嫡子身份 许一世盛世江山，春秋时期两国互以嫡子为质是什么原因？
所谓质子制度，在上古时代是没有的。最早的人质出现于公元前720年的周郑交质，开创了人质外交的先例。春秋初年，郑伯为周平王卿士，周平王欲委权于虢公，郑伯怨王，因此周郑交质，质子之事，大概由此发端。终春秋242年之间，交质事件只有六次，并且都在齐桓公、晋文公之后。所以马非百先生说：“盖在霸主盛世，王纲虽解，信义尤存，霸者以信义相号召，故不以威力胁人。”
到了风云四起、诸侯争霸的战国时代，“质子”事件成为一种十分普遍的现象。 在《史记•六国年表》中经常可以看到“某太子质于某国”、“某国使太子为质”、“太子从某国归”等类似的字句。从这一时期频繁的“质子”事件大体可窥见当时的社会环境。
一般来讲，人质均为国君之子，故称为“质子”，而且以嫡子即所谓“世子”居多，因为他们是未来的国君，保值系数最高。人质既然是一种外交手段，自然也是一种国际行为，但是以单质式为多，春秋时期交质式只有两例。《左传》评论此事说：“信不由衷，质无益也”。认为不守信义，人质有什么用呢？可见人质是在互不信任的情况下为了取信于对方而采取的最后一种外交手段。到了战国时代，诸侯国之间斗争更为尖锐复杂，质子的性质也与春秋时代不同。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
一、《左传》叙述春秋历史，提到质子事件13例之多，成为事实着11例。而战国254年间，七大国之间交质则有24起，其频率为春秋的两倍，说明它在外交上的作用大增。
二、在这24起人质中，列国人质入秦着8起（春秋只有晋公子圉质秦一例），而秦出质于列国者七例，合计占总数大半。足见秦此时已成为国际矛盾的主要方面。
三、列国出质于秦，多为求和求援，在外交上处于守势。而秦之出质，完全为了达到“远交近攻”的战略目的，在外交上处于攻势。
四、人质身份虽与春秋无异，但已大大贬值，形同俘虏，很少受到应有礼遇。因此潜逃回国者（春秋仅公子圉一例），时有所闻，进一步恶化两国关系。有事由于国内政权易手，质子身份骤降，“报空质”之国对之更为冷落。
古代为什么同姓不婚？
中国古代的“同姓不婚”，是从西周开始明确的。
第一，这是人类婚姻制度发展到一定阶段的“映射”；第二，是“同族不婚”的特殊表现形式。
绕点儿弯说。
现代人类，大约产生于距今二百六七十万年前。
其能够出现，实际上是迫于“自然选择”的巨大压力，“不得已而为之”——但凡能够苟安生存的，后来就成了包括大猩猩、黑猩猩在内的几种猿类。
“人猿揖别”初期，“人”们，一定没有十分明确的婚姻关系和婚姻制度。
社会学家和历史学家，称这一阶段叫“游团时期”，英文是“band”。
为了生存，人类，又一定必然从一盘散沙向聚合群居发展。于是，从小人群扩展到稍大的、稳定的人群，于是进入了“部落”或者叫“氏族”的阶段，英语是“tribe”。
从这个阶段开始，人类的婚姻就应该“有迹可循”了。
世界上的绝大多数相关学者赞成，人类经历了如下几个婚姻制度的阶段——
一是杂交的原始状态，存在于人类早期，这个阶段没有明确的婚姻规则。
二是血缘婚，或者叫族内婚，包括群婚，存在于人类早期的后一阶段。
三是对偶婚，基本过渡到族外婚，存在于部落或氏族形成之后。
四是一夫一妻制婚姻，一夫多妻制同时存在，产生于原始社会晚期，即父系社会的家庭公社时期；随着家庭公社内部私有制的产生和发展最终确立。
一夫一妻制婚姻的确立，是文明时代开始的标志之一。
从中国的考古来看，一夫一妻制婚姻，应该逐渐形成于新石器时期。
距今6000-5000年的红山文化墓葬证明，当时已形成了一夫一妻的婚姻制度。距今5300-4500年的良渚文化，也形成了一夫一妻的婚姻制度。殷商考古证明，当时的一夫一妻制度已相当稳定。
婚姻的本质是什么，这是问题的关键。
从表现形式看，婚姻是男女两性的生理结合。但是，从本质上来说，婚姻更是男女的一种特定社会结合——社会因素与生理原因并存，社会因素高于生理因素。
纵观，人类的婚姻状况和制度，不难发现，在纷繁现象背后，主要存在着“生理动机”“繁衍动机”和“经济及政治动机”这三大动因。
在“杂交的，没有明确婚姻规则的原始状态”，“生理动机”是早期人类几乎唯一的“出发点”。
人类进入部落或氏族阶段初期，实行“血缘婚，或者叫族内婚，包括群婚”。这一阶段中，“生理动机”仍然重要，而“繁衍动机”成为主要因素。
这之后，人类进入到“对偶婚，即基本过渡到族外婚”阶段。此阶段，“生理动机”依然存在，“经济和政治动机”趋于明显，而“繁衍动机”则成为基本原则和婚姻的“压舱石”。
“对偶婚”的主要形式，是以女方为主，是女性氏族社会的主要标志。
有人否定人类历史上存在过女性氏族社会。所谓“谁提议，谁举证”，反对可以，但要拿出足够证据来。
著名的摩尔根做过美洲原始部落调查，证明了女性氏族社会的存在。
中国汉代典籍《白虎通义》亦载：古时“知其母而不知其父”。而一直保留到现代的一些中国少数民族的“走婚”，验证了这一记载并非只是传说。
“对偶婚”，本质是“族外婚”，开辟了“同族不婚”的先河。
在这之后，人类婚姻进一步发展为一夫一妻制，同时一夫多妻制亦存在。
成熟的一夫一妻婚姻制度，是以父系社会为基础的。父系社会的显著特征，是私有制的产生——财产与权力按照父系继承和传递。
中国的“姓”，起源于母系社会，所有著名“古姓”，皆从“女”如“姬”“姜”“妊”“姞”“妫”“嬴”“姚”“妘”等等，这是最好证明。
之后，进入父系社会，“姓”的分支为氏，出现了“以氏为姓”；还出现了“封地为姓”以及“天子赐姓”。
但“姓氏”，本质上是“族”之区别。
中国，在先秦时期，出现了“同姓不婚”的习俗和规定。其亦是“族外婚”的体现。
有人说，两三千年前，人们未必懂得遗传学的科学知识。这个说法，只说对了一半——人们不了解遗传学的科学道理，这门科学是19世纪才出现的，但未必不从成千上万年的前人经验中吸取教训。
《左传.僖公二十三年》载，叔詹谏郑文公曰：“男女同姓，其生不蕃。”蕃，即繁殖，子孙昌盛之意。
这话是说，同姓而婚，则子孙不会繁茂昌盛。这一年，是公元前637年。
《左传.宣公三年》载，石癸云：“吾闻姬、姞耦，其子孙必蕃。”耦，即配偶。
周族先祖后稷，元妃姞姓，典型“族外婚”，于是才有以上之说。这一年，是公元前606年。
《左传.昭公元年》载：“内官不及同姓，其生不殖。”又云：“男女辨姓，礼之大司也。”内官，即嫔妃；司，即关键。
这是说，同姓而婚，必影响生殖，因此是“礼”之关键。此年，是公元前541年。
《国语.晋语四》亦云：“同姓不婚，恶不殖也。”
中国古代的“姓氏”，自周代始兴盛。
“同姓不婚”的习俗、制度，亦从西周始愈加明确。
《礼记.大传》曰：“六世亲属竭矣，其庶姓别于上，而戚单于下，婚姻可通否乎？系之以姓而弗别，缀之以族而弗殊，虽百世而婚姻不通者，周道然也。”
这是说，向下传了六辈，姓氏已与祖先不同了，亲戚关系也远了，可以通婚吗？可是，姓氏线索还在，族系关系仍无不同，即便一百代，也不可以通婚，这是“周朝”的规矩。
显然，不能说当时的古人，对于“遗传”这件事不懂。
当然，异姓婚姻，还有经济和政治包括政治上的考虑。
《礼记.郊特牲》云：“夫婚礼，万世之始也。娶于异姓，所以附远厚别也。”这就不但是从“遗传”角度考虑，而具有更多经济政治内容了。
不过，同为《晋语四》所载，秦穆公把自己的女儿怀嬴嫁给晋公子重耳。怀嬴曾是重耳的侄媳妇，其母又是重耳亲姐姐。他想拒绝，司空季子就去大做了一番思想工作。大意是，你和怀嬴尽管血缘很近，可属于异姓呀，“异类虽近，男女相及，以生民也。”
第一，看来古人对于“血缘”和“遗传”，还的确不彻底明白；第二，为了与强国结盟，“遗传”不利什么的，都可不顾及了。
王莽篡政时期，这样的例子也不少。
驾崩后儿子李治是怎么对待其父皇的15位漂亮妃子？
在整个唐朝那么开放的风流社会，出现了很多帝王将相的风流韵事。
尤其是在两位明君身上频繁出现，唐太宗和武则天，唐玄宗和杨贵妃；给后世野史创作者们留下无数素材。最关键的是出了个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女皇帝，武则天，作为仅有的女性皇帝，她天生就自带流量。
人们对这位女皇帝和唐朝父子皇帝之间的故事很是好奇，同时也想知道那到底是一个怎样的国度！
其实虽然当时的唐高宗娶了自己父皇的才人武则天，但并不是说当时唐朝的风气就足够开放到不管不顾的地步，这可以从唐高宗李治对待自己父皇的15妃子的态度中可以看出：
他只对武则天是真爱！虽然唐高宗娶了太宗的才人武则天，但并不是说它就是一个荒淫的皇帝，他其实只是对武则天是真爱罢了。
他是在父亲病重的时候见到这个女人的，当时太宗病重，他看到了这位“后妈”，在侍奉太宗汤药，然后就一见钟情……
《资治通鉴》：“上为太子也，入侍太宗，见才人武氏而悦之
等父皇死后，高宗为解相思之苦，但又碍于身份之别，所以就绞尽脑汁想把按律已经入感业寺出家的尼姑武则天纳入宫中。
过程也很戏剧性，高宗的老婆萧淑妃知道高宗看上了先皇的这个遗孀，但是为了跟当时的王皇后争宠，就想拉拢武则天顺便给高宗做个顺水人情。
于是在太宗周年之际，萧淑妃陪伴高宗前往感业寺为先皇进香，碰巧遇上了比丘尼武则天，然后高宗就心更痒痒了，此时萧淑妃突然进言要把这个比丘尼带入宫中，高中立即喜不自胜，当下应允！
此后高宗丧期已满时候，武则天却已经怀孕一段时间了！古代服丧期间不能行房事，为了掩人耳目，于是高宗立刻将她还俗，在宫里生下李弘，当年就被封为二品昭仪。
此后的事大家也都知道了，一番宫斗，完成宫中的绝对地位，把王皇后和萧淑妃搞死，成功封后，只是可怜萧淑妃当时有没有想过自己原本的联吴抗曹却成了开门揖盗，驱虎迎狼，肠子都该悔青了吧！
再后来就成了震古烁今的武皇！这是太宗妃子里结局最炸的一个，也应该是所有后妃中最厉害的一个女人吧。
对待其他妃子保持足够的规至于其他的太宗妃子，其实下场很简单，分为两种，第一种有孩子的，比如说当时著名的贤后长孙皇后，早早就去世了；徐慧妃为了太宗皇帝给殉情了，其他诸如杨广的女儿杨妃跟儿子去封地过了，这些人人生都还比较幸运吧！算是过上了自己想要的命运！
但是其余没孩子的可就惨了，上文我们说过一个地名，也就是武则天出家的感业寺，这就是大唐皇帝死后后妃的住所，也就是这些年轻貌美的妃子最后都进了感业寺，常伴青灯古佛了！
她们没有向武则天一样幸运，没有第二个人成功走进高宗的眼里，所以她们也就最终默默无闻的吃斋念佛，孤独的过完一生，算是时代下的牺牲品和悲剧吧！
他们的孤独也反映了高宗李治对武则天的感情是真的，发自内心的，并不是好色之徒的禽兽之举，否则的话他应该是照单全收了！中国古代的嫡子继承制度落实情况如何？
感谢友友邀请，三国时期，战争频繁，群雄四起，因此也存在许多自立为将的主公和将军，那么在此社会环境下传统的嫡长子继承制的贯彻情况又如何呢？我个人觉得那些主公是并没有过于严格的遵守的。
天下大乱，有才能赢我们这里可以看一个最广为人知的例子——曹操立嗣。曹操，汉朝丞相，死后更被追封为魏武帝，但是在他立嗣的时候却陷入了两难。当时从年龄，能力，才能，出身，这四个方面综合考虑可以继承曹操位置的只有曹丕、曹植二人。曹丕为人谨慎，心思稠密。而曹植自幼聪慧，才华出众。从曹操的角度说，他是更喜欢第三子曹植的，最后他还是选择了曹丕。为什么？因为曹丕让他看到了他的狠和善于掩饰，而曹植更加行为放肆。虽然传于曹丕也基本符合嫡子继承制，但曹操当时在两子之间徘徊这么久，去考察二人，也正说明当时传位更重才能，因为有才，才可以在乱世称霸。
传嫡传庶，看背后势力看完曹操，我们再来看另外一个人。荆州牧刘表有长子刘琦，次子刘琮，按嫡长子继承制来说，刘表应传位给刘琦，但是为何最终传位给了刘琮呢？我们先暂且来将这两位公子做个对比。长子刘琦才能平庸，丧母；次子刘琮年纪虽小但自小聪慧，母亲蔡氏是荆州大族，他的叔叔就是蔡瑁，而当时蔡瑁等官员也喜爱刘琮甚于刘琦。如此相比，刘表传位刘琮，除了他聪慧外，更重要的一个作用是拉拢手下将军和荆州的世家大族。
盛世传位，传嫡不传庶，即使遇上稍不聪颖之人也无伤大雅，但乱世英雄辈出，有才者当天下，因此传嗣会更加注重才能，势力等因素。以上就是我的回答，希望对您有所帮助，如果您有其他理由，也欢迎在评论区留言。
被朱棣赐姓郑为何朱棣不赐他姓朱？
这个问题有意思。大明朝的国姓自然是姓“朱”，但是最有名的三个赐姓，其中有两个都不是国姓。
这多少可以看出朱元璋和朱棣的一个特殊心态——“朱家天下，外人岂能姓朱？”。
第一个有名的赐姓，那就是“黔宁王”（死后追封，不世袭）沐英的赐姓。按说沐英8岁的时候就做了朱元璋的义子；14岁就拿刀上阵砍人头；18岁就做了指挥使；23岁那年更是替朱元璋打败冯谷保，把朱元璋的势力扩张到福建；更别提此后世代为大明镇守南陲，一生可谓为老朱家出生入死。
此前由于太小就失去了父母，所以根本没有名姓。因此做了朱元璋的义子，叫“朱英”，合理合法。但是也就是朱英23岁这年，朱元璋赐姓“朱英”为“沐英”。
“深沐陛下和皇后的养育之恩”朱元璋的确也非常信任沐英，但是硬是生造了一个姓氏，也不让居功至伟的养子姓朱，目的很简单，因为朱元璋要做皇帝了，自己已经有儿子了。如果沐英继续姓朱，那就得和自己的亲生儿子一样，生前封王，死后世袭罔替。亲王爵世袭，老朱算过账，表示不舍得。
第二个有名的自然就是“三宝太监”郑和的赐姓了。郑和原名马三保，原来是个在云南一带的外来色目人汉化的后裔。早年出身不详，在洪武17年（1384年），傅友德、蓝玉平定云南时，割了带回来的。当时战争很残酷，战争结束，小男孩和小女孩都会被当做战利品带回来，男的割了做太监，女的做宫女，然后分配给皇室使用。
这个马三保就被分给了燕王朱棣，被带到了北平。马三保非常受到朱棣重用，因为《明史·郑和传》明确记录了两条：一条是他曾经在“靖难之役”中立过功勋（至于什么样的功勋史书没有明确记载）；另一条是他曾经负责替朱棣祭奠自己的乳母冯氏。
虽然赐姓是否和建文元年（1399年）的郑村坝之战有关，站在史学界尚无定论。但是有一点非常明确，就是即便马三保的功劳再大，他也为有资格被赐姓国姓。想当年沐英的功劳对于老朱家，必然是要大于马三保的，也没有资格姓国姓。所以朱棣必然也不会赐一个太监姓“朱”。
但是现在南京市秦淮区太平南路东侧的马府街和“郑和公园”，见证了郑和曾经的倍受恩宠与辉煌。因为这一大片原来都是郑和的府邸。
第三个有名的赐姓，就是南明隆武帝赐郑森明朝国姓“朱”，并赐名成功，封忠孝伯。这一回，是正儿八经地赐姓国姓。因为大明的半壁江山已经沦陷，南明小朝廷也已经苟延残喘了。作为大海盗出身的郑成功，被赐予国姓的时候，并不以为荣，反而从来没有自称自己为“朱成功”。
明朝的国姓在南明的时候，已经不值钱了。郑成功也不会以“朱成功”这个名字为荣。
郑成功聪明的地方在于，他允许别人称呼自己为“国姓爷”、“郑赐姓”、“郑国姓”。这样保持了一个面子上彼此都过得去。但是郑成功更在乎的是别人叫他“延平王”。
这就像西夏的李元昊，一直在被赐国姓，却引以为耻，最终却自己给自己改姓。在唐朝的时候，他们祖上因为有功，被唐朝皇帝赐姓国姓“李”。但是唐朝败亡后，他的爷爷立马恢复了此前的姓氏拓跋，但实际上是不是拓跋谁也不知道，但拓跋原本是北魏鲜卑贵族的姓氏。但是到了宋朝，宋朝皇帝同样赐他国姓“赵”，他却从来不用，上书仍然自称“李元昊”。不臣之心昭然若揭。但是宋朝的君臣权作傻子，自欺欺人。
等到李元昊势力强大了，准备建国称即位了，自己有了底气，硬是把名字改成了“嵬名曩霄”。
所以赐国姓并非那么简单的事情，马三保功劳再大，在朱棣面前，不过一介奴仆。所以赐姓已是恩宠，国姓那就算了吧。
文/炒米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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