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红利是什么意思,人口红利什么时候提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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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红利是什么意思,人口红利什么时候提出的?

1997年提出。

1997年,一些外国学者首次提出了“人口红利”(Demographic Bonus)概念,次年开始,它被联合国人口基金会在每年出版的《世界人口现状》中正式使用,也逐渐为国际社会所认同。

人口红利是什么意思,人口红利什么时候提出的

一国人口结构从“高出生、低死亡、高增长”到“低出生、低死亡、低增长”的转变过程中,要经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总人口中青少年比例较高,社会抚养负担重;第二阶段,劳动适龄人口比例高,社会抚养负担轻;第三阶段,人口老龄化高峰来临,社会抚养负担变重。在第一阶段已过去而第三阶段尚未来临时,劳动力人口供给充分,社会负担轻,劳动力价格便宜、储蓄率高,使经济获得额外增长源泉,就形成了“人口红利”。

这个过程,西方发达国家走了几十年到一百多年的时间,因此“人口红利”并不明显。而经过30年的不懈努力,我国人口过快增长的势头得到有效控制,也迅速实现了人口再生产类型由“高出生、低死亡、高增长”向“低出生、低死亡、低增长”的历史性转变,从而使人口年龄结构表现为明显的“两头小、中间大”。

人口红利和出生率的关系?

人口红利,是指一个国家的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较大,抚养率比较低。

出生率高才能转化为高劳动力,所以人口红利出生率高。

在老年人口比例达到较高水平之前,将形成一个劳动力资源相对丰富、抚养负担轻、于经济发展十分有利的黄金时期。

人口经济学家称之为人口红利。中国的人口年龄结构就处在人口红利的阶段,每年供给的劳动力总量约为1000万,劳动人口比例较高,保证了经济增长中的劳动力需求。

由于人口老龄化高峰尚未到来,社会保障支出负担轻,财富积累速度比较快。劳动力资源丰富和成本优势已经使中国成为世界工厂和世界经济增长的引擎。

主流人口红利是什么?

所谓"人口红利",是指一个国家的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较大,抚养率比较低,为经济发展创造了有利的人口条件,整个国家的经济呈高储蓄、高投资和高增长的局面。

“红利”在很多情况下和“债务”是相对应的。

人口红利期将结束?

“人口红利”不意味着经济必然增长,但经济增长一旦步入快车道,则“人口红利”势必会成为经济增长的有力助推剂。

劳动力资源丰富和成本优势已经使中国成为世界工厂和世界经济增长的引擎。“人口红利”或者说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主要包括这样两个方面:一是对生产领域的影响,二是对消费和储蓄的影响。从“人口红利”对消费和储蓄的影响来看,劳动年龄人口增长停止或者说老龄人口比例增加在一定时期内并不必然带来储蓄率的下降,相反还有可能使储蓄率进一步上升。在老龄化的初期阶段,新进入老龄阶段的人往往都有较高的储蓄率和储蓄倾向,有人也因此把老龄化的初期阶段看成是第二次“人口红利”期。从这个意义上说,劳动年龄人口丰富的“人口红利”期结束并非“人口红利”的真正结束,只要能够发挥好储蓄的资金效率,让资本得到合理的回报,则第二次“人口红利”仍有可能为经济增长继续注入“活力”。

我国人口红利的分析?

面对劳动年龄人口的减少和老龄化程度的不断加深,中国还有人口红利吗?

11日发布的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与10年前相比,中国16岁至59岁劳动年龄人口减少4000多万人;2020年,65岁及以上人口为19064万人,占13.50%。老龄化进程加快,劳动年龄人口减少,中国人口红利似乎正在全面消退。

所谓人口红利,是指一个国家的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较大,抚养率较低,为经济发展创造有利的人口条件。

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高端智库首席专家、学部委员蔡昉指出,改革开放的40多年里,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中国劳动年龄人口迅速增长,人力资本得到改善。这一时期储蓄率高,资本积累率和回报率高,人口红利成为史无前例的经济高增长源泉。

但2010年之后,中国的劳动年龄人口达到峰值,人口抚养比提高,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变量发生改变。受此影响,蔡昉指出,中国经济增长率自2012年以来逐年放缓,2012年至2019年期间年平均GDP增长率降至6.96%。

未来中国经济增长还会有人口方面的红利吗?综合分析,尽管传统意义上的人口红利衰减,但未来中国经济或仍在三个方面有人口相关的红利。

其一,中国劳动力资源的绝对量依然较大,劳动力供给潜力有待继续挖掘。

国家统计局总统计师曾玉平指出,2020年,中国劳动年龄人口的总规模仍然较大,有8.8亿人,劳动力资源依然丰富,为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提供了重要支撑。

目前,中国正在通过改革挖掘人口红利的潜力。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家对外开放研究院教授李长安指出,一方面中国逐步放宽生育政策,2013年中国启动“单独二孩”政策,2015年推出“全面二孩”政策。此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由于生育政策调整,全国多出生“二孩”数量达1000多万人。

另一方面,稳妥推进延迟退休也成为延续红利的一项重要政策。李长安认为,中国60-64周岁的老年人力资源有近8000万,如果能够将这部分人力资源挖掘出来,将有助于缓解社保养老压力,增加劳动供给。

其二,劳动力的地域和产业转移会产生巨大红利。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名誉院长、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院长林毅夫此前对中新社记者表示,将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到制造业时,劳动生产率会相应提高,这也是人口红利相当重要的一个来源。

他指出,目前中国农村劳动力占总劳动力的30%左右,但发达国家农业劳动力占比一般低于5%,换言之,未来中国劳动力从农村转移到制造业还有巨大空间。此外,林毅夫指出,中国制造业从最初的劳动密集型转到资本密集型,再进一步转到技术密集型,这个过程产生的附加值会不断提高,同样会产生红利。

北京大学国民经济研究中心主任苏剑在接受中新社记者采访时也表示,未来应通过户籍制度等一系列改革,让劳动力跨地区、跨部门的流动更自由,改善劳动力的就业结构,让劳动力向增加值更高的产业流动,如此可以使人口要素更好推动经济增长。

其三,人口素质提高,将创造二次人口红利。

蔡昉认为,未来中国经济发展必然与人口老龄化相伴而行。虽然传统人口红利衰减,但可以创造第二次人口红利,其关键就是通过发展教育和培训,改善各个年龄段人口特别是老年人口的人力资本,并依托这个庞大的人力资源,提高劳动参与率和全要素生产率。

此番发布的人口普查数据显示,近10年,中国劳动年龄人口素质显著提高。15岁及以上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为9.91年,比2010年提高0.83年。劳动年龄人口中,高中及以上受教育程度的人口达到了3.85亿人,占比为43.79%,比2010年提高了12.8个百分点。大专及以上受教育程度的人口占比达到了23.61%,也比2010年提高了11.27个百分点。

曾玉平指出,随着人口素质的提高,人口红利逐步向人才红利转变,人口资源的优势将得到有效发挥,会进一步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产业结构升级、全要素生产率提高,推动人口和经济社会持续协调、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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