付诸阙如,周世宗柴荣为什么被人称为一代英主

付诸阙如，周世宗柴荣为什么被人称为一代英主？

我字多，看我！这个皇帝不简单，早期做商人卖茶叶，后期差点统一全国？

果然最后的都是压轴的，作为《资治通鉴》最后出场的一位皇帝周世宗柴荣，大家可能对他不太了解，因为在五代十国这个年代里最不稀缺的就是皇帝，其中大大小小的政权数十个，但是周世宗却宛如这黑夜中的流星一样，虽然转瞬即逝，但是那瞬间的光芒盖过所有，有人称他为“五代第一明君”由此可见其功绩，那么这位周世宗到底是何等人物？又有何等功绩？

古代把百姓阶层分为四种：士、农、工、商，其中以士为首以商为末，可见古代对于商人并不待见，而大名鼎鼎的周世宗柴荣就是出身于商，早期的柴家在当地还是一个名门望族，但是后来家道中落，柴荣就跟随姑父郭威也就是后来的周太祖一块经商卖茶叶。

小小年纪的柴荣就显露了不同于常人的一面，做事谨慎且能帮助郭伟处理一些事务，这让郭威非常喜欢这个孩子，最终收为自己的义子。

柴荣早期贩卖茶叶需要两地之间来回往返，所以柴荣深感百姓的疾苦，并且在路途中还学习了一些其它的本领，如骑射、学习史书等，这让柴荣更加明白自己不能坐以待毙，在成年之后就不再从商开始跟着姑父郭威从戎。

郭威也不是一个等闲之辈，虽然早期家贫但是生性勇猛，参军后不久就因辅佐刘知远建立后汉政权而升任大将军，同行的柴荣也被封为贵州刺史，不久后刘知远去世，郭威拥立汉隐帝刘承祐继位。

当时各地节度使多有拥兵造反之意，郭威数次前去剿灭但都无功而返，再加上汉隐帝宠信奸臣从而怀疑郭威等有功之人，就下令在郭威和柴荣外出平叛之际将他们的亲属全部赶尽杀绝，此举引起郭威怨恨于是起兵造反，第二年，后周建立，郭威称“周太祖”，柴荣为皇太子。

四年后，周太祖郭威逝世，皇子柴荣继承皇位，史称“周世宗”，因为五代十国是非常动乱的一个年代，多个政权林立，在柴荣登基之后就有北汉联合辽国一同进攻后周的潞州，柴荣作为皇帝想要率军亲征，但他登基后不过两月，朝中大臣自然极力反对，最终柴荣力排众议亲自率军迎战，因为两军最终在高平相遇并且展开战斗，所以史称“高平之战”

由于是北汉联合辽国，所以北汉先行进攻而辽国则是持观望的一个态度，两军对战之际，柴荣并没有退缩在大本营而是亲自在前方督战，此举鼓舞了士兵的士气从而大败北汉，一旁观望的辽军不敢再战立即撤退，此战大胜之后柴荣巩固了自己的地位，大战之后柴荣为了整顿军纪，处决了七十多位临阵脱逃的将士，又重重嘉奖了赵匡胤、张永德等人。

公元955年，也就是柴荣继位之后的第二年，柴荣想要统一全国，于是采取“先南后北”的策略，先行攻打位于南方的政权，其中临近的后蜀是第一战，此战中柴荣命大将王景、向训向西攻打后蜀，但是王景等人攻打凤州时就久攻不下，再加上粮草供应不顺，导致朝中大臣开始反对西征，因为柴荣才上任两年，应该打好基础而不是主动出击。

柴荣并没有撤军，而是让赵匡胤去前线视察，赵匡胤返回之后告诉柴荣可以攻打，柴荣再一次力排众议，最终历经两个月的时间就攻打下之前定下的目标秦、凤、成、阶四州中的三州，接着拿下凤州，至此，被后蜀占据的四州均被收回。

同年，为了之后北伐时不至于腹背受敌，柴荣亲自率军攻打南唐，此次征战耗时三年，共计三次，对南唐造成了极大的震慑。

公元959年，为了统一全国，柴荣再一次率军亲征，此次目标就是攻占北方的辽国，此次出军柴荣早已经部署好战略，因此一路势不可挡：

四月：辽宁州刺史王洪开城投降、益津关守将终廷晖投降、瓦桥关守将姚内斌投 降、辽莫州刺史刘楚信开城投降；

五月：瀛洲刺史高彦晖开城投降、义武节度使攻克易州；

在短短四十二天内，柴荣及部下占领三关三州总计十七个县，这在战争史上少之又少，最终柴荣决定趁机攻打幽州，但是突然患病只能班师回朝，北伐因而终止，回去之后并没有多久就在万岁殿驾崩，享年三十九岁，在位期间仅仅六年。

结语：柴荣可以说当之无愧为一代雄主，在五代十国这样的时代里做着其他国家不敢想的梦“统一全国”，在这个时期各地政权林立，要想统一全国其难度不亚于当年秦国横扫其他六国一样，像柴荣的敢想敢做实在是少数，只可惜天意弄人，英年早逝，不然历史必然会因为他而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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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午海战北洋水师真的是一败涂地吗？

甲午海战以北洋水师一败涂地来形容并不为过。虽然整过海战过程与日本也有过一些你来我往。正是由于甲午海战的失败，才有了最后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签订。甲午战争的失败最主要原因是日本有备而来，企图心强。而清廷耗费大量的军费和银两在的颐和园的修建以及皇帝的大婚上。让北洋水师未能有足够的军费来填补，维修军舰和武器，也未能积极备战。在整个战斗过程中，毫无疑问有众多的将士是英勇无畏抗敌，为国捐躯的。然而还是无济于事，以失败告终。此次战争带给我们的教训就是：政府要清廉，要给军队足够的经费来建设军队。而军队要无时不刻备战，不能松懈，随时可以抗击来犯之敌，保家卫国。以下是整个甲午之战的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

从1894年7月25日到9月17日。战争分陆战与海战双向进行，陆战主要是在朝鲜半岛上的平壤之战，海战主要是黄海海战。黄海海战是双方海军主力在黄海北部海域进行的战役规模的海战。亦称甲午海战、大东沟海战。此役北洋海军失利，自此退入威海卫，又执行李鸿章避战保船的命令，使黄海制海权落入日本联合舰队之手，对甲午战争的后期战局具有决定性影响。

陆面战斗在三个战场同时展开：大同江南岸战场、玄武门外战场、城西南战场。当时驻守平壤的清军九千五百餘人，日军也有一万六千多人，双方战力相差甚远。日军第九混成旅团首先向大同江南岸清军发起进攻，太原镇总兵马玉崑奋勇抗敌。

同时农历八月十八日（阳历9月17日）海军联合舰队进入黄海鸭绿江出海口西「大东沟」合击北洋水师舰队，这是人类歷史上第一次的大规模现代钢铁军舰海战。售出军舰给清日双方的英国及当时各军事大国极為关注此场海战。

海战在中午时分开始，双方皆在11时15分和11时30分发现敌方。由於清舰是从朝鲜运兵回来，加上未装舷侧速射炮，侧面火力贫弱，而定远级的主炮都排在前方，所以舰队以一字形排开，日舰则是寻战而来，由坪井航三率第一游击队的吉野等四艘快速巡洋舰为前锋，伊东祐亨带领的本队慢速六舰在后成一字阵。12时清军下令变阵，排成尖峰形。13时开始炮击：时间不久，舰队中央成凹陷形。面对清军铁甲舰攻势，日舰被迫后退。

此时日舰包抄清军右侧，由於日舰较快加上清军指挥不当，右侧舰队被歼灭；丁汝昌之座舰也被炮击，炮震力导致正在持双筒望远镜观看海面战局的丁汝昌从二楼高炸飞摔落甲板，左手臂骨摔断重伤（战后左手臂打石膏直到次年2月右手拔枪自裁）。

定远号舰长接手指挥，下令全部舰隻集中重炮攻击日本旗舰松岛号，14时松岛号即中弹，甚至是舰长室中弹，但因為炮弹火药不足，没有爆炸（舰队司令伊东祐亨回忆）没有沉没，日舰后退，伊东中将司令且即更换座舰（当松岛号由友舰拉回日本时，全舰千疮百孔却未沉没，日军频呼：「不可思议！」）。

战斗中，致远舰冲出队列，试图撞击日舰吉野号，却伤势过重而沉没，管带邓世昌落水后拒绝救援，以身殉国（致远252人中245阵亡）。16时清军左侧舰艇中弹，背靠荒岛，一边灭火一边攻击日舰。灭火成功，日舰在没有优势下撤退。另一方面，日舰所有火炮皆无法击穿定远号等清军铁甲舰，清左侧舰队回救运送重炮弹予两舰，因此反而日舰多被重炮所伤。

伊东祐亨认為暂时无法击沉定、镇两舰，下令撤退。裴利曼特说：“日军不能全扫乎华军者，则以有巍巍铁甲舰两大艘也。”靖远升旗召集各舰追击，17时30分日舰远去，清军下令停止追击；日方的说法是清军遁去，伊东的旗舰松岛号由于损坏严重，升起不再履行旗舰职务的旗号，日舰纷纷回护松岛，反失去全歼北洋水师的机会。

此大东沟海战清军伤亡600餘人，经远管带林永昇战死，经远沉没，致远管带邓世昌与舰同沉殉国；日军伤亡亦达300餘人。济远和广甲逃离战场，济远管带方伯谦因此被处决，虽是罪有应得，但广甲舰长吴敬荣由於隶属广东水师，仅以革职论处。

激战5小时后，北洋舰队损失巡洋舰5艘，包括经远、致远、超勇、扬威和广甲，受伤4艘，但成功完成护航运载清刘铭传淮军12营陆军登陆鸭绿江岸。日舰仅伤5艘，先行撤离战场。战后北洋舰队未敢主动出击，日本联合舰队达到控制黄海制海权的目的。

9月15日，日军分三路总攻平壤，战斗至为激烈，高州镇总兵左宝贵中炮阵亡，随后玄武门失守，叶志超下令撤退，六日内狂洩五百餘里，透露清陆军内部湘军、淮军严重对立；26日清军直抵鸭绿江以北。朝鲜全境為日本所控。9月23日李上折要求提取从1888年起打著海军名义筹备，实际一直被中央扣在手裡生息以建颐和园的260万两银，获得150万两紧急军费。

第二阶段

从1894年9月17日到11月22日。战场位於辽东半岛，以陆战為主。9月25日，日军在鸭绿江上搭浮桥抢渡成功，向虎山清军阵地发起进攻。清军守将马金叙、聂士成被迫撤出阵地。日军攻陷虎山。山县有朋即将第一军司令部移於虎山。鸭绿江防线决战刚要打响前光绪帝拿问平壤之战逃跑主将卫汝贵。圣旨到，造成清军全军崩溃。26日，日军佔领了九连城和安东县（今丹东），同日日军在庄河花园口登陆，10月9日，攻佔金州，10日陷大连湾，至此清军在鸭绿江防线全线崩溃。25日旅顺陷落，日军执行旅顺大屠杀，对城内进行4天3夜的抢劫、屠杀和强奸，大批平民死亡。李鸿章曾经提出“若水师至力不能支时，不如出海拚战，即战不胜，或能留铁舰等退往烟台。”但是受到丁汝昌的坚决反对，从而使得北洋水师继续困守在港内。旅顺口的防御工事，经营10余年，耗费白银数千万两，驻守兵力达14700人，日军仅用不到一天时间，付出426人的伤亡，就拿下这座重兵把守的要塞。

第三阶段

从1894年11月22日到1895年4月17日，有威海卫之战和辽东之战。12月24日，镇远退入威海卫时触礁，经抢修才不至下沉，但已不可再出深海作战，管带林泰曾引咎自尽。1895年1月20日，日本第二军共两万五千人，在日舰掩护下开始在荣成龙须岛登陆。30日，日军集中兵力进攻威海卫南岸炮台。营官周家恩阵亡，炮台被日军攻佔。2月3日日军攻陷威海卫城，刘公岛成為孤岛，日本联合舰队司令伊东祐亨曾致书丁汝昌劝降。10日，定远号弹药告罄，刘步蟾下令将舰炸沉，随后刘步蟾生吞鸦片自杀。11日，丁汝昌自杀。17日，日军在刘公岛登陆，在英国籍海军军事顾问建议下，由最年轻管带、日后民国第一任海军总长萨镇冰向伊东中将献降，济远，广丙，镇中，镇东等10舰為日军所俘。北洋舰队全军覆没。随后萨镇冰驾驶康济舰并载著丁汝昌等六人灵柩离开刘公岛。北线日军与清军满洲部队主力进行的战役有五复海城，与湘军、淮军、毅军进行的战役有牛庄之战（又名佯攻辽阳，实取牛庄之战)。日军佯攻辽阳，光绪帝中计，亲自下令围攻海城的清军主力救援辽阳，结果日军迅速调动进攻清军交通枢纽牛庄，围歼孤立在牛庄湘军主力。最终双方主力爆发田庄台决战，宋庆在清军主力被围歼前下令撤退。清廷被迫议和。

1895年4月17日，大清与日本签订《马关条约》，甲午战争结束。

甲午之战以后的一些后续事件：

甲午战争后期，身处海外的孙中山开始革命尝试。1895年2月抵达香港后，孙中山开始在日本商人梅屋庄吉帮助下，与日本驻香港领事馆领事中川恒次郎联络，请求武器及资金援助，并与同侪策划在广州起义。

曾在北洋海军担任过学堂教习、军舰大副等官职，参加过甲午大东沟海战的美国人马吉芬在1894年末因為大东沟海战中的战伤归国。由於美国社会舆论和当时的西方舆论一样，分辨不太清甲午战争爆发的原委，只看到最后的结果，因此他在美国报刊上撰文并各处演讲，将他所亲见亲歷的北洋海军的战斗情况介绍给大眾，但被舆论当作疯子、狂人，认為是他头部的战伤使得他精神错乱。1897年2月12日，马吉芬自杀，留下“主啊，请你不要小看我”的临终懺悔词，穿著一身北洋海军军服，盛殮在铺盖著黄龙旗的棺柩中下葬

自第一次鸦片战争后开始崩坏的中华朝贡体系，在签订马关条约后，几乎彻底崩解。此战的结果不仅对当时的东亚局势做成深远的影响，甚至影响中日韩这三个国家于近现代的发展。

日本军队登陆澎湖群岛

自鸦片战争至英法联军之役為十五年，自英法联军之役至日军初次侵台為十五年，自日军初次侵台，中经马嘉理事件、伊犂交涉以至中法战争约九年，自中法战争至中日战争亦為九年，其间中国多少尚可喘息苟延。中日战后，情势急转直下，外来的兇猛压力，跟踪而至，片刻未弛，直可谓危急存亡之秋。

清国战败，只得向日本求和，签下《马关条约》。1895年间，清廷派李鸿章前往日本签约。条约指明，清方须承认朝鲜為独立国，撤出朝鲜半岛。割让台湾、澎湖及其附属岛屿予日本。条约又要求清方向日本开放多个清国内陆的港口城市，包括沙市、重庆、苏州、杭州。要求向日本赔款，日本便获得2.3亿两白银的战争赔款（其中三千万两為清国换回辽东半岛的费用）。还规定日本轮船可沿内河驶入上述个通商口。日本货物在清国内地必须免去内地税。这使日本经济迅速发展，改变东亚地区由英国和俄国对立和争霸的原有格局，导致1902年的英日联盟及1904年的日俄战争。

甲午战争后所签订的《马关条约》是自第一次鸦片战争后签订的《南京条约》来对清国危害最大的不平等条约。条约签订后，台湾和澎湖沦为日本殖民地，巨额赔款亦加重清国人民负担及增强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力量。允许在华设厂、增辟通商口岸便于资本主义国家资本输出。甲午战争及《马关条约》大大加深清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化。

陆贽思想的主要内容？

一、政治思想：

治乱由人，不在天命。

唐朝经过安史之乱后，封建统治的政治基础和经济基础都遭到了严重破坏。藩镇割据，山河破碎，战火纷飞。到德宗时出现了一派萧条破败的气象，田园荒芜，人烟断绝。“四海骚然，靡有宁处”。

泾原兵变后，长安失守，国难益重。但唐德宗在谈到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时却说：“此亦天命，非由人事。”针对德宗的这种“国家兴衰皆由天命”的错误思想，陆贽指出把国家兴衰说成由于天命是荒谬的。他认为“天视自我人视，天听自我人听，则天所视听皆因于人，非人事外自有天命也”。

否定了天有思想、有意志、能主宰人类社会的命运，得出了“天命在人”的结论。并说：“人事治而天降乱，未之有也；人事乱而天降康，亦未之有也。”说明了治乱由人，不在天命。

陆贽还辩证地分析了“治”和“乱”的关系。

充分肯定了人在治理社会过程中的主观能动作用。认为“理（治）或生乱，乱或资理，有以无难而失守，有以多难而兴邦”，所以他面对于乱并不悲观失望，而是充满“治”的信心。

他踌躇满志地劝诫唐德宗“其资理兴邦之业，在陛下克励而谨修之”。不要忧虑“乱”，不要害怕“厄运”，只要“勤励不息，足致升平，岂止荡涤妖氛，旋复宫阙”。陆贽的这种“反天命，重人事”的进步的历史观，构成了他治国思想的哲学和理论基础。

理乱之本，系于人心。

在分裂混乱之中“海内波摇，兆庶云扰”，“人心惊疑，如居风涛，汹汹靡定”，谁要想在这种局面中取得支配地位，人心向背是一个决定性的因素。陆贽进一步阐发了“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的传统儒家思想，认为“立国之本，在乎得众”。“得众则得国，失众则失国”。

“夫欲治天下而不务得人心，则天下固不治。”陆贽反复强调人心的作用，这是他的治国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他所说的“得众”、“得人心”的阶级内容当然主要是指广大农民对李唐皇朝的同情和支持，也包括在统治阶级内部取得地主阶级的拥护。那么怎样才能“得众”、“得人心”呢？陆贽曾恳切而又深刻地向德宗谈了自己的想法：“臣谓当今急务，在于审查群情，若群情之所甚欲者，陛下先行之。

所甚恶者，陛下先去之。欲恶与天下同而天下不归者，自古及今未之有也。夫理乱之本，系于人心。况乎当变故动摇之时，在危难向背之际，人之所归则植，人之所去则倾，陛下安可不审查群情，同其欲恶，使亿兆同趣，以靖邦家乎？”又说：“舟即君道，水即人情，舟顺水之道乃浮，违则没，君得人情乃固，失则危。”作为一个贤明的君主必须要使“其欲从天下之心，而不敢以天下之人从其欲”。

当然在封建社会里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的利益是根本不同的，两者之间不可能做到真正的“同其欲恶”。所谓“同其欲恶”不过是相对而言，也就是说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在不损害地主阶级根本利益的基础上尽可能地协调和农民阶级的关系。

这就必须从维护封建统治阶级的最大局出发，适当地考虑一些广大农民群众的切身利益，“扫求利之法，务息人之术”，以便争取更多人的支持和拥护，尽可能地集中目标打击主要敌人——破坏统一的割据势力。为了取得民心，陆贽请求赈救灾民。

贞元八年（792年）河南、河北、江、淮、荆、襄、陈、许等四十余州发生水灾的时候，他劝德宗给予抚恤，并说：“所费者财用，所收者人心，苟不失人，何忧乏用。”为了取得人心，陆贽提出国家必须要用度有节，躬行俭约，罢京城及畿县间架等杂税以弭民怨。

他要求“均节赋税”来减轻人民的负担。为了取得人心，陆贽建议德宗“痛自引咎，以感动人心；不吝改过，以言谢天下”。并为之亲自起草罪己诏。诏书中还特别宣布对那些受到“凶逆”煽诱的胁从者，如能幡然悔悟，就既往不咎。诏书下，“虽武夫悍卒，无不挥泪感泣”。

后来李抱真入朝对德宗说：“陛下在奉天、山南时，赦令至山东，士卒闻者皆感泣思奋，臣是时知贼不足平”。陆贽的这些措施和建议收到了一些效果。缓和了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之间的矛盾，或多或少提高了唐皇室的政治形象，使一些顾瞻观望的势力能够倾向于唐朝，在一定程度上分化瓦解了藩镇。

立国之权，居重驭轻。

安史之乱后，出现了藩镇割据的局面，到唐德宗时有增无减，“假王者四，僭帝号者二，其他顾瞻怀贰，不可悉数”。河南、河北、淮西早已拥兵自守，不听朝廷号令。泾原兵变后，京畿地区也为割据势力所控制。节度使的权力不断扩大，有的已经世袭，他们可以“自置文武将吏，私贡赋”，并可以大量召募军队，拥有很大权力，官爵、甲兵、租赋、刑杀，皆自决定，“天子不能制”。

在政治、军事、经济上保持独立，大者连州十余，小者犹兼三四。“虽称藩臣，实非王臣”。显然唐朝要想恢复昔日的统治，消灭藩镇已成为迫在眉睫的大问题。陆贽是一个博通古今、明于治乱、具有远见卓识的人。他总结了历史经验，尤其是吸取了西汉贾谊在《治安策》中所阐述的加强皇权集权的思想，深刻地指出：“立国之安危在势。”认为“立国之权，在审轻重，本大而末小所以能固，故治天下者若身使臂，臂使指，小大适称而不悖”。

这就必须要采用强干弱枝之术。加强皇权实力，削弱地方势力，这样才有利于国家的统一和安定，有利于封建政权的巩固。

为此他对唐朝前期的历史作了一番回顾：谈到在唐太宗时，由于妥善地处理了朝廷和地方的关系，内重外轻，“举天下不敌关中”，处于“居重驭轻”的有利地位，因而能够保持安定统一的局面。可是后来“承平渐久”，内地武备松弛，地方节度使权力日益扩大，关中实力日益削弱，外重内轻，倒持太阿，授人以柄，结果“安禄山窃倒持之柄，乘外重之资”，发动叛乱，两京不守。

这就从正反两方面的历史经验阐明了“居重以驭轻，本大而末小，所以能固”的道理。否则“失居重驭轻之权，忘深根固柢之虑”，就会酿成大乱。他告诫唐德宗要“追鉴往事”，并申明：“王者蓄威以昭德，偏废则危；居重以驭轻，倒持则悖。”因而提出了“修偏废之柄以靖人，复倒持之权以固国”的方针。

要求采取一些具体措施，加强关中实力以巩固皇权，逐渐削弱藩镇势力，以便最后剪除“凶逆”。陆贽的这些主张无疑是正确的。

求才贵广，考课贵精。

陆贽认为能否正确地使用人才是关系到国家存亡的大问题。要想使唐朝有所振作，不整顿吏治、广开才路是不会取得什么成效的。而昏庸的唐德宗既不能求贤任能，又缺乏知人之明，“累叹乏才，惘然恍见于色”。又往往对臣下吹毛求疵，求全责备。针对唐德宗的用人弊病，陆贽在《论朝官阙员及刺史等改转伦序状》中进行了认真的分析。认为人才之多寡和统治者的政治思想有很大关系。

说“汉高祖大度，故其时多魁杰不羁之才，汉宣精吏能故其时萃循良核实之能”。并向德宗指出：“朝之乏人，其患有七”：第一，人才之进用与否不由人才是否合适为准，而由推荐人才的宰相是否受到皇帝的宠信来决定；第二，听信谗言而不加以任用；第三，求全责备，标准太高；弟四，对于有“过错”的人，因痛恨太甚而不复用；第五，考察不当，只看表面，不看本质；第六，根据一个人一言一事来决定用与否，不是全面地看一个人；第七，援引旧例使用朝官阙员，而有才干的人不得升迁。

为了能够合理地使用人才，发现人才，提高吏治水平，他花了很大功夫对吏治问题在理论上作了比较全面的论述，提出了“求才贵广，考课贵精”的重要原则。

所谓“求才贵广”就是要求广泛地选拔人才，使人“各举所知”，不仅宰相可以推选官吏，而且台省长官也可以荐举贤能。认为“唯广求才之路，使贤者各以汇征，启至公之门，令职司皆得自达”。

才能通过更多的渠道得到更多的人才。要像武则天那样：“弘委任之意，开汲引大门，进用不疑，求访无倦，非但人得荐士，亦许自举其才。”他反对对人吹毛求疵，求全责备。说：“凡今将吏，岂得尽无疵瑕”。认为“人之才行，自古罕全，苟有所长，必有所短。

若录长补短，则天下无不用之人。责短舍长，则天下无不弃之士”。他反对“以一言忤犯，一事过差，遂从弃捐”，终身而不复用的错误做法，认为这是造成“乏才”的原因之一。并指出：“贬降之辈，其中甚有可称者”，也应该录用，何况其中有些是因“连累左黜，或遭谗忌外迁”的人，只有做到这样广泛地搜罗人才，才能使“人无滞用，朝无乏才”。

为了广开才路，在陆贽的协助下，唐德宗又开策问贤良方正能直言敢谏科、策问博通坟典达于教化科、策问识洞韬略堪任将帅科。量才取士，招揽各种不同类型的人材，以满足封建国家各方面的需要。

所谓“考课贵精”就是“按名责实”，依据一定的标准进行考核，加强吏治的管理，以便高标准地培养官吏。为了全面地了解一个官吏的政治思想和工作能力，陆贽提出了考课的具体内容，即所谓“八计听吏治”，有以下八个方面：一、视户口丰耗以稽抚字；二、视垦田盈缩以稽本末；三、视赋役薄厚以稽廉冒；四、视按籍烦简以稽听断；五、视囚系盈虚以稽决滞；六、视奸盗有无以稽禁御；七、视选举众寡以稽风化；八、视学校兴废以稽教导。在考课的过程中他强调不能注重言论，而要注重行动。

不能看表面现象，而要看内在思想。指出口拙寡言的人不一定就愚笨，能言善辩的人不一定就聪明；直朴而冒犯的人不一定是背叛，阿谀奉承的人不一定就忠实。因而“所举必试之以事，所言必考之于成”。

通过实践检验是非优劣。这种比较实事求是的考核态度在一定程度上对于防止官吏徇私舞弊、弄虚作假、贪污怠惰是有一定作用的。同时通过考课可以根据每个人的实际才能，合理使用，使举得其人，任得其所，更好地发挥官吏应有的作用。他认为“才如负焉，唯在所授，授逾其力则踣，授当其力则行”。

必须使其才干和所授之官相一致，如果委非所任，处非所宜，就会使器大者不能人尽其材，才小者不能承担重任，这是不利于地主阶级的统治的。

为了使奖惩分明，升降得当，在考课的基础上陆贽还提出了核才取吏的三术：“一曰拔擢以旌其异能，二曰黜罢以纠其失职，三曰序进以谨其守常。”这样才能使有政治才能的人得到重用，使庸碌无能、尸位素餐的人受到贬斥，使吏治清明，提高官僚机构的工作效率。

广开言路，改过求治。

陆贽非常推崇唐太宗，尤其是对唐太宗从谏如流的政治风度特别赞赏，认为“太宗有经纬天地之文，有底定祸乱之武，有致理太平之功”。而“从谏改过为其首焉”。

说：“谏而能从，过而能改”是“帝王之大烈”。把对于纳谏作用的认识，提到一个空前未有的高度。可是唐德宗却对纳谏一无所知，他“严邃高居”，很少“降旨临问”，以致出现了“变乱将起，亿兆同忧，独陛下恬然不知，方谓太平可致”的可悲局面，这是非常危险的。鉴于这种情况，陆贽对君主纳谏这个问题进行了极为认真的总结，从理论上作了比前人更为详细更为具体的分析。

他上书唐德宗，力陈要“广咨访之路，开谏诤之门，通雍郁之情，宏采拔之道”。要召见群臣“备询祸乱之由，各使极言得失，不能当耳目闭塞的孤家寡人”。并进一步指出世界广大，社会复杂，“以一人之所览，而欲穷宇宙之变态”是不可能的。只有虚受广纳，勤与接下，“总天下之智以为聪明，顺天下之心以施教令”，才能使下情上达，上情下知，君臣一致，政权巩固。

陆贽认为要使谏路畅通，必须克服堵塞谏路的九种弊病。其中上有其六，而下有其三。君主的六种弊病是：好胜人，耻闻过，骋辩给，眩聪明，厉威严，恣强愎。臣下的三种弊病是：谄谀、顾望、畏懦。

九弊之所以阻塞谏路是因为：君主好胜就一定嫉恨直谏，这样下边谄谀的人就顺情说好话，而真实情况就听不到了；骋辩给就必然不让人把话说完就给顶回去；炫聪明就必然自以为是地加以猜测而怀疑别人欺诈，这样顾望的人便不敢多说话，而一些有深刻道理的见解就不能尽言；厉威严就一定不能和颜悦色地待人接物，恣强愎就一定不能承认自己的过错而接受劝告，这样下边畏懦的人避免进言得罪，而一些合情合理的意见就得不到发表。所以必须克服这九种弊病以广谏诤之路。

要“以求过为急，以能改过为善，以得闻其过为明”，使臣下敢于尽言。认为谏者多，才能表明君主喜欢纳谏；谏者直，才能表明君主的优容大度；谏者冒犯而不罪责，才能表明君主的容忍宽恕。“惟恐谠言不至”，这样才能使谏路畅通无阻。

二、经济思想：

唐中期以后均田制遭到破坏，土地兼并越来越严重。出现了富者兼地数万亩，贫者无容足之地的状况。这样租庸调制就难以实施。由于长期用兵，战事频繁，兴师动众，人民的徭役负担繁重。同时军费开支庞大，人民遭受的赋税剥削越来越残酷：“常赋不充，乃令促限，促限才毕，复命加征，加征既殚，又使别配，别配不足，于是榷算之科设，率贷之法兴。”

而且征收赋税时，催促紧迫，不分季节，“蚕事方兴已输缣税，农功未艾据敛谷租”，丝不容织，谷不暇舂，农民不堪于这种剥削和压迫，纷纷破产。有的不得不当佃客依附豪强，成为私属，贷其种食，赁其房屋，终日劳苦，长年不息，仍然难以维持生计。

而地主阶级对人民的横征暴敛超过了封建国家的赋税剥削，而且又大放高利贷，坐食租税，大肆聚敛，以致出现了贫富悬殊的两极分化局面。广大劳动人民处于艰难竭蹶之中，许多人离乡背井，奔波流亡，转死沟壑，出现了十室九空，都市化为丘墟，遗骸遍于田野的凄惨景象。

生产力遭到严重的摧残，民困国穷，财政枯竭，经济处于崩溃状态。为了缓和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日益激化的矛盾，解决国家的财政经济危机，陆贽上疏提出：“均节赋税恤百姓六条”，系统地阐述了恢复和发展封建经济进行改良的思想。

关于人在创造物质财富中的重要作用以及在封建社会的生产关系中如何能更好地发挥这种作用，陆贽认为“财之所生，必因人力”。他主张保护在生产力中起决定性因素的劳动力，指出：“建官立国，所以养人也；赋人取财，所以资国也，故立国而不先养人，国固不立矣。”

所谓“养人”就是说要使劳动者能够继续生存下去，有一个从事奴役性劳动的条件。

他看到了“养人”和“资国”两者之间的关系，认为只有“养人”，充分使农民的个体经济得到发展，发挥他们在生产力方面的作用，才能尽可能创造更多的物质财富，使民“富”国强。

因此，他反对对农民进行敲骨吸髓、毁家取财的极度剥削，认为这是统治阶级“厚其所资，而害其所养”，只顾眼前利益而不顾长远利益的做法。相反地他认为“当今之务在于厚人而薄财，损上以益下。下苟利矣，上必安焉，则少损者所以招大益也。人既厚矣，财必赡焉，则暂薄者所成永厚也”。所以他强调必须要“等以厚生之业”。

“先人事而借其暇力，先家给而敛其余财。遂人所营，恤人所乏，借必以度，敛必以吋。”只有这样才能使简单的扩大再生产成为可能，才能使国家的财政收入得到保证，达到“养人以资国”的目的。为此陆贽主张采取以下一些改良措施：限制土地兼并，“凡所占田，约为田限”。

实行轻徭薄赋，要“量人之力”征收赋税，降低剥削率，十分取一，“裁减租价，务利贫人”。适当缩小“贪富悬绝”的巨大差别。“微损有余，稍优不足，损不失富，优可赈穷”，使“贫弱不至竭涸，富厚不至奢淫”。节约国家开支，“量入以为出”，使用度有节。

认为“不节则虽盈必竭，能节则虽虚必盈”。为了“啬用节财”，他提出“窒侈欲以荡其贪风，息冗费以纾其厚敛”。这些措施总的指导原则是“安富恤穷”，在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之间的矛盾中寻找平衡。

这一方面表现出陆贽保护地主阶级利益的阶级本质，另一方面他兼顾农民阶级的利益，表现出他对广大贫苦农民的极大同情。这些措施在当时对限制统治阶级的无节制的聚敛，缓和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的矛盾，调整生产关系，发展生产，解决面临的经济危机，加强封建统治的经济基础，还是有意义的。

三、军事思想：

针对德宗时大都征调关东比较富庶地区的士兵轮番戍守边防，士兵缺乏训练，不能适应边疆的艰苦环境；边帅身不临边而在内地，又选精兵锐卒自随左右，把守边防要塞的士兵，更加缺乏战斗力的情况，陆贽建议：选派士兵“必量其习性，辨其土宜，察其技能，知其欲恶，用其力而不违其性，齐其俗而不易其宜，引其善而不责其所不能，禁其非而不处其所不欲”。

加强训练，严明纪律，又要抚以恩惠，安排好家属，安乐其居，使之思想稳定，才能发挥战斗力。做到“出则足兵，居则足食，守则固，战则强”。于是他提出取消各道将士轮番防秋制度。按原来军队人数分成三部分：一部分委命本道节度使招募年轻力壮愿住边城者而迁移之；一部分则由本道但供衣粮，委命关内、河东各军州招募蕃汉子弟愿入边军者以供给之；一部分由本道仅出衣粮，加给应募之人，作为新迁居的费用，又命度支在各道和市耕牛，兼雇手工业者到各军城修造器具。

召募的人，每家给耕牛一头和各种农田水火器具，使其完备。这样“寇至则人自为战，时至则家自力耕”。军事力量必然增强，粮食供给必然充足，避免了轮番征发之苦，又减轻了国家的财政负担。

开元、天宝之际，西北边防仅设有朔方、河西、陇右三个节度使。德宗时，又将朔方之地分由三个节度使统领，其余各镇军，将近四十多个，都由皇帝任命，并有宦官监军，彼此之间各自独立。如同一国三公、十羊九牧，节制多门而人心不一。

陆贽认为：“人心不一则号令不行，号令不行则进退难必，进退难必则疾徐失宜，疾徐失宜则机会不及，机会不及则气势自衰”；“建军如斯可谓力分于将多。”因而建议选择文武全备的能臣，一人为陇右元帅，统管泾、陇、凤翔、长武、山南西道等兵马；一人为朔方元帅统管鄜坊、邠宁、灵夏等所节度的兵马，一人为河东元帅统管河东、振武等所节度的兵马。

三帅各到临边要害之州作为治所。不重要的节度随所便进行合并，只有元帅可置统军，其余全部罢免。只有这样才能使将帅专一，人心不分，号令一致，进退可齐，指挥如意，机不会失，气势自壮，无往而不胜。

当时边军行动，多由朝廷决定选派将帅，只求容易驾驭。“遂令分阃责成之义度”。

陆贽认为，两军相持，抓住战机，刻不容缓，“况乎千里之外，九重之深，陈述之难明，听览之不一”，要想使决策没有差错，就是圣贤也难以办到。因而强调：“将贵专谋，兵以奇胜，军机遥制则失变，是以古之贤君选将，而任分之于阃，誓莫于也，授之以钺，俾专断也。”

主张给将帅以自主权，可以便宜从事，才能使其充分发挥智谋，作出果敢决策，不失战机，取得胜利。当然这样的将帅必须称职。陆贽认为“选用将帅，必先考察行能”，使真正有军事才能、指挥能力的人担当重任。

由于没有严明的奖惩制度，有功不能赏，有罪不能罚。出现违反法纪现象，互相推委。遇敌失守，“将帅则以资粮不足为词，有司复以供给无阙为解”，朝廷不追究是非曲直，漫不经心，置若罔闻。同时在军资供给方面，也极不合理。

长期戍守边防的士兵，处在危难之地，服役劳苦，勇于杀敌，衣粮供给不足，常有冻馁之色；而不在边塞的关东士兵服役时间短暂，不耐劳苦，怯于作战，却衣粮供给丰厚，高于前者数倍，两者相比，差别悬殊。“事业未异，而给养有殊，人情之所不能甘也。”结果“怨生于不均”。这些都大大削弱了军队的士气。

陆贽认为：治理军队，必须要奖惩分明，“赏以存劝，罚以示惩”，勉励有功的将士，严惩邪恶不法之徒。同时又主张根据士卒劳役的轻重，贡献的大小，所处安危的情况，制定衣粮供给的等级，合理分配给养，以避免“怨生于不均”，保证士卒之间的团结，提高军队的士气。

陆贽注重军事，尤其注重军粮的贮积、供给和运输。

德宗时，军粮的供应非常紧张，费用很大，运粮的人又很辛劳。千里运粮，长途跋涉，运米一斛抵达边军，运费钱需五六千。一年四季，持续不断，“倾财用而竭物力”，仍然满足不了供应的需要。陆贽向德宗指出：“屯兵守土以备寇。戎至而无粮，守必不固。”

当时吐蕃侵扰边地，朔方、五原相继失陷，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缺乏军粮，他认为造成这种状况是由于领导无方、筹划不当。所以他建议采取“就军和籴之法以省运，制与人加倍之价以劝农”，对于有力无资、愿意住在边地的士卒，贷其种食、工具、耕牛，就可以使戍卒忘归，贫人乐徙。

既可以有足够的军粮，又可以充实边防。“无屯田课责之劳，而储蓄自广；无征役践更之扰，而守备益严。”如果能付诸实施，可以说是长久之计。

陆贽又对于当时征调军粮不顾各地粮食的丰歉，不知各地谷价的贵贱，不能权衡轻重灵活变通，而一味地按照旧例从江淮运粮，深感筹划失当。如关辅一带谷贱伤农，宜加价籴谷，以劝农桑；江淮一带谷贵民困，宜减价粜米，以救凶灾。

结果宜籴之处无钱，宜粜之处无米，而又“运彼所乏，益以所余”。乖于事理，浪费又很大。针对这种情况他提出了改革漕运的措施。在沿边各州连年丰收的情况下请减京东水运，收脚价于沿边州镇储蓄军粮，所得费用先在关中进入和籴。根据当时的价格计算，一年和籴之数，足当转运二年；一斗转运之资，足以和籴五斗。

然后将所余之钱以供边镇和籴。这样可以“不劳人，不加赋税，不费官钱”。惟于漕运一事，稍权轻重所宜，于常用之内收其枉费之资，可以使成百万石粮食“坐实边鄙”；又可以劝课农桑，赈济穷困之人。一举而两得，筹划颇为精细。

四、文学思想：

陆贽工诗文，尤长于制诰政论。所作奏议，多用排偶，条理精密，文笔流畅。与其同时代的权德舆称其“榷古扬今，雄文藻思”。他以骈文擅名，其骈文对偶齐整，音韵协调，语言流畅，气势极盛。所写诏书、奏议等，善于将诚挚的感情同精当的议论融合在一起，因而具有感人的力量。

他为德宗起草的《奉天改元大赦制》，情词恳切，深自痛责，“行在诏书始下，虽武人悍卒，无不挥涕激发”。他写的奏议《均节赋税恤百姓六条》《论裴延龄奸蠹书》，都是数千字以至近万字的政论文，分析朝政时事，剖明是非得失，情理结合，兼有骈文和散文的长处。陆贽不是古文家，但他的作品体现了当时骈文向散文转化的趋势。

那个言情小说女主角叫江沉鱼？

姜沉鱼——十四阙《祸国》不是最完美的女主角，据说本来是女二，但是女主光芒太强大才变成女一的，所以有人说姜沉鱼并不祸国，而是本来的女主设定祸国。其实我倒觉得她祸国，曦禾不过祸水而已。曦禾太美，感情很炽烈，但是没有智慧相平衡，是现在很多人喜欢的轰轰烈烈的形象。

命苦又命好，从小家境贫穷，父母失格，受尽苦难，但是十几岁就遇到了最美好的姬婴，相知相恋。

之后二人被迫分开，昭尹最爱的确是自己，第二一定是觉得像他的曦禾，再加上年少时伙伴江晚衣，一生虽坎坷，也算不负。而姜沉鱼，更像是生下来就是为了成就自己的人。丞相小女，人如其名，学识渊博，谋略也是一步步趋于成熟。喜欢姬婴，两家联姻，却由昭尹一纸圣旨入宫。她请命做谋士，踏上程国的道路。这一路艰险，险些命丧黄泉。却在一夜之间知晓，这一生都被算计，被父亲所算，和姬婴的联姻不过是早就准备好作废的；被曦禾所算，曦禾召她入宫弹琴，不过是为了看看姬婴的未婚妻是什么样子，看见了之后心中嫉妒叫昭尹让沉鱼入宫封妃；被已被家人抛弃良久的姐姐所算，想看看世人所说的姜沉鱼得知心爱之人正受死时是何等心死模样。

一夜之间，姬婴已去，决意背离家族，而这个少女之后带着心爱之人头颅回国，照顾疯了的曦禾，谋划为姬婴复仇。

她一点也不完美，遇到事情就哭，还好有薛采，替她把所有肮脏的，丑恶的事情做尽；她一点也不完美，任性地不想让曦禾死，但是她从来都真心待曦禾，她是把自己对姬婴的爱都付诸于曦禾身上。有时候啊，死才是一种解脱啊，如曦禾，为姬婴而死。生，才是更大的痛苦。

沉鱼看着身边的人背叛啊，离去啊。

她送走了姬婴，送走了昭尹，虽是为报仇，但是昭尹待她极好，送走了曦禾，送走了江晚衣浪迹天涯，被姐姐背叛后又送走了姐姐画月。最后啊，她还要送走小薛采，在她承诺嫁他之后。

她为薛采哭得眼睛快瞎了，也在薛采的坚持下没见到他最后一面，她躺在马车上，双眼敷着药，回来的江晚衣叫她哭吧，她说：我知道，我不哭，我要快点好起来，然后，我要亲自送薛采走。

她说，朕，要亲自为薛采主持大葬！

她就像一个被遗弃的人，永远都在送别人走，送她深爱的一个又一个离开。

我想起薛采在姬婴死的时候，对着姬婴大吼，说你现在说我是孩子了，你们从来都没有把我当成过孩子，你们从来都要我承担。

她也应该这么说，从十五岁到二十四岁，一直在同深爱的人道别，他们一个个都要求她站起来。

姬婴死的时候和薛采说，他一身负盛名却于国于家无半点建树，只留下了沉鱼和薛采两个人，他不给沉鱼想要的，却要求沉鱼去承担璧国乃至四国的一切。

沉鱼同父亲断绝关系时，父亲说她为了一个姬婴，做尽了事，而父亲却是要她做好她的妃子乃至皇后，他用她心爱的人编织了一个谎言一样的梦，然后亲手一点点夺走。曦禾走的时候，说生比死更难，所以要让沉鱼活下来，承受璧国的全部。

唯有薛采，和她说，沉鱼，嫁人吧，退位吧。要她去过最简单幸福的生活。

她真的一点也不完美，她带大家最不喜欢的圣母光彩，她有时候很软弱，她一生都受到帮助与赞誉。但是她却是我至今为止，最喜欢的女主角。不知不觉写了好多。

女子无才便是德的说法合理吗？

这种说法不合理。女孩子上学上到哪个程度应该看她想要上到什么程度。

古时有“女子无才便是德”的说法，其实这种说法在现代社会早就应该被淘汰。随着社会文明的进步，现代社会男女平等，人人都有学习进步的权利，社会上也不再提倡“女子无才便是德”这种说法，男女都是社会进步的贡献者，女生也一样可以在社会中展现自己的能力。

女孩子上学上到哪个程度应该尊重本人的意见。如果她喜欢上学，那么就要支持她，让她能够无忧无虑地学习，不要压抑她对于学习的渴望。如果她不喜欢学习，也不要强迫她，要尊重她的想法，可以去学一门特长或者学习一门技术，将来也可以在社会上立足。

社会的进步，使以前的一些错误思想逐渐被淘汰，像“女子无才便是德”这种说法早就是不正确的了。对于女孩子上学到什么程度也应该尊重本人意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