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耕半读打一字谜底,廖耀湘被俘虏的经过

半耕半读打一字谜底，廖耀湘被俘虏的经过？

廖耀湘见势不妙，立即和李涛离开了大部队，悄悄往沈阳出走。走了一夜， 天亮时，廖耀湘突然发现李涛不见人影。

廖耀湘又冷又饿，只好与新22师师长周璞摸进一户村民家，用手腕上的金表金笔换了点吃的，又换上两身便服，混进了溃散的溃兵群。

周璞身材粗壮，装扮起来倒像个农民，廖耀湘是个矮胖子，皮肤保养得很好，棉衣又肥又大，腰上又扎了一根布带子，显得不伦不类。他们越往前走，沿途解放军设的检查哨很多。

每次受到盘查，都由周璞上前答话，说是到沈阳去做买卖的。廖耀湘改了名字，叫张得利。这样，他们竟然连过了几个哨卡。谁知快到黑山时，他们又遇到一个哨卡盘查，查问的是韩先楚3纵的一个军官。

“你们是干什么的?”

“我们两个是买卖人，想回关内去。”

解放军军官把目光投到廖耀湘身上：“你把帽子摘下来。”

廖耀湘只好摘下帽子，露出白白的脑门。

“你是做买卖的?”解放军军官产生了怀疑。

廖耀湘见难以躲过，索性仰起头，说道：“我是廖耀湘

为什么明朝寒门容易当官？

作者：夜阑星河 全文5450个字

题记：纵观明清两朝，统治阶级的民族差造成了两朝官僚体系组成部分的根本性区别，作为汉人天下的明朝，前期的全面人才政策和后期的完善的科举制度，考试不论出身、标准唯一，打开了社会底层的上升到官僚权利顶端的通道。而满人入关的清朝，为了保持满族的统治地位和优越性，实行的是以满洲亲贵为统治阶级、以满蒙联盟为基础的权利架构，为作为主体民族的汉族设置了官僚晋升的天花板，把“贵子”扼杀于襁褓中。

都说宋朝是最尊重文人的朝代，令很多知识分子向往，但明朝虽然皇帝对待文臣不友好，动不动就要打板子侮辱士大夫气节，但明朝在对待底层人民方面，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为数不多的不论阶层而是以科举考试来论才的朝代，大明王朝，从官僚权利机构，到文化科技，到商业……各种寒门贵子人才辈出，上下通达，总结原因有以下方面：

一、草根建国， 汉族为本，严明立法，完善科举。

众所周知，明朝的开创者朱元璋，一个底层的穷苦平民出身，艰苦创业，驱除蒙元，建立明朝，从创建伊始，明朝就打上了草根的气息。

明朝初年，经过元末的战乱、百废俱兴，新生的大明需要大批的官吏运转政府机构，朱元璋认识到其中的首要任务是选拔人才，他曾说“世有贤才，国之宝也”。"把选用人才作为“立国之本”，他求贤若渴的心理，使他广开用人渠道。但一方面，科举选材远远满足不了新生的大明朝对大批官吏的需求；另一方面，科举制经过几百年的发展，弊端日益暴露,不少有识之士陆续提出了改革乃至废除科举制的主张。明初，洪武三年(公元1370年)曾下诏实行科举考试，一连举行三年，由于被选取的人才多是少年后生，缺乏实际经验，朱元璋颇不满意，所以从洪武六年(公元1373年)起暂停科举，直到洪武十五年(公元1382年)又决定恢复科举取士。在这间隔的十年期间，明太祖朱元璋采用的用人政策是著名的“三途并用”。

“三途并用”，《明史》指：“进士为一途举贡为一途，吏员为一途，所谓三途并用也”。“进士、举贡、杂流三途，虽有畸重，无偏废也。荐举盛行于国初，后因专用科目而罢。

“三途并用”主要精神是采用多渠道选用人才。朱元璋用人不拘一格、不分年龄与种族只要有才德者一概录用。他还曾说：“蒙古、色目人，皆吾赤子，果有才能，一体俱用"！他强调 "荐举人才要重视德行、认为“若德不足以怀众，虽有才亦何用哉”，他为了保证荐举人才的质量，还规定严格的惩奖办法。吴元年规定“得贤者赏，滥举及藏贤者罚。”洪武十三年重申代举连坐法.“举非其人，加罪无贷”。并在法律上固定下来。《大明律》规定：“凡贡举非其人及才堪时用应贡举而不贡举者，一人杖八十，每二人加一等，罪止杖一百，所举之人知情与同罪"。对荐举的人还要考试，作到量才录用，从洪武六年至十七年，因停科举使荐举一途任人甚多，“由布衣而登大僚者不可胜数”。其中著名人物，早期有号称四先生的刘基、宋濂、章溢、叶琛，以后“又以贤良聘至者刘干也，以文学聘至者王祎也，聘至而留为日用者方孝福也"。

经过数年实践，发现荐举制弊病甚多，不能达到选贤与能的目的，科举制虽有缺点，但通过考试较能发现真才。因而在洪武十五年又恢复科举制，并不断完善科举制，到了洪武后期，朱元璋下令:“中外文臣皆由科举而进，非科举者毋得与官”。

不像之前朝代的对于参加科举的身份限制，在明朝，即使是商人子弟、贫寒人家子弟、军籍子弟，都有追求科举的自由和权利，只要能够科举高中，也能出入为相，没有体制上的天花板存在。

为了保持科举选材的公平性和普遍性，朱元璋还特意发明了“南北榜”。（洪武三十年(1397年)，春榜上榜者竟全部是南方人，无一人出自北方。为历科所不见。会试落第的北方举人因此联名上疏，告考官刘三吾为南方人，照顾其乡亲。朱元璋得知后大怒，这年秋季，朱元璋亲自主考重新会试，取录任伯安等61名 ，是为夏榜 。因所录 61人全系北方人，故又称北榜。再选六十一名进士，都为北方人。当时所谓"南北榜"或"春秋榜"。此事件开明朝分南北取士之先例，至洪熙以后遂成定制。）

明太祖朱元璋一直秉承的唯才是用的人才理念和从洪武三十一年的四十余年中,建立健全了一套完善的科举制度，影响着后来的明朝皇帝，为整个明朝的教育和人才政策打下了良好而又坚实的基础。

二、大臣们为人才的学习教育和科举考试的公正保驾护航，提供了各种保障。

洪武后期，皇帝对科举制度的重视，皇帝所灌输于大臣们的人才观，都无一不在影响下大臣们对科举制的重视程度，明朝大臣们就更不敢怠慢，为人才的学习提供了有力的保障。

首先，政府为怎么才能将科举制的优势发挥到最大进行了探讨，在激烈的讨论中，创造性地发表了很多对科举制度发展有好处的言论，其中方孝孺就曾说到人才是国家能够强盛的根本，那么全方面的人才就更是王朝能够持续发展的重要根本，所以得出的结论都是要对科举制度的发展政府上下要高度重视。

其次，大臣们一致认为学校是科举制度选拔人才之前最基础的设施，因而要对学校进行改革，将不良学风剔除，留下端正的学风，并且以儒家思想为核心对学校进行深度的思想治理。完备的教育场所让底层人民的求学得到了保障，同时，明朝政府还会随着社会的发展，不断地对学校进行非常有深度的改革。

比如对于老师年龄过大，导致教学质量差。年轻教师并无教学资格等等具体的弊端。首辅大臣张居正就提出了解决方法：一方面，在全国范围内对教师进行考核，保证教师不是徒有其表，华而不实，保证他们的教学是有真才实学的，从而提高教学质量，给人才提供更好的教育内容；另一方面，是将年龄过大的教师予以辞退，同时会给予一些补助金，从而给更多教学质量更好的老师提供就业岗位；再一方面，是要教师的选择要根据不同行业的不同标准，选择行业内的顶尖人才去教授学生，从而达到全方面发展的目的。

最后，不断完善考试制度，给予全国各地人才机会。 明代的皇帝会直接从中央派遣面试官，以保证第一级考试也就是会试和殿试的基础——乡试的公正性，以便在最基础的考试中选拔出最多的最有用的人才，扩大第二级、第三级考试可选人才的范围。 在发榜上，明朝的进士发榜可以叫“春夏榜”，也可以叫“南北榜”，是根据地理位置进行不同的录取，给南北各地的考生都增加了可以为官的机会。

完善的考试制度，保证了考试的公正性，保证了能够最大程度地选拔出全国的有用人才，在地域上也有比较公平的保护制度，从而使得更多的才子愿意参加科举制度，从而在科举考试中脱颖而出。

三、政治的动荡和不断涌现的奇葩皇帝助力了人才的野蛮成长。

明朝16个皇帝，可以说除了明太祖朱元璋和明成祖朱棣外，几乎个个是奇葩。这种怪相的背后，造成了政局的动荡。但在直属于皇帝的特务机构锦衣卫、东厂、西厂的强大情报搜集和监督下，让皇权得到稳固，即使出现权臣也很少能危及到皇帝的地位，再加上上述明朝完善的学校教育和科举选拔制度。虽然有着残酷的政治斗争，你方唱罢我放上，但这样助力了底层人才的野蛮成长。

皇帝为科举指明方向，大臣为科举保驾护航，因而明朝科举制度总是选拔出全方面的人才也就不足为奇了。

有人做过一个统计，搜集了195名明朝高级官员（排除掉洪武、建文、永乐、崇祯四朝的剩下内阁成员、六部尚书，以及海瑞这样的名人）

统计结果如下：

贫寒家庭总计17人，占统计样本8.7%，多人父母早逝，家庭贫寒，但不影响他们科举高中成为进士甚至状元、榜眼的。如户部尚书杨鼎为榜眼、礼部尚书毛澄自幼父亲过世、内阁首辅陈循自幼父母双亡。

无记载的总计92人，占统计样本47%，无记载基本可以排除祖父辈是官僚的（有从政科举经历都会留下姓名），也并非名门望族（名门望族会有族谱记载），可推测为贫寒家庭、普通家庭、小地主三种情况：

普通家庭的为14人，父辈都是平民身份，例如有卖豆腐的，但卖豆腐的家里也出了状元李春芳（内阁首辅）。

富商地主家庭，明确可查的是11人，并且出现几个富商，说明明朝科举并没有限死商人家庭出身，即使是商人家庭出身也拥有科举的资格。最有意思的是明朝有三位状元的父亲为商人，分别为申时行、顾鼎臣（父亲针线商人，私通所生）、梁储（内阁首辅）。

小官僚家庭为35人，占统计样本18%，这些人中的祖父辈中有人为官或曾经为官，但都是一些地方小官，这些人也凭借着科举日后平步青云。其中不乏一些本身世袭军职的，也凭借科举步入高级文官序列。

高级官员家庭出身为16人，占统计样本8.2%，但这些人无一例外都是进士出身，明朝的高级官员中，不乏从小被誉为神童的进士甚至状元。

这里说个题外话，正是这种对于科举和“人才”的放纵，也导致了明末灭亡的困局。权利机构被一群精致的利己主义者把持，宁愿大明朝灭亡也不愿自己的利益受损。他们对下剥削农民百姓，对上截取本应进入朝廷财政的经济资源，导致百姓负担越来越大的同然而，明朝中央的财政却日益枯竭。随着百姓的负担越来越重，明末农民大起义爆发了。面对满清和农民起义的威胁，明朝只得加重对百姓盘剥，结果是农民起义越剿越多，朝廷越剿越穷，无力扭转财政枯竭的明朝也无法改变对满清的守势，完全陷入了走向灭亡的恶性循环之中。

而反观清朝，清朝是一个由关外的满族建立的全国性政权，作为外来政权，面对庞大的汉族主体国民，他们心里对自己的政权的稳定性和长久性是担忧的。为了保持满族对于权力的稳固把持和社会地位的优越性。清朝实行的是以满洲亲贵为统治阶级、以满蒙联盟为基础的国家权力管理制度。

一、权力天花板下重满抑汉的满汉同治，阻碍着被统治阶级-汉族的“贵子”诞生。

虽然清朝建立后一直在提倡满汉同治，开科举、选人才，大兴汉儒之风，但暗地里一直还是在提防汉人，甚至是打压汉人，例如北京城的九门提督、领侍卫内大臣，一个是掌管北京军队的头、一个复杂皇帝贴身侍卫的头，全部都是由满人担任，由此可见，皇帝对于汉人还是不放心的，在官僚体制中，六部（户、吏、礼、兵、刑、工）虽说是满汉各一个尚书，两个侍郎，但遇到大事，满臣在皇帝面前的话语权、地位要远远高于汉臣，满清统治者一直都有这样的思想：非我族类、其心必异。

不仅仅是中央，清朝对于地方军政大权也要把握在满人手中，例如清朝设立的11个地方总督（含漕运总督与河道总督），乾隆时期是汉2满9，地方的16个巡抚，汉4满12，满清对于汉人是既利用，又提防，又打压，满清构建的这套重满抑汉的体系维持了两百多年。

二、“寒门”汉族的集体逆袭，清朝名存实亡。

直到十九世纪六十年代，爆发了太平天国农民起义，昔日天下无敌的八旗铁骑早已经丧失了战斗力，而清朝依仗了绿营兵也不管用了，装备精良的八旗加绿营兵竟然打不过农民军，清朝情急之下下令地方官员办团练来保卫大清这个四面漏雨的大厦，于是诞生了晚清第一中兴之臣曾国藩，诞生了中国第一支近现代军队—湘军，曾国藩创立的湘军战斗力要远远强于八旗与绿营兵，清朝对于曾国藩与他的湘军越来越依赖，任命曾国藩为钦差大臣、两江总督，并且节制江、浙、皖、赣四省军务，后来授予曾国藩地方自筹军费的财政大权，这是清朝200多年历史中第一位掌握军政大权的汉人。

曾国藩，1811年（嘉庆十六年）出生于湖南长沙府湘乡荷叶塘白杨坪（今湖南省娄底市双峰县荷叶镇大坪村）的一个普通耕读家庭。兄妹九人，曾国藩为长子。祖辈以务农为主，生活较为宽裕。可以说他是一个标准的“寒门平民”。

太平天国被剿灭后后，曾国藩闻名于世、拜将封侯，湘军内的精英开始担任朝廷中的要职，清朝的实际权利开始向汉人、向地方转移，到了光绪时期，地方的8大总督全部是汉人，地方上的巡抚绝大多数也都是汉人，汉人真正掌握了实际权利，中央的六部职能开始被削弱，最后只能作为一个审核部门存在了。

汉人的崛起却不仅仅体现在数量上，地方汉人大员的权利也越来越大，督抚有权建立军队、有财政自主权，地方上的政务、军务也由督抚独立负责，中央很难干预，地方督抚俨然就是一方霸主，1900年八国联军侵华战争爆发，慈禧太后命令地方督抚率军北上勤王，但是李鸿章、张之洞、刘坤一等地方大员绝不奉诏，反而秘密签订《东南互保条约》，宣布八国联军战争与东南各省无关，《东南互保条约》的签订说明着清朝政府实际已经名存实亡了。

三、乱世“贵子”势起，终结满清王朝

清朝末年，由于数百年的闭关锁国政策，导致中国全面落后于西方国家，加上统治者的无能和朝廷的腐败，中华民族成了列强随意欺辱的对象，曾经辉煌的世界强国沦为任人宰割的弱国，签订了大量丧权辱国的条约，无数财富被掠夺，大片的领土被抢占，百姓毫无尊严，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为了挽救祖国，无数有识之士积极探寻强国富民之路，出身普通家庭的孙中山先生就是最杰出的一位。

1911年，孙中山先生领导爱国人士发起辛亥革命，推翻了腐朽的清朝统治，结束了中国2000多年的封建制度，建立中华民国。

1912年，2月12日，地主出身的北洋军阀领袖袁世凯逼清帝逊位，隆裕太后接受优待条件，下诏袁世凯组建中华民国，清朝对中国的统治宣告终止。

拓展：什么是寒门？

寒门，指贫寒微贱的家庭。《晋书·刘毅传》：“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

「寒门」在古代是指不掌握政治资源「庶族」，「庶族」是相对于「士族」而言，他们并不是贫民，只是门第势力较低，相对“贫穷”，有着殷实的家庭，俗称地主，员外等。

在古代社会，对于普通家庭，读书就意味着失去了一个劳动力。他们往往都是半耕半读，出身家庭也都相对殷实，因为要考取功名，需要购买学习用的纸墨笔砚以及足够的书籍，同时还要聘用老师，进入书院学习等。这都需要有一定的家产去支撑。

赶考也是一项开支巨大的项目，你可以想象从外地进京赶考，一路车马，人吃马嚼，住店朋聚，所以，没有一定的家产，是承担不起的。

孔子从小跟谁学？

仔细读读下面一段话你就会找到答案：“春秋”时期，鲁国亦相对趋于弱势，冉氏后代浮动与半耕半读的普通士人阶层（略高于平民）。

儒门至圣孔子小时候的启蒙老师就是冉氏夫子。

（孔子的家族也跟冉氏一样，由原先的宋国诸侯沦落为普通士人阶层），孔子饱学成年后设馆授学，众多冉氏后代又师从孔门共研儒学。

冉氏众贤为成就以孔子为首的儒家学派做出极大贡献，儒家至尊经典《论语》不是孔子的个人专著，而是以孔子为首的一个团体的智慧结晶。

颜渊、闵子骞、冉伯牛（冉耕）、冉仲弓（冉雍）、冉子有（冉求）、季路、子游、子夏、宰我、子贡、曾参、子张、冉孺(字子孺、冉求之长子)、冉季(字子产，冉雍次子，)，另外还有冉孟(一说冉猛、冉雍长子)、冉烈等人，他们是儒家诸多典籍编写的主要参与者。

史传孔子弟子三千，贤者七十二。

其中冉氏鸿儒冉求、冉孺、冉雍、冉耕、冉季等五人被尊为“儒圣五贤”。

耕读文化还有什么文化？

中华古代文明主要是由五种文化形态构成的，即农耕文化、草原文化、森林文化、高原文化和海洋文化。

中国古代一些知识分子以半耕半读为合理的生活方式，以“耕读传家”、耕读结合为价值取向，形成了一种“耕读文化”。

中国的耕读文化孕育了众多的农学家，产生了大量的古农书。中国的古农书，其数量之多，水平之高是其他国家少有的。古代的农书大都出自过耕读生活的知识分子之手。他们熟悉古代典籍，有写作能力，又参加农业生产，有农业生产知识，具备写作农书的条件。

国民革命军中有多少湖南将领？

国军中有多少湖南将领？

最让委员长闹心的就是这件事了！

委员长用人，原则就三条：第一黄埔毕业，第二浙江出生，第三对党国忠心。然而，令他失望的是，浙江的黄埔学员太少了，不得不违心重用大量湖南人。

黄埔一期的学员中，浙江籍贯的人只有12个，其中8个是委员长从奉化带来的。反观湖南，程潜解散湖南讲武堂，一下子就给黄埔送来了120个学员，即使不带原来就报考黄埔的，也是浙江籍学员的10倍！

后来黄埔二期449人，黄埔三期1233人，黄埔四期2654人，黄埔前四期的学员总共加起来，人数超过了4000人，这是后来国共两党中高层军官的主干，他们在上世纪波澜壮阔的战史上，书写了属于自己的辉煌。

这4000多人中，有2000人是湖南和广东两省的。当时湖南是程潜和唐生智地盘，广东是胡汉民和许崇智张发奎的老巢。老蒋不敢用这两省人，但实在没有别人可用！这2000多人中，又有1301人是湖南人！

据史料记载，在黄埔军校前五期学生中，湖南 学生占了总数的 30％，居各省之首。黄埔一期的黄埔三杰的陈赓、蒋先云、贺衷寒都是湖南人。当时黄埔学生中有着“蒋先云的笔、贺衷寒的嘴，敌不过陈 赓的腿”。 除此之外，其他如王尔琢、左权、黄公 略、许光达、蔡申熙、曾中生、李默庵、宋希濂、郑洞国、陈明仁等都是湖南籍的将领。

根据《黄埔同学名录》，黄埔军校一期共招生635人，二期共招生449人，三期共招

生1225人，三期合计共2309。其中，来自湖南的黄埔一期生有184人，二期生69人，三

期生218人。

湖南黄埔人这么多，在国军中受重用的名将也是在不少，具体来说有这样一些：

1，唐生明。

唐生明是唐生智的弟弟，因为有着一层关系，早早就在湘军担任要职，也是黄埔学员中最早当上将军的。唐生明主要做秘密工作，抗日战争中在汪伪政权中的表现，实在是精彩。

另外，和唐生明相似的，还有湖南醴陵人邓文仪，长期担任国民党党部要职，是cc系骨干。

2，陈明仁。

陈明仁是纯粹的军人，因为性子太直，经常得罪上司，结果到了解放战争初期只是当了一个军长。而同期的学员杜聿明等人，则直接成了战区司令级别的大人物。

陈明仁在四平战役中的陈明仁防线重创我军，这才逐渐受到重用。解放战争后期，陈明仁审时度势，与程潜等人发动湖南起义，成了共和国的功臣。而陈明仁自己，也成了国共双料上将。

3，李默庵。

黄埔三杰的另一种说法是，文有贺衷寒.武有胡宗南.又文又武李默庵。李默庵在解放战争初期担任了徐州绥署第一绥靖区司令官，结果被粟裕带领的苏中军区部队消灭了5万多人，史称七战七捷。

李默庵在湖南起义中，也位列其中。

4，廖耀湘。

廖耀湘是国军五大主力之一的新六军的首任军长，后来带着新一军和新六军两大主力为主干打造的廖耀湘兵团被我军围歼于黑山地区，廖耀湘本人也被俘虏。

5，郑洞国。

郑洞国是国军五大主力之一的新一军的首任军长。解放战争中，郑洞国担任了东北司令长官等重要职务，后来在长春围困战中被部下挟持起义。

6，宋希廉。

宋希廉是国民党抗战初期三个德械师之一的36师师长，在解放战争中担任了第十四兵团司令官，还拒绝出任徐州缴总副司令，避免了在淮海战役被俘虏。不过，解放大西南的战役中，宋希廉最终还是被俘虏了。

7，余程万。

余程万在抗日战争中任74军57师中将师长，固守常德孤城，是难得的孤胆英雄。卢汉组织云南起义时，余程万摇摆不定，干脆坐着飞机跑台湾。后来有略施小计到香港与妻儿团聚。

你还知道那些湖南名将？快来说说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