后，方才到达京城。

从上述两个记录来看，将一具尸体在不腐烂的情况下带走是个相当麻烦的事情，至少在古代没有冷藏技术的情况下，大面积实现几乎是不可能的事。

因此，若是军中高级将领，或是王侯将相，也就是一两个人的话倒还能做到，但若是战争结束后产生的大量尸体，要想全部“马革裹尸还”，那根本就不可能做的到。

那么，那些战死在阵前的兵卒们，他们的尸首又是如何处理的呢？一个比较通用的办法，就是集中掩埋。

公元前260年，秦国与赵国之间爆发了著名的“长平之战”，赵国主帅赵括（就是“纸上谈兵”的那位）对阵秦国大将“杀神”白起，在白起的谋划之下，赵国大军的粮道被截断，以至于赵军断粮长达四十多天，不少士兵开始相互残杀为食。

到了最后，赵括本人也因突围失败，被乱箭射死，而赵国大军上下共计四十万人，除去240名年幼的士兵外，剩余的全部被白起下令活埋。

这就是古代战争中普通军人的下场，即便是他们投降，但对于胜利一方来说，始终是一个隐患，因此，最终就被挖坑活埋。

当然，这是被活埋的，还有那种在战死后就地掩埋的例子也不在少数。

秦朝末期，各地起义不断，其中项羽就成了当时一支很大的势力，在巨鹿之战中，项羽将秦将章邯打的连连败北，最终章邯干脆心一横，带着手下的士兵就选择投降了项羽。

但在投降之后，由于经常会受到义军的欺辱，再加上当时这些人担心日后会被秦朝清算，杀了自己的一家老小，因此就造成了人心浮动的局面。

项羽在得知这种情况后，召集将领开会，不少将领就建议说为了消除隐患，不如干脆将这个投降的士兵全部杀掉，最终，足足有二十万上下的降兵，被项羽的部下全部击杀，而这些士兵的尸首，就埋在了新安城南。

不管是赵国被埋的四十万，还是秦国被埋的二十万，这些士兵虽说是被埋葬了，但出于当时的情况，可想而知他们的埋葬方式是多么的潦草，可以说根本就没有“入土为安”这个概念。

即便是那些自己的战友战死，在埋葬上可能会稍微用点心，但最多也是比上述得好一点而已，基本上也是找一个地方挖个大坑，集中埋葬而已。

而这种简单而又潦草的埋葬方式，经过长时间的风吹雨打之后，就不免会被冲刷出来，比如前文所说的长平之战，当时赵军的埋葬之地，到了唐朝时，已经被雨水冲了出来，唐玄宗李隆基某次途径此地时，还因为看到”头颅如山，骸骨成丘“的惨状，专门下诏安排人进行掩埋，并在此地建了一个骷髅庙进行祭祀。

“京观”又称“武军”，是指在战争结束后，将敌军的尸首用浅土覆盖，堆在道路两旁，形成一个金字塔形状的外观。

说得简单点，所谓的“京观”，就是一个巨大的死人堆，在上面密密麻麻的皆是已经战死的士兵尸首，这些尸首被人为地堆放在一起，在接受过往行人“观瞻”的同时，还忍受的风吹雨打。

“京观”的历史非常悠久，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就已经有了“京观”的出现，并且时常被当时的人们用在战争结束之后，比如在《左传》中就记载，楚庄王在邲地（今河南武陟）战胜了晋国的军队之后，手下的大臣为纪念这次空前的胜利，就向楚庄王进言说要把晋军的士兵做成“京观”。

“楚重至于邲，遂次于衡雍。潘党曰：“君盍筑武军，而收晋尸以为京观。臣闻克敌必示子孙，以无忘武功。”---《左传》

由此可见，在古代很长一段时间里，”京观“都是一种在战场上处理尸体的主要方式，包括我们在翻阅史料时，这种残暴而又恐怖的做法，随处可见。

东汉末期，左中郎将皇甫嵩在平定了黄巾军动乱后，将十万颗义军的头颅割下，筑成了当时极为庞大的“京观”；三国后期，在绵竹一战中，由于蜀军战败，战死者同样也被做成了“京观”。

类似这样的“遗迹”，在古代可以说是数不胜数，但由于过于残忍，到了后期逐一都被掩埋或者清除，唐太宗李世民在位时，就曾对此专门下了一道诏书，命令全国各地只要有“京观”的，全部拆除，并加土掩埋，不得让其暴露。

当时，李世民还特意派遣了一部分官员，前往辽东，对当年隋炀帝三征高丽时，那些战死在高丽的士兵的骸骨进行收敛，并对高丽所立的京观全部平毁。

不得不说，李世民此举，对于那些不知道何年何月战死沙场，却被迫暴尸荒野的士兵来说，也算是功德一件。

在唐朝之后，虽说京观少了，但战死沙场的士兵依然很多，没有得到掩埋的人更是不计其数，尤其是逢上天下大乱，战死者就更是数不胜数，对于这些尸体，一般的情况都是弃尸荒野，任由那野狗之类的动物啃食。

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毕竟在古代，收敛尸体是一件极耗费人物和物力的事情，除非是朝廷出面，一般人根本承担不起这种消耗。

比如在明末天启年间的西平堡之战，因为叛徒出卖，三万明军全部命丧于此，在他们死后，尸首就扔在荒野中，直到康熙年间，民间有个心月和尚，用了近十年的功夫募捐，才勉强将这三万名早已化为白骨的士兵收敛起来，建了一座坟冢，就此埋葬而已。

说到这里，可能有人会感到疑惑，既然古代处理尸体这么麻烦，那干嘛不一把火烧了呢？这样既省时省力，还不会造成尸体腐败而产生大量的病菌传播，一把火下去，岂不是一举两得的事情吗？

之所以在古代的记载中，很少有用火来处理战死者这种方式，与中原地区的风俗习惯有很大关系，在古代，人们将火化尸体视为惩罚和羞辱，只有那些犯了大罪的人，才会有这个“待遇”，普通人对此都是避之不及，即便是在战场上，也就很少有有火化这种方式的存在。

把死去的士兵制成“干粮’，这听起来似乎有些天方夜谭，但在古代并不罕见，前秦的第五位皇帝，也就是宣昭帝苻坚从孙苻登就干过这种事情。

太元十一年（前秦太安二年，公元386年），在氐族人啖青的强硬推举下，苻坚代替年老的河州刺史卫平，成为了新的雍、河二州州牧，上位后，苻坚随即率五万大军发兵攻打前秦国主苻丕。

而在他发兵不久，遇到了罕见的旱灾，各地均闹开了饥荒，军中的粮草也捉襟见肘，常常有士兵饿晕或者饿死的现象发生。

而就在这个时候，苻坚告诉士兵，咱们有“熟食”，可以解决吃不饱的问题，让士兵们放心打仗，晚上就可以吃上“熟食”。

那么，苻坚这个所谓的“熟食”是什么呢？没错，就是对方战死士兵的尸体，经过制作后成了士兵们的口粮。

而当时的苻坚手下的士兵，对他们所吃的东西什么也是知道的，但他们都没有反对，因此，在吃饱喝足之后，苻坚的士兵打起仗来，异常的凶猛。

“是时岁旱众饥，道殣相望，登每战杀贼，名为熟食，谓军人曰：“汝等朝战，幕便饱肉，何忧于饥！”士众从之，啖死人肉，辄饱健能斗。”---《晋书》

而与苻坚对阵的姚硕德，在得知苻坚的士兵吃自己一方战死的士兵后，害怕如果再坚持一段时间，就有可能被苻坚吃光，吓得连夜带着剩余的士兵逃走了。

像苻坚这种，是主动吃的，古代还有因为被围困太久，导致粮草短缺，最终被迫开始吃人的，在顺治年间，南明的抵抗势力还此起彼伏，当时在广州新会，由于被围困太久，城中粮草早已断绝，因此，守军们就开始吃城中的居民。

据《鹿樵纪闻》记载，曾有附近一百多人的村民想进城避难，当时的县令因担心增加粮食消耗坚决不让，结果守城的将领却把这些人放了进来，理由就是这些人可以抵“时十日粮也。”

最终，这些村民大多被吃掉，而到了多年后，这位守城的将领某天走到大街上时，突然几个人围着他叩拜，将领十分奇怪，询问之下，叩拜的村民说出的话让他哭笑不得。

“我父母妻子皆葬公腹中，并无坟墓，公之肚即吾家人之坟，今寒食近矣，得不望公一拜乎？”---《鹿樵纪闻》

平民百姓尚且如此，何况那些死在了沙场上的军人呢？因此，能够在死后，不被野狗啃食，不被做成“干粮”，得一抔黄土掩埋尸骨，已经是幸之又幸的事情了。

小结：

在古代的战争中，作为战争一部分的士兵军人，其实他们的命运大多也极为凄惨，真正能功成名就的毕竟是少数，大多都是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去拼命，而在他们战死后，尸体的处理方式也无外乎几种，要么就地掩埋，要么弃之荒野，还有更惨的就是被做成“京观”，甚至被制成“干粮”，作为军人尚且如此，而古代那些平民百姓，在战争中的遭遇就更加凄惨了。

历史上听过让人最肃然起敬的诗句有哪些？

谢邀！

我是茅不惑，最近评了些宋词，没想到系统就给我推送有关诗歌的问题了。

如果紧扣“肃然起敬”这个词的含义，我认为有三种诗句，可以叫人起敬。

一是拳拳报国之心，满怀激烈，壮志报国，侠之大者，比如岳飞、文天祥；

二是忠贞缱绻之情，满腔情思，深情款款，丈夫柔情，比如秦观、元好问；

三是遣词造句之才，脑洞奇大，文才飞扬，诗人本色，比如李白、苏东坡。

第三种，是因为文采好而佩服，但不见得以情动人，读之拍案叫绝，但不一定会“肃容”，所以省略。

前两种，以志感人，以情动人，引发读者内心的功名，与他同仇敌忾，才算真的肃然起敬。

我们便来看看，第一种，让人肃然起敬的爱国诗：

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文天祥《过零丁洋》

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杜甫《春望》

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王翰《凉州词二首 其一》

死去原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陆游《示儿》

粉身碎骨浑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于谦《石灰吟》

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龚自珍《己亥杂诗》

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可怜白发生。——辛弃疾《破阵子 为陈同甫赋壮士词以寄之》

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却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诗书喜欲狂。白首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杜甫《闻官军收河南河北》

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王昌龄《出塞曲》

镇楼：怒发冲冠，凭栏处，潇潇雨歇。抬望眼，仰天长啸，壮怀激烈。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岳飞《满江红》

这些爱国诗词，应该没什么争议。拳拳爱国之心，跃然纸上，或喜或悲，或恨或狂，都是毫无虚假的，能够引起我们的同呼吸共命运之感。

那我们再来看看，第二种，让人肃然起敬的爱情诗：

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宋 苏轼《江城子》

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取次花丛懒回顾，半缘修道半缘君。——唐 元稹《离思》

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宋 秦观《鹊桥仙》

问世间，情为何物，直教生死相许？——金 元好问《雁丘词》

我住长江头，君住长江尾。日日思君不见君，共饮长江水。此水几时休，此恨何时已。只愿君心似我心，定不负相思意。——宋 李之仪《卜算子》

死生契阔，与子成说。执子之手，与子偕老。——诗经·国风·邶风·击鼓

注：这本是形容战友兄弟情，但这句诗却令无数陷入爱情的男女倾心。

君生我未生，我生君已老。君恨我生迟，我恨君生早。——唐 佚名《铜官窑瓷器题诗》

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宋 柳永《蝶恋花》

镇楼：

我欲与君相知，长命无绝衰。山无陵，江水为竭。冬雷震震，夏雨雪。天地合，乃敢与君绝！——汉 乐府民歌《上邪》

这些爱情诗句可谓家喻户晓，每每读来都被其中凝含的深情所感动。

但爱情诗或者会有些争议，比如元稹、柳永，都是出了名的“妇女之友”，哪怕苏轼，深情纪念亡妻，可身边也从没缺过美女。

我们无法要求诗人从一而终，但写这些诗词之时，他们的深情，却是做不了假。

深情本身，就值得肃然起敬的吧？

割据敦煌的归义军是如何灭亡的？

后梁乾化四年（914年），张议潮的后裔张承奉去世，历经67年的沙州张氏政权终结。

曹议金随即接管了沙州（敦煌）的统治权，他废除张承奉创建的“西汉敦煌国”，重新恢复了归义军的称号，自立为归义军节度使，史称“曹氏归义军”。

随后几年，曹议金凭借与甘州回鹘、于阗国间连续通婚，稳定住了张承奉时期紧张的局面。

沙州政权严重依赖东西方的贸易

一、沙州政权的经济基础

在政治上，甘州回鹘和西州回鹘（高昌回鹘）对沙洲的包围态势，迫使曹氏归义军不得不与回鹘保持一致。

在经济上，沙州却凭借其地理位置优势，成为了中原与西域贸易的中转站，并以此大获其利。

在汉地史籍中，西域与中原的贸易中最主要的玉和马匹，其次为绵、毛等织品。

河西地区本为良马产地，所以敦煌文献中记载的马匹交易极少，而玉石、毡、褐、硒砂的交易量却非常多。

在这些交易品中，西域玉石主产自于阗国（新疆和田地区），毛毡等织物也非沙州特产。

而向西贸易的大宗货品——绢、布帛，同样不产于沙州本地。

因此，沙州更像是一个东西方贸易的中转站，而非货物产地。

要知道，沙州曹氏本身就很有可能为昭武九姓中的粟特人后裔（其自称为毫州曹氏汉人）。沙州的粟特人，在曹氏执政时期也确实采取了毫无保留的支持态度。

因此，商业贸易的利润，成了支撑曹氏沙州政权的坚实基础。

敦煌和丝绸之路

公元935年（后唐清泰二年），曹议金去世后，其子曹元德即位。

公元939年，曹元德卒，弟曹元深即位。

公元942年（后晋天福七年），借后晋册封于阗王李圣天的使者回京，曹元深与甘州和好，并遣使与中原王朝沟通。

公元944年（南唐保大二年），曹元深卒，弟曹元忠即位。

从年号上就可以看出，不过短短数年间，中原已经连续更换了三个朝代了，朝代延续短促而更迭频繁，这也正是五代十国时期的特点。

在曹元忠统治期间，借助河西贸易的昌盛，归义军的文化及其繁荣，政局平和安稳。

970年（宋太祖，开宝三年），喀喇汗王朝（伊斯兰教）向于阗（佛教）发起了圣战，于阗不支，向归义军求援。

在归义军的援助下，于阗国在战场上取得胜利，但并未扭转与喀喇汗王朝（黑汗王朝）的劣势。

974年，曹元忠卒，其侄曹延恭即位。公元976年，曹延恭卒，弟曹延禄即位。

曹延禄即位后，娶于阗公主为妻，双方再次通过姻亲，加强了同盟关系。

二、黑汗王朝的东侵

公元1002年（宋真宗，咸平五年），曹延禄被杀，族子曹宗寿即位。这一年是敦煌藏经洞文献中，最晚的纪年年代，之后归义军的历史，因只有只言片语的记载，而显得模糊不清。

大概在公元1000年左右，喀喇汗王朝发动的圣战，以于阗国彻底灭亡而告终。

末代于阗王尉迟僧伽罗摩不知所终，新疆和田地区被纳入了，伊斯兰教势力的版图。

一度号称“西方佛国”的于阗，其国内佛教的寺院和影响遭到了彻底根除。居于东方的佛教势力，在130年后耶律大石西征后，才重新回归。

伊斯兰势力的强势东侵，让同样秉持佛教思想的沙州政权行破了胆。

沙州的僧人们为保存经卷文献，匆忙中将其封存在藏经洞中，而后四散逃命，这一封便是900年。

直到1900年6月22日（清光绪二十六年五月二十六日），才被道士王圆箓在清理莫高窟第16窟时无意中发现。

敦煌藏经洞老照片

于阗国灭亡后，喀喇汗王朝与北宋成了稳定的贸易伙伴，但两国间的货物运输，却不再经过河西走廊运输，而是走吐谷浑故地的丝绸之路青海道。

失去了贸易中转站的地位，使沙州归义军的实力渐渐衰落。

不久，喀喇汗王朝与自己的同族兄弟——高昌回鹘也爆发了战争，喀喇汗军队数次进攻高昌。

高昌回鹘也不含糊，作为大辽国的盟友，来自蒙古高原的3万帐（一说30万帐）“异教游牧部落”（主要是契丹人和尚未伊斯兰化的突厥人），大肆进攻喀喇汗王朝的边境。

喀喇汗王朝的可汗阿赫马德.托干汗与这些游牧部落展开了长时间的交锋，阿力麻里、叶密立等草原地带成了双方反复争夺的战场。

在这场决定西域归属的战争中，曹氏归义甚至连跑龙套的资格都没有。

但城门失火殃及池鱼，以贸易立国的曹氏政权，却遭受了沉重的打击。

西域的地形被大片沙漠占据，能够通行的道路都仰赖沙漠中的点点绿洲。

但这些绿洲连成的交通线，既是商道也是军事通道。

和平时期，商队上缴的税收便是安全的保证书，但现在大漠上战火频仍，两边的军队都把商队当成了肥羊，哪有人再管安全的问题？

三、党项人敲响的丧钟

公元1014年，曹宗寿卒，子曹贤顺即位。

此时，盘踞于夏州（陕西靖边县）的党项人强势崛起，相继攻占会州（甘肃靖远）、灵州（灵武）。

公元1032年（宋仁宗，明道元年），野心勃勃的李元昊攻取了甘（张掖）、肃（酒泉）、凉（武威）三州。

甘、肃、凉三州的失陷，对于归义军来说，几乎就意味丧钟响起。

西夏截断河西走廊后，中原的史籍上再也不见沙州曹氏之名。

此时，失去立国之本的沙州政权，除灭亡以外，再不可能有其他出路。

四年后，公元1036年（宋仁宗，景佑三年），李元昊率军攻占沙州，曹氏归义军政权灭亡。

曹氏归义军可以说因贸易而起，因战乱而败。在其122年的历史上，表现出非常明显的贸易城邦特点。

但随着河西政治力量的改变，像沙州曹氏这样的城邦国家，显然无力主宰其命运。

当河西走廊归党项人所有后，西域诸国为躲避西夏，恢复了往日吐谷浑经营的通商道路。

根据于阗、拂啉(拜占庭)的使节报告，这条道路自于阗南道向东通过黄头回鹘、达坦之地，经临谷城、青唐(西宁)到达秦州（甘肃天水）。

吐谷浑故道（丝绸之路青海道）的恢复，使喀喇汗王朝对宋朝的入贡骤然频繁起来。

以至于，宋朝自元丰四年起，需要开始采取措施限制使臣的人数，可见当时贸易的活跃程度。

甘州回鹘灭亡后，其部众一部分南投唃厮啰，一部分则西奔瓜、沙地区，借助之前甘州回鹘对沙州的渗透，成为沙州回鹘势力的基础之一。

李元昊攻陷沙州后，归义军灭亡，沙州的回鹘势力并没有甘心蛰伏，而是分散于沙州的山谷之间。

为了复国，他们仍然积极地派出贡使同宋朝取得联系。争取宋朝的支持，共同对付西夏，其中曾有“沙州镇国王子”（不知其身世为何）致书与知秦州兵事的北宋名将曹玮，言道“我本唐甥，天子实吾舅也，自党项破甘凉，遂与汉隔，今愿率首领，为朝廷击贼”，可见沙州军民仍旧不断同西夏人开展斗争，直到收复沙州。

宋史记载“景佑四年（1037年，也就是李元昊攻陷沙州的次年）六月，沙州大使杨骨盖、副使翟延顺入贡。”

而后，康定元年（公元1040年）、康定二年、庆历二年（公元1042年）、皇佑二年（公元1050年）皆有沙州使臣入贡，使臣皆为回鹘人，宋史所载皆称“沙州回鹃”，而使臣称其首领为沙州北亭可汗王。

这些史料说明，在这一时期，沙州存在一个回鹘政权。

可以作为旁证的是，在敦煌莫高窟、榆林窟、西千佛洞等洞窟中，能反映西夏人在敦煌活动的最早的洞窟，为莫高窟第444窟，时间为1071年（宋神宗熙宁四年），该洞窟所用的西夏纪年为“天赐礼盛国庆二年”。

既然景佑四年，李元昊便已经尽收甘、肃、瓜、沙诸州，为何其后数十年间，又出现一个沙州回鹘政权呢？

公元1038年（宋仁宗，宝元元年），李元昊称帝。建国大夏，改元天授礼法延祚（不要以为年号都是两个字的）。宋廷上下极为愤怒，双方关系正式破裂。

元昊称帝后，希望通过战争来扩大西夏的版图，用掠夺土地、钱财和人口来缓和国内的矛盾。他和周边诸部盟誓后，对宋朝发动进攻。

此后数年，李元昊相继发动了三川口之战、好水川之战、麟府丰之战、定川寨之战等四大战役，歼灭宋军西北精锐数万人。

西夏虽然在战场上爆锤了北宋，但也严重牵制了河西的兵力部署。

同时，西夏截断河西走廊的行为，也切断了辽国与河西吐蕃及沙州回鹘的联系，这让当时国力强大的辽国深感不安。

辽国曾想用联姻的方式笼络西夏，将一位辽国公主嫁与李元昊。

可惜，辽国公主和李元昊不睦。不久后，辽国公主郁郁寡欢而死。

对此，辽国上下颇为不爽，曾派使者责问夏国。

而急于扩张的西夏，又诱致契丹边境的党项羌部叛辽投夏，直接导致辽与西夏的关系破裂。

公元1044年（宋仁宗，庆历四年），辽兴宗亲率十万大军攻夏，深入夏境四百里。

两军在河曲展开激战，李元昊不愧为不世出的军事天才，续爆锤宋军后，也爆锤了辽军。

但同时招惹宋辽两个庞然大物，就是再胖也会吃不消。

史籍记载，当时西夏国内“然死亡创痍者相半，人困于点集财力不给，国中为‘十不如’谣以怨之”。

而且，宋、辽俩大哥还分别与河西地区的吐蕃、回鹘等小弟密切联系，撺掇他们从背后夹击“刺儿头”西夏。

其中，辽国曾“数遣使由回鹃路至河涅间，与嘉勒斯费约举兵取河西”。

宋朝也先后派左侍禁鲁经、屯田员外郎刘涣与唃厮啰（青唐吐蕃政权）进行接触。

宋史记载，公元1039年（宝元二年）四月，唃厮啰曾经向凉州发兵四万五千，欲与夏人交锋。

在这种大环境下，位于河西西部的沙州回鹘，有能力趁西夏无暇西顾之机，夺取沙州的控制权也就不难理解了。

参考书目：

《沙州政权与回鹘扩张》_杨圣敏；

《敦煌曹氏族属与曹氏归义军政权》_冯培红；

《张氏曹氏归义军政权的胡汉联姻》_郑炳林；

《敦煌归义军曹氏统治者为粟特后裔说》_荣新江；

《 归义军晚期的回鹘化与沙州回鹘政权》_陆庆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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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如何沦落为螺旋桨空军的？

要说阿根廷空军完全已倒退回“螺旋桨空军”时代也不完全准确——至少在今年5月份接受5架法国的二手“超级军旗”舰载战斗轰炸机后阿根廷空军已重回喷气式年代，不过阿根廷空军目前在国际上的水平的确不敢恭维：目前阿根廷可以实际升空作战的飞机掰着手指头就能数完，就是这数量有限作战飞机都还是平均使用年限超过40年的。2015年美国《战斗机》杂志就曾报道：“阿根廷有些飞机连雷达告警器、曳光弹发射器等自卫装备都没装。”这次阿根廷从法国引入的5架“超级军旗”不仅是法国已淘汰的二手货，实际上“超级军旗”这种机型早在37年前的英阿马岛战争中就已不是什么先进机型了。那么阿根廷为什么还要花钱引进这种别国淘汰的机型呢？事实上阿根廷空军在南美大国中早已是落后空军——实力甚至已远远落后于1982年“马岛战争”的水平，随着空军美制A–4AR“天鹰”轻型攻击机的停飞使阿根廷空军一度倒退回“螺旋桨飞机时代”。“超级军旗”尽管在世界上并非什么先进机型，可至少人家还是喷气式飞机，比之前阿根廷国内的螺旋桨飞机还是要强。事实上岂止是空军，阿根廷的陆军和海军实力如今也是严重滑坡——阿根廷陆海空三军现役总兵力7.89万人，准军事部队3.7万人，此外还有预备役部队37.5万人。阿根廷是南美地区军费开支最低的国家之一：2014年国防预算为465.6亿比索，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为1.5%，低于南美地区平均水平。1968年10月阿根廷曾从荷兰手中购入“五月二十五日”号航空母舰，虽经过三次现代化改装，但性能仍然较差。阿海军原计划80年代末期对它再进行一次现代化改装，但此后一直未能进行。随着该航母在1993年退役阿根廷拥有航母已成为历史，迄今为止也没任何航母重建计划。

要说如今的阿根廷无论是经济实力或是军事实力都不强，可能在国际上唯一的影响力就来自于足球了：除了四年一届的世界杯和美洲杯比赛之外，我们很难见到阿根廷出现在国际新闻头版头条的位置。如果是论足球强国排名的话，阿根廷不仅榜上有名，而且绝对位列前茅——两次获得世界杯冠军、3次亚军，14次夺得美洲杯冠军，马拉多纳更是征服了整整一代球迷，当然如今的梅西也不错。然而在足球之外的领域阿根廷的发展水平实在不敢让人恭维，如今已令人难以想象的是曾几何时阿根廷却是一个综合国力在美国之上的美洲霸主：20世纪初的阿根廷被誉为世界的粮仓和肉库，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有南美巴黎之称，在1913年阿根廷的人均收入超过了法国和德国，一时间一向以富裕发达著称的欧洲竟向阿根廷投去艳羡的目光。当时的阿根廷不仅拥有充足的财富，在文化软实力上也有着巨大的影响力——为世界贡献了圣马丁、庇隆、切·格瓦拉这样的政治精英和博尔赫斯这样的文豪。阿根廷海军早在1968年就已拥有了航母，而阿根廷空军曾一度拥有400多架先进战机，直到上世纪80年代初马岛战争前夕阿根廷空军的实力仍是不容小觑的：二战后许多纳粹德国的飞行员逃到阿根廷，他们教授出的阿根廷空军的技战术水平在南美国家位居前列。那么阿根廷是如何一步步没落到今天这步田地的呢？

1810年5月25日布宜诺斯艾利斯人民发起的“五月革命”使阿根廷从西班牙的殖民统治下独立出来。独立之初的阿根廷曾一度遭受欧洲列强的干涉和内战的困扰，1861年巴托洛梅·米特雷在阿根廷内战中获得最终的胜利并当选为国家重新统一后的首任总统。他同他的继任者多明戈·福斯蒂诺·萨米恩托和尼古拉斯·阿韦利亚内达建立了现代阿根廷国家的基础。1864年阿根廷参加了三国同盟战争，获得原巴拉圭领土的一部分。第二次荒漠远征将原住民当作发展的障碍予以清除，使阿根廷抢先征服了巴塔哥尼亚。从1880年上任的胡利奥·阿根蒂诺·罗卡开始，经济自由政策得到连续十届联邦政府的加强，政策激励下的欧洲入境移民潮重塑了阿根廷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面貌。从1870年到1910年移民潮和死亡率的降低使人口翻了五番；铁路里程从503公里陡增至31,104公里；小麦年出口从10万吨增至250万吨，海上冷冻船的应用促使牛肉年出口从2.5万吨增至36.5万吨，令阿根廷跻身于世界出口五强之列；归功于世俗的免费公共义务教育系统，识字率从22%激增至65%，比大多数拉美国家五十年后的水平还高。1908年阿根廷成为世界第七经济大国，人均收入与德国比肩，布宜诺斯艾利斯也正是在这时从“大农村”转身成为国际化的“南美巴黎”。这一时期阿根廷的经济发展在相当程度上得益于阿根廷政局的稳定：胡利奥·阿根蒂诺·罗卡向公众提出了“和平和管理”的建设纲领。在这一纲领的指导下阿根廷成立了国家自治党，此后直到1930年通过议会合法选举的政党政治来治理国家的模式使阿根廷得以享受了50年的和平发展时光。由于地方势力全被胡利奥·阿根蒂诺·罗卡压制，阿根廷得以摆脱此前阿根廷长达70年的政治混乱，在和平稳定的政治局面下阿根廷政府得以集中精神致力于经济发展建设。阿根廷是一个拥有丰富的农业和矿产资源的大国，于是阿根廷政府大力引入外资重点发展农业和畜牧业出口。不得不说这一时期的阿根廷足够幸运——19世纪晚期国际市场上的羊毛需求大量增长，而阿根廷的美利奴羊在当时可谓是享誉全球的良种羊。到1890年阿根廷靠着这种良种羊实现了年出口羊毛1400万吨。1900年后由于英国对冷冻肉类的需求大幅增长，阿根廷又开始大力发展肉用羊的养殖，这样做的结果就是英国30%的新鲜羊肉和45%的活羊都是由阿根廷进口的。一战前夕阿根廷每年加工出口冷鲜牛肉44.08万吨、羊肉6.61万吨。这一时期阿根廷不仅利用外资发展了自己的农业生产，也同样将其用于铁路系统的建设：在1880年胡利奥·阿根蒂诺·罗卡刚结束阿根廷此前70年的混乱局面时整个阿根廷只有2200公里的铁路，到了34年后的1914年阿根廷全国铁路总长度增加到35000公里，增长近16倍。铁路建设进一步加深了阿根廷各地之间的经济联系与合作，以致于以前较为贫困的偏远地区终于可以通过铁路线将本地特产对外销售了，这一时期阿根廷的葡萄酒和白糖大量出口到欧洲市场，为阿根廷赚取了客观的外汇收益，阿根廷再利用取得的外汇收益扩大再生产以实现良性循环。

进入20世纪20年代阿根廷已是综合国力世界排名靠前的国家：早在1910年阿根廷的小麦种植业发展也具备挑战美国作为小麦最大出口国的实力了。这时的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全城布满有轨交通，整个城市的大街小巷都有来自英国的燃气公司提供照明服务。电报和电话线将全国各地联系起来，由英国人投资和设计的港口矗立在总统府对面，以满足全国猛增了8倍的沿海和河流航运需求。随着经济实力的提升阿根廷的国民素质得到了极大的改善——全民识字率已达62%，要知道我国的全民识字率在经过新中国的数十年的扫盲培训后才在1980年达到65.5%。当其他拉美国家还在内战和贫困中苦苦挣扎之时阿根廷已有59%的适龄儿童得以入学，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的适龄儿童入学率达到了83%。然而当时就有经济学家在阿根廷丰富的自然资源和国家的高速发展表象之下发现了潜藏的问题：大地主寡头垄断了广袤的土地，使阿根廷的财富集中现象比美国严重得多。作为既得利益者的大地主寡头们不愿将资金投入对国民经济有重大意义然而对他们而言极为陌生的重工业和基础建设等领域，这就导致了阿根廷几乎所有出口商品都集中在替代性的农产品和食品加工之上，这就犯了经济学上的一个大忌“所有鸡蛋都放在一个篮子里”。与此同时由于阿根廷的大地主寡头们缺乏投资兴趣，以致于像铁路这种事关国家经济命脉的产业几乎完全依赖于外资，阿根廷经济从属于英国的现象日益严重。大地主寡头对经济资源的垄断不仅是一个经济问题，同样也是政治问题——在新兴中产阶层反对寡头统治集团，要求政治民主的呼声中1891年激进公民联盟（激进党）成立了。武装起义的威胁促使保守派总统罗克·萨恩斯·佩尼亚于1912年制定了普通男性无记名投票法。于是激进党领袖伊波利托·伊里戈延得以于1916年当选总统。他推行社会经济改革，将家庭农场主和小型企业纳入援助范围。就在阿根廷国内政治经济局势风起云涌之际全球的经济大萧条波及到了阿根廷：由于世界主要大国几乎都被卷入这场经济危机之中，这意味着这些国家可以用来购买阿根廷的农牧产品的资金严重缩水，大家都不得不勒紧裤腰带过日子，阿根廷的农牧产品出现严重滞销。1930年何塞·费利克斯·乌里武鲁在军事政变中推翻了对大萧条束手无策的伊里戈延，由此开启了阿根廷军事政变的历史大幕，在此后的十年中阿根廷一直由军政府执政，过去的寡头政治与选举舞弊死灰复燃。1946年胡安·庇隆赢得阿根廷大选，他上台后将关键的工业与公共设施收归国有，提升了工资与工作环境，还清所有外债，并几乎实现了充分就业。他的妻子爱娃·庇隆发挥了核心的政治作用：1947年她推动国会授予女性参政权，并为弱势群体带去空前的社会救济。1951年庇隆顺利获得连任，然而超支很快耗尽了二战带来的巨额外汇。经济下滑、腐败盛行、夫人光环的褪去，加上离婚法通过造成的与天主教会之间的矛盾，使其渐失执政基础。1955年海军在刺杀总统的起事中轰炸了五月广场，几个月后在军方自所谓的解放者革命中庇隆被迫下台，流亡西班牙。

庇隆下台后阿根廷再度进入军政府执政状态，这时的阿根廷早已不复当年——拉美地区远离世界格局的中心热点地区固然使阿根廷得以在两次世界大战中保持中立，避免遭受战火蹂躏，但也使阿根廷错过了发展自身军事科技的机会。第三次产业革命恰恰是由第二次世界大战所开启的：计算机、原子能等技术的应用正是始于二战时期，在第三次产业革命中美国成为了引领国家，欧洲、日本、俄罗斯、中国、印度等则大力赶超，然而地缘区位过于偏僻的拉美国家则与之失之交臂。相比其他拉美国家而言：阿根廷尽管因为接收了大批纳粹德国的军人和技术人员而得以在一定程度上起到弥补作用，但阿根廷的科技水平发展相比参加过二战的美国、苏联、日本、中国以及欧洲国家是不可同日而语的。由于阿根廷在工业化程度上始终慢人一步，于是逐渐被世界甩开，：尽管阿根廷拥有独立号、五月二十五日号双航母编队以及巡洋舰、驱逐舰共同组成的强大海军，却没一艘是本国自产的，全都是花宝贵的外汇从国外购进。自主国防工业能力有限的阿根廷完全将军事建设寄托于购买国外先进武器，然而这种发展模式很快就难以为继了：二战结束后欧美国家普遍将注意力转移到国内经济建设并开始引领第三次产业革命，而与此同时阿根廷却在不断发生政变和刺杀事件，国家政局极为动荡不安。截至1981年阿根廷的通货膨胀率高达600%以上，国内生产总值（GDP）下降达11.4%，制造业产量下降为22.9%，薪资增长却只有19.2%。阿根廷国内的经济窘境使阿根廷无力在引进国外的先进武器，而已引进的也缺乏足够的后期维护费用。与此同时阿根廷国内得到越来越多支持者的工联决定发动长期性大罢工，执政的军政府受到人民的唾弃与憎恶。

重新上台执政的军政府无力解决国内经济面临的困境，于是寄希望于发动一场对外战争来转移国内民众的视线。在这样的形势下阿根廷与英国围绕马尔维纳斯群岛（简称马岛）的主权之争日益升级：马岛在历史上曾长期处于英国和西班牙的争夺之中，自1820年起阿根廷就宣称继承了西班牙对马岛的主权。1982年4月2日以加尔铁里为核心的阿根廷军政府对马岛实施军事攻击。由于英国在马岛的防守力量薄弱，阿根廷军队仅遭遇轻微的抵抗后便占领马岛全境。战事的出奇顺利让阿根廷人扬眉吐气，也间接挽救了摇摇欲坠的军政府。可正当阿根廷军政府沉浸在胜利的喜悦中时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在议会的授权下抽调海军总兵力的2/3组成远征军不远万里前来和阿根廷争夺马岛。事实上阿根廷方面根本没进行任何战争准备，因为他们以为只要驱逐了英国在岛上的少量守备部队就行了，毕竟这时英国放弃的海外殖民地够多的了，小小一个马岛似乎不足以使英国大动干戈。直到半个多月后英国海空军跨越大半个地球来到家门口时阿根廷人还感觉这场战争犹如凭空从天而降：直到此时阿根廷甚至没在马岛建一个可供战机起降的临时机场，这就丧失战略上的主动权，从一开始就陷入了被动地位。阿根廷发动马岛战争的目的是希望利用对外战争转移国内民众的视线，然而实际上凡是内部问题重重的国家妄图依靠战争手段缓解国内危机的最终结果无不是内外皆输：现代战争已不是过去的一场战役定输赢了，实际上国际舆论影响、国内民众的支持、后勤补给、情报渗透等等都会影响到战争的胜负，所以现代战争绝不仅仅只是简单的两军对垒，而是两国综合国力的全面较量——内部问题重重的阿根廷不仅在装备上同英国存在巨大的差距，在组织管理上同样相去甚远：当皇家海军特遣舰队在开赴马岛途中完成编队、补给和训练的时候阿根廷军队甚至无法向马岛运送足够的补给维持岛上两万多阿军的正常作战，以致于在两军交火后岛上的阿根廷军队因为缺乏足够的弹药和补给而没发挥多大作用。尽管当时英国和阿根廷都是美国的盟友，不过美国其实更愿意站在英国一边，会后美国放弃中立并向英国提供情报支持。在美国的影响下北约各国都采取了不公开介入战争，但暗中为英国提供资金、武器及情报等支持的立场——法国当时就把自己的飞鱼导弹参数提供给了英国。

最终阿根廷在英国的打击下损失了价值10亿美元以上的11 艘舰船(沉5伤6)、100余架飞机。马岛战争失败所带来的巨大损失让原本就备受经济困扰的阿根廷更是雪上加霜。国民经济的不景气，带来的必然后果就是生活水平下降、军费开支降低等一系列问题。阿根廷本来就缺乏自主的国防工业体系，一旦无力购买国外先进武器必然使其军事实力呈直线下降趋势。由于马岛战争失利而使军政府颜面扫地，民选政府重新上台执政。新成立的民选政府随即通过固定汇率、放开商业管制、实行私有化、拆除贸易壁垒等手段重振阿根廷经济。应该说这些措施还是一度取得了成效的，然而在1998年——我们中国人应该比较清楚这个年份，因为就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对香港地区行使主权的第二年就遭遇亚洲金融风暴，当时中国政府沉着冷静地处理好了这次金融风暴。也许我们难以想象的是这场被称为亚洲金融风暴的危机事件居然也波及到了远在大洋彼岸的阿根廷：阿根廷汇率缺乏弹性、严重依赖外资的弊端在这场危机中暴露无遗，引发了外资撤出、出口崩溃、大量企业破产的危局。在经历这番打击之后阿根廷的经济形势更趋严峻：截至2018年阿根廷外债已高达2310亿美元，在2018年上半年阿根廷比索贬值幅度已超过50%。目前阿根廷失业率超过18%，全国超过一半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在这样的形势下阿根廷的军费开支一路缩水到南美最低水平：到2011年阿根廷军费开支占GDP的比重已减少到0.87%，创造了历史性记录。事实上就是这有限的军费开支中有70%左右是用于官兵的工资薪水以及部队的日常运行，也就是说能用于购买新式武器的连军费总额的30%都不到。直到2016年阿根廷军费开支占GDP的比重才勉强增加到0.96%。2015年11月30日阿根廷空军宣布所有“幻影”战斗机退出现役，A-4AR“天鹰”也被无限停飞，阿根廷空军就此“重返螺旋桨时代”。这次阿根廷空军之所以引入法国的二手“超级军旗”其实就一个原因——便宜：5架二手超级军旗总价值1250万美元，平均单价不到300万美元。这对阿根廷而言：也许是最佳的选择——至少不用再挂着“螺旋桨空军”的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