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秀成之死，洪秀全的真实死因是什么？
关于洪秀全的死因，历史上有两种说法。
第一种是病死说。从1863年开始，南京城被清军围困几个月，城内粮草断绝，洪秀全不得不带头吃野草充饥。十几年不出天王府的洪秀全，早就被美色掏空了身体，长时间的营养不良，加上内忧外患带来的心力憔悴，拖垮了他的身体，导致一病不起，最终医治无效而亡。
第二种是自杀而死。南京城破后，李秀成掩护幼主洪天福贵突围，不久后被清军俘获。据李秀成交代，在南京被围困时，洪秀全“斯时焦急，日日烦躁”，最终于6月1日服毒自杀。后来曾国藩在给朝廷的奏折中，也采用了李秀成的说法，称洪秀全是在“官军猛攻时，服毒而死”。
不论洪秀全是因何而死，他的尸首确实是被埋在了天王府内。在得知了这一消息后，曾国荃立刻率军再次赶到天王府，根据洪仁达的交代，很快就在天王殿下挖到了洪秀全的尸首。
据传，在清军将洪秀全的尸首挖出之时，天空曾出现异象，突然间乌云密布，电闪雷鸣，随之而来的就是狂风暴雨，天地为之昏暗。旧社会的人都很迷信，纷纷传言这是天王显灵，才会天降异象。
其实从科学的角度来解释，这就是普通的强对流天气，来得也快去得也快。清军破城是在7月份，位于江南地区的南京，此时正是多雨的季节，出现雷雨天气在正常不过了。
这种“异象”吓唬得了百姓，却吓唬不了统领千军万马，杀人无数的曾国荃。在洪秀全尸首被挖出来后，他下令士兵进行了鞭尸，然后一把火将尸首烧成了灰烬。也有说法，清军在鞭尸后，将尸首扔到长江中喂鱼了。
太平天国太京事件？
从1853年春定都天京到1856年破江北、江南大营及太平军北伐、西征取得巨大的胜利，国势蒸蒸日上。许多太平军将领沉浸于胜利的喜悦，开始不思进取，而是着眼于自己手中的权力，从而引起互相争权夺势、自相残杀的局面。由于西王、南王的战死，原来不起眼的北王韦昌辉的地位上升，他为人极为阴险狡诈，平时对东王杨秀清阳奉阴违，暗中寻机对杨秀清下毒手，夺取他手中的权力。而杨秀清虽军事、政治才能卓越，功劳显赫，但他居功自傲，看不起他人，更不会团结他人，所以被韦昌辉所孤立。特别是在他主谋的攻破江北、江南大营后，杨秀清觉得都是自己的功劳，逼天王洪秀全封他为“万岁 ”，天王洪秀全无奈他的权力，就只好好不情愿地答应了，却暗中派人叫韦昌辉回天京。
韦昌辉觉得这是铲除杨秀清的绝好机会，就急忙带领亲信三千人，连夜回京，深夜窜进东王府，割下还在睡觉中的杨秀清的首级，杨秀清就这样死在不明不白之中。杨秀清的亲信、部将及家小等二万多人也惨遭杀害。对于韦昌辉的大屠杀和肆虐，满朝文武大臣表示极度的愤怒，广大军民也表示不满。
石达开也率兵回京责怪韦昌辉，韦昌辉于是就想一并杀死石达开，石达开听到了风声，就匆忙逃出了天京。由于韦昌辉杀人太多，天王洪秀全不得不下诏斩杀了韦昌辉，平定民心。天京事变后，天王不敢相信外臣，甚至对石达开的疑心也很重，遂任用其兄洪仁发、洪仁达分别为安王、福王，挟制石达开。石达开最后于1857年夏天，被安王、福王逼得无法容忍，只好带领太平天国的精兵出走，太平军的整体作战水平这样就大大地被降低了。
天京事变使太平天国运动在军事上由极盛开始走向衰落；同时，由于天王用人的疑忌使今后在重用李秀成等将领后，对他们的一举一动总是疑心重重，又压缩他们的兵权，使这些将领不能发挥他们潜在的军事才能，甚至引起一部分将领反目成仇、背叛太平天国，投靠清廷，产生了极为不良的影响。
天京事变后，朝中出现了新难题，最主要的是东王、北王在事变中身亡，秦日纲又在事变中因支持韦昌辉杀死东王而被洪秀全下诏处决，朝中有威信的将领因此而所剩无几，太平天国中缺乏统帅之才。太平军虽大破江南、江北大营，但并没有以消灭清军有生力量为目的，而是以解围为目标，所以在解围过程中并没有大量地消灭清兵。
这些清兵在张国樑、和春等将领的休整下，又重新振兴起来，特别是和春所带清援兵的增援，使天京南北的清军实力大增。陈玉成虽然打败清军，一时军势旺盛，但他官职太小，不能左右战事，只在华阳镇一带据守。朝中政事都在洪秀全之兄安王、福王的辖制下，此二人平庸无能，虽有蒙得恩、李春发二人，却不能出来带兵打仗。所以此时太平军中急需物色一个出类拔萃的人物，成为军事领导核心来把握大局。
如何评价太平天国的东王杨秀清？
烧炭工出身的杨秀清是太平天国前期实际上的军事统帅，在用兵上主张以“略城堡，舍要害”为原则，并说服部分会众克服怀乡恋土思想，率军长驱北上。
起义仅两年，即转战6省，并建都天京。期间，他协助洪秀全健全军事组织和各种条规，编制“土营”“水营”，严格军纪，充当了太平军胜利进军的最高军事指挥者。定都后，又分兵北伐、西征，为太平天国作出了巨大贡献。
但他逐渐居功自傲，挟制天王，压制诸将，终于酿成“天京事变”。
咸丰六年(公元1856年)，朝廷的钦差大臣向荣死去。杨秀清及部下都举杯庆贺。席间，杨秀清令其部下呼他“万岁”。部下有人不服从他，就暗中助洪秀全召回了韦昌辉和石达开。
9月2日，韦昌辉从江西星夜带兵赶回天京，包围东王府，诛杀杨秀清全家。后又将事态扩大，杀害杨秀清部属两万多人。石达开回京责备他滥杀无辜，韦昌辉又要杀石达开，石达开逃走后，他竟屠戮了石达开全家。韦昌辉的残暴行为激起公愤，被洪秀全下令处死。后来，洪秀全为杨秀清恢复了爵位，并将9月2日定为“东王升天节”。
人说“自古权臣震主，不能以功名终”。洪、杨二人均为首事之枭杰，杨秀清的军事才能又在洪秀全之上，这样，杨秀清遭此厄运也就在所难免了。然而“鸟未尽而弓已藏，兔方逐而狗早烹”，洪秀全在事业未竟之时杀死杨秀清，也实为他的一大失策。从此，太平天国由强盛转向了衰落。
曾国藩四个弟弟的名字是谁取的？
有人曾经说，在封建社会中，兄弟之间是相互影响的。这在咸丰年间的太平天国运动与湘军中尤为明显，双方基本都是以家族为单元，以亲缘为纽带。比如洪秀全建立太平天国后，他的长兄洪仁发、次兄洪仁达都加入进来，族兄弟就更不用说了。相应的，湘军创建者曾国藩，他的四个弟弟也都加入过湘军，其中两人还战死沙场，一人取得巨大成就，与他同日被封爵。
曾国藩是家中的长子，他有四个弟弟，按照祖父辈的序列排行，分别是四弟曾国潢、六弟曾国华、九弟曾国荃、季弟曾国葆。这几个弟弟，都曾经加入过湘军，但境遇却不尽相同。
一、曾国潢解决兄弟们的后顾之忧
曾国潢是曾国藩最大的弟弟，也是曾国藩最寄予厚望的。他为这个弟弟的学业操碎了心，在书信中反复教导曾国潢如何读书。但是，因为曾国潢天分不高，曾国藩走后他承担长子的责任，要为父母分担家务。因此，在捐了一个监生的身份后，就放弃了科考之途。
在太平天国爆发后，很快波及到湖南，湘乡也有少量的会党起事。曾国潢便于其父曾麟书一起，组织乡党，配合知县围剿。曾国藩成立湘军的时候，他先在长沙协助训练，并筹措粮饷，后来又去衡阳训练新军。他办事老练，很得曾国藩信任。
不过，曾麟书瘫痪后，他回乡照顾父亲。曾麟书去世后，他又承担整个家族的责任。曾国潢从此操持曾氏家族事务，培养子侄，让曾国藩等兄弟在前线能安心打仗。曾国藩清醒的说：
此后，如果家中兄弟不和，妯娌不睦，后辈骄恣不法，都是你曾国潢这个做大弟的罪过。我家将来气象之兴衰，全系乎四弟一人之身。
二、曾国华英年早逝生死成谜
曾国华被认为是曾国藩几兄弟之中，天赋最高的。他办事能力极强，因为曾国藩的关系，未经科举考试直接当了地方知县的副手，此后一路晋升，未满三十岁已经是五品同知。
1857年，曾麟书去世，曾氏兄弟都回去奔丧，并按照规矩守丧三年。但因为曾国华此前过继给叔叔，只需要守丧一年，所以由他来执掌湘军。他的才干再次得到表现，一连攻克多个城镇。
但是在三河镇，湘军李续宾、曾国华与太平军陈玉成、李秀成大战，最后，曾国华战死沙场。当时曾国华的尸体并没有找到。时隔两个月后，曾国藩才找到他的尸体，不过是一具无头死尸。坊间一直有传闻曾国华未死，曾国藩将死讯过早报送给朝廷了，不敢冒欺君之罪，只好将他送去做了道士。
三、曾国荃是长得最像、也是最成功的弟弟
以目前的图片资料看，四个弟弟的面相中，曾国荃是最像曾国藩的。他们都是瘦削的长脸、鼻翼周边的法令纹又深又长 ，三角眼、扫帚眉也非常相似。不知道是天意还是巧合，这个长得最像的弟弟，最后的功劳和福分也最大，甚至能于曾国藩同日封爵。
曾国荃最大的功劳就是率军攻陷了南京。当时他是接手弟弟曾国葆的摊子，在军中瘟疫横行的不利情况下，奋战四十六昼夜，以寡敌众，击败了太平天国的反扑，稳住了雨花台的防守。在两年后，他就是从此处率军攻陷天京，活捉洪仁达、李秀成等太平天国大小将领三千人，立下不世之功。但他攻下天京后，下令纵兵烧杀抢掠百姓七昼夜，也是犯下滔天之罪。
太平天国被剿灭后，清廷加封曾国藩太子太保、一等侯爵，曾国荃赏太子少保、一等伯爵。他们两兄弟同日被封爵，是清朝平定三藩后百余年来汉人从未有过的。
四、曾国葆体弱多病功亏一篑
其实，刚刚提到的曾国荃的荣光，曾国葆也有机会享到的。他勇毅非常，加入湘军很晚，是因为兄长曾国华战死，才毅然投笔从戎，替兄报仇的。曾国葆作战非常勇敢，又足智多谋，是曾国藩最得力的助手之一。
特别是在围困天京之时，他率军攻下了雨花台，并且以寡敌众，大破各路来支援李秀成的十万太平军，杀出了湘军的血勇。不过，就在固守雨花台的时候，因为心力交瘁，过度操劳，竟然病逝在军营之中。他死后，湘军大营的指挥权全部交给曾国荃。而曾国荃，则实现了“包围天京”的战略后，并于1864年克竟全功。
曾国藩是晚清一个不寻常的政治人物，但他的成功，不光离不开个人坚定的信念和超凡的能力，更离不开亲兄弟的互相扶持帮助。
忠王李秀成忠于太平天国吗？
问题详情
太平军最善战的高层将领，内讧前是石达开，内讧后是李秀成。 战争是磨刀石。几年之间，使李秀成由一个聪明勇敢的士兵，成为一个善于征战的将领。内讧之后，太平军中无人可用，急需提拔头领，给了他机遇。没有内讧，按常规递升，他不可能这么快成为主将。内讧以后，洪秀全对异姓非常疑忌，李秀成这主将便十分难当。他犯颜直谏，要求革去洪仁发、洪仁达王爵，请回石达开，造成了与洪氏兄弟不可弥合的鸿沟。封他为忠王，赐“万古忠义”手书，不过是洪秀全一种安抚，是一种低级权术，意在用“忠”字锁住他的灵魂。一有不同意见，没有十分驯顺照洪秀全意思行事，洪便发怒，便更加固执已见，便严辞训斥。李秀成及其堂弟李世贤不承认洪秀全1861年改“国号”为“天父天兄天王太平天国”（即将小朝廷正式变成洪秀全个人私有），加深了洪对他的疑忌。连他主动将母、妻送到南京做人质，洪也还不放心。洪在军事上是个无能之徒，只知南京被围时力竭声嘶大喊救驾，全局得失全然不顾。洪对他疑忌之深，令人难以思议。直到临死，还愤愤然地公开宣布罢他的官。夺他的权。说他如不顺从其兄洪仁达主意和其甥萧有和的命令，号召“合朝诛之”。可以想象，如果在这之前，洪用不着他来支撑危局，就会将他除掉的。
在太平军的主要将领中，李秀成不但最敢向洪秀金提不同意见，而且对人对事都有自己的一套，比较多地保留着传统文化中他所认同的部分。他头脑比较清醒。比较注重实际而不“一味信天”。他对部下将领、人员，比较宽厚甚至无原则地袒护。所以苏州、南京等地的军民上下，或愿意跟从他，或将他看作黑暗王国中的一线寄托。对于清政府战败自杀或被俘官员，或以礼安葬，或赠银放走，这种统战手段在太平军中是独一无二的。 占领苏州，是他军事上的重要胜利，也潜伏着败亡的因素。一则，此后他用兵多从江浙着眼，大局观显然受影响；二则，产生了过分的自信和骄傲情绪；三则，物质生活的奢侈腐败。苏州是中国难得的安乐乡，向有天堂之称。农民造反者一般都有“打天下就要坐（享）天下”的心理，占领了这样好地方，很难抵挡物资诱惑，排拒“送上来”的享受。李秀成也在所难免。 只说第三项。其一，1860年6月，一占领苏州，动用几千人改建拙政园，作为忠王府，至1863年11月苏州被部下献降时还未完工。江苏巡抚李鸿章看了，惊叹其为“平生所未见”的“神仙洞窟”。现在虽不如当年，还是苏州主要景点之一。其二，他头上的狻猊冠，即使作为皇冠也是第一流的。根据呤唎（A.F.Lindley）的描述，比我们现在能看到的朱翊钧皇冠，要珍贵、精巧得多。其三，他财宝之多，弄得洪氏兄弟眼红，叫他捐饷银，否则不放他回苏州。他虽然没有时间来充分享用，但心理上的腐蚀是相当大的。昭王黄文英说，“那忠王也是顾己不顾人，顾私不顾公的”，当然不会没有根据。上行下效，他所管辖的主要将领，不少人只顾自己利益，各行其是。其他有权的将官，物质享受自然也就戕害了战斗意志。1862年南京解围战，之所以可能胜利而没有胜利，不是“未带冬衣”，而是诸将多有私心，斗志不旺，战斗力大不如前，加上受洪氏诸王掣肘的结果。这次未能获胜，太平军的颓势便无可逆转。 比起太平军其他一些将帅，他的缺点和过失，包括前面没谈到的，都算不了什么。太平军后期，他的战功最大，威信也最高。更何况，陈玉成死后，他是支撑太平军的唯一大柱。 李秀成在南京城外不远被俘，有一些偶然因素。一是因为他要突围时，将自己的战马让给幼天王，骑着不得力之马，无法远走，逃入荒山。二是，随身带了不少珍宝，引起发现的两家百姓争夺，解送湘军。这偶然中也有必然。他的忠君思想，使他将战马给“幼主”。他过于看中宝物，才会暴露身份并引起争夺。如果他骑着战马，带着适量银子、食物，很可能突围成功。但在当时“忽喇喇大厦倾”的形势下，无论到浙江、江西或安徽，看来都难逃厄运。洪仁干和幼天王，不是都在江西被俘了吗？他的堂弟李世贤，原来威信也很高，在漳州被围困紧急时，传檄汪海洋来救，汪竟坐视其败。李世贤好不容易逃到汪军中，竟在睡觉时被汪刺死。可见在军心分崩离析之时，李秀成迟早败亡是大势注定的。
他被俘后所写的供词（以前多称之为自述），真伪问题曾经争论了好久。认为是伪造的人，竟说如果肯定供词是真的，那就是丑化农民革命。在这样的立论下，去让法医作技术鉴定。于是，判定供词是伪造。科学技术到了如此地步，实在是十分可叹的。然而，这当然不是偶然更远非唯一的事例。后来，在无可辩驳的证据面前，真伪不必争论了，又提出到底是失节问题，还是“叛变革命”。因为供词对洪秀全多有非议，最后还向曾国藩提出让他出面收罗太平军残部的办法。1977年12月，曾国藩的曾外孙女俞大缜，在中过风又患白内障的情况下，给一位专家手书其母（曾国藩孙女曾广珊）亲口告诉她的‘‘李秀成劝文正公做皇帝．文正公不敢”。这是可信的。联系供词全文、李秀成性格、当时处境、国内外环境，李秀成写这供词，决不只是保存太平军史实，为自己留个自传。他的最高期望值是，曾国藩真的拥兵称帝。那么他可能就有机可乘，在曾与清政府你死我活斗争之际，重整太平军，三家争天下。倘不能重整太平军，汉人曾国藩做皇帝，也比满族要好得多。在他看来，曾国藩敢做皇帝的话，成功的可能性比较大。如果曾国藩被清廷镇压下去，太平军也有伺机再起继续反清的可能。倘若不能策动曾国藩称帝反清，那么答应太平军放下武器就不杀遣还，免得太平军残部继续遭受追击、屠杀，免得老百姓再受战争之殃，也好。他想到这些，是十分正常的。否则，就不会被曾国藩等人一提起就说他“悍滑”、“狡悍异常”了。证据呢？一是曾要删掉一部分供词，并将真迹藏起来；二是曾不敢送他进北京就擅自匆忙将他杀了；三是俞大缜的证词。这三条证据，是很难推翻的。如果计谋都要成为事实，那么历史就只是单方面的直线行为了。对此。多加评说，就是无谓的笔墨。说李秀成“失节”、“叛变”，那是因为长期以来，要求一切被称为革命者的人们纯而又纯，“胜利或者死”，成了唯一的人生路标；曲折、失散、被俘、死里逃生，往往百口莫辩。生活中太多了，也就成为评价历史人物的准则。更因为，在论争高潮中，有了终审判决：“白纸黑字，铁证如山，晚节不忠，不足为训”。人们只好三缄其口，“叛变”论者就大获全胜并因而成了“中央文革”成员。1979年以来，多数人宽容点了，说供词是李秀成的“污点”，“失节行为”。仍然没有根本上的改变。
请问：在洪秀全已自杀、洪天贵福必死的情况下，李秀成还应忠于谁？如果说，要忠于太平军的夺取全国政权的理想，那么，洪秀全自己早就放弃这种理想了，而李秀成却还希图保存残余、寻求机会，实现这种理想，或者保持对部分地方的占据，从太平军的立场看。至少是一种无可非议的努力，何“污点”、“失节行为”之有？即使以人们惯用的动机和效果统一论来看待供词，则它并未给太平军造成任何危害，倒是给后人留下一些值得深思的史实和教训，完全没有什么不好，不对。 古今中外不少最高权力拥有者，往往以现实的需要来看待历史人物，甚至作为评价的唯一标准。要求臣下，在其生前死后都要绝对忠诚，绝对服从，绝对拥护，不得有任何异议。任何批评，任何纠正，学者如果照这种观点去看待历史，历史论著便成为权力意志的传声筒，没有什么事实、是非、品格可言了。
总的说来。李秀成是太平军中难得的将领，但他确实是个悲剧人物。没有洪秀全造反和传统伦理熏陶，就没有李秀成及其供词。洪秀全使他成为主将，又将他推到曾国藩的刑场。自毁栋粱，往往是一个王朝衰败的准确信号。洪秀全并末建立王朝，但其区域性军事割据亦同此理。 在被俘诸王的供词，李秀成供词明显与众不同。多重意图，使他在囚笼中以每日数千字的速度，写了长篇供词。他的对手李鸿章、此前给曾国藩之弟曾国荃的信里说：“既深佩其狡猾，更积狠其忠勇”。这两句话，是供词极其重要、极其确切的导读。李秀成在计谋失败，最后作绝命词十句，“叙其尽忠之意”，从容赴死，也是这供词的实证。他对曾国藩适当说些客套乃至恭维的话，是其意图所决定的。他坚持站在太平军立场，始终认定洪秀全是天王、“我主”。在这一前提下，不可能也没有将洪秀全的邪恶兜底翻。只是很有节制地写了洪的一些错误，主要是他与洪的公开分歧和争论。历代都有人，与昏君暴君有重大分歧，不顾一切面折廷争，以至被斩首被凌迟被下油锅被诛九族，而成为公认的忠臣。然而，按照绝对洪氏本位的价值标准，即以洪秀全的是非为是非，以洪秀全的好恶为好恶，供词中那些很有节制的真话实话，有损于造神，有损于洪的光辉形象，那就不能容许。无论你多么用心良苦，杜鹃啼血，超过古代忠臣义士，都是“不忠”，重则日叛变，轻则日变节行为。这种价值判断，只能让普通人瞠目结舌。我认为，问题不在于李秀成是不是忠、义，而在于其忠、义的价值的二重性，在于他想超越简单地高呼口号而死的复杂内涵。有几分读懂供词，就会觉得这是一曲太平军的挽歌。洪秀全的挽歌，他自已昨日的挽歌。供词即将写完，他就被杀掉，成了洪秀全的殉葬，供词成了殉葬者预先 自唱的挽歌。这支复调挽歌，是寻味不尽的。 毛泽东当年读了《忠王李秀成自述》原稿影印本，在上面批了几行字：“白纸黑字，铁证如山，晚节不忠，不足为训。”可谓是一语中的，李秀成的晚节不保，令人怜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