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宁地陷失联者或掉入防空洞,蒋介石为什么把陪都定在重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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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宁地陷失联者或掉入防空洞,蒋介石为什么把陪都定在重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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抛开所有的政治经济因素,一眼看过去,在中国核心区遭到全面入侵时,哪个地理板块易于防守且拥有一定的地缘潜力?那自然是四川盆地。四塞之地,天府之国。----------------------但在历史上四川盆地从未产生过统一中国的地缘力量,更多时候是作为一个辅助的根据地存在。在正常情况下,大一统的王朝是不会定都重庆或者成都的。由于地理位置偏僻且与外界交通困难,四川盆地无法作为地缘中心辐射整个中国。四川盆地本身的地缘力量又长期游离于中原核心区争斗之外。一是成都富庶(不想出去),二是交通困难(想出去都出不去)。大一统的王朝一般会定都北方(关中平原的长安或华北平原的北京)。因为古典时期中国核心区的主要威胁来自于北方。定都北方可以调集整个核心区的资源进行防守。即使是偏安王朝,一般也不会跑去四川盆地,除非是真的想偏安一隅。历史上偏安王朝一般会选择长江中下游平原的南京或者杭州。江南生产力发达,物质条件好,可以凭借长江天险防御北方入侵者。在时机成熟时实施北伐(历史上鲜有北伐成功的例子。成功的有两次,一是朱元璋,一是民国)。-----------------------历史上华夏民族的主要威胁是北方游牧民族和东北渔猎民族,因此中国核心区的国土防御是南北方向的。一般有两条主要防线(可以有更次级的防线,比如恒山防线)。一是阴山-燕山防线。华夏族强大时可以突进到河西走廊,河套地区,以及下辽河平原。如果一个华夏政权可以同时占据这三个农耕民族与游牧民族的拉锯区,则可以认为是强势王朝。历史上只有汉、唐、清能够做到。二是江淮防线(守江必守淮)。在北方民族突破第一条防线后,华夏政权可以南迁至长江以南,以淮河流域密集的水网以及长江天险为依托进行防御。一般来说如果南方政权能够同时保有四川盆地、江汉平原(湖北)和江东平原,并成功在长江北岸建立缓冲区,则江淮防线很难被突破。地理上中国南北分界线就是秦岭-淮河一线。但秦岭和淮河并未无缝连接,中间的缺口就是襄阳(这就是为何小说中郭大侠要死守襄阳,还搭上全家性命的原因)。蒙古骑兵始终无法突破江淮防线,只好绕道青海、云贵进入四川盆地,这样可以顺江而下攻击南宋政权。成都陷落后,南宋守军在钓鱼城(今重庆合川区)组织最后的抵抗。由于钓鱼城无法扼守长江(钓鱼城在嘉陵江、涪江、渠江合流处),蒙古军队可以绕过钓鱼城顺江侧击江汉平原。南宋也因丢失四川盆地而最终亡国。一般来说中国这种分级防御的地理构造和无与伦比的大纵深可以很大程度上保证北方民族无法占领全部核心区。历史上只有两次全面失守(元,清)。前者华夏族迅速组织了反击,而后者则接受汉化,成为最后一个古典王朝。而在近代,由于地理大发现和海洋文明的崛起,中国核心区需要在新的方向上承受压力。这就是东方的海岸线。同样由于中国的三级地理构造,在遭遇全面入侵时,华夏族可以构建三条防线逐级抵抗。理想的情况是守住海岸线,保证国土不遭占领。如第一条防线被突破,则可以沿太行山、大别山和南岭那些山地布设第二条防线。若仍无法防守,则需要退入第二阶地形,以黄河(秦晋大峡谷)、大巴山余脉和武陵山区为依托进行最后的防御。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核心区生产力最发达的地区均被入侵者占领。中国在古典时期从未在这个方向上遭受到这种程度的入侵。----------------------20世纪30年代,日本已经占据东北(伪满洲国),越过燕山防线(热河战役)进入华北。七七事变后,日本同时从北方(进攻华北)和东方(淞沪会战)进攻中国核心区,首都南京很快陷落。处在第二防御线核心的武汉由于地理原因(日军可以沿平汉铁路南下,同时也可以溯长江而上),防御力不足。在这种情况下,从国土防御上来说,上述两种防御体系最后一道防线的交集,也就是四川盆地,则成了国民政府和蒋委员长最后的避难所。四川盆地拥有良好工业基础也使得其可以作为日后战略反攻的基地之一。(1940年日占区)(抗战胜利时形势图)------------------------在四川盆地也有两个选择,即川西平原上的成都和川东丘陵中的重庆。由于日本最终未能占领蒙古高原,使得其无法从西北威胁渭河平原(陕西)和四川盆地,国民政府的主要防御方向是东方。由于地处山地丘陵,又可扼守长江三峡,重庆要比成都更适合防守。同时重庆也更容易通过长江(长江黄金水道)与江汉平原等地进行联系,将影响力辐射至未沦陷区。-------------------------由于抗战初期接连失利,大片国土失守,首都南京告急,国民政府决定放弃南京。1937年10月,国防最高委员会决议迁都重庆。1937年11月至1945年8月,重庆成为国民政府战时首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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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煤矿工人的孙少平以后几十年的人生命运会如何?

这个《平凡世界》之所以感人,就是路遥先生,用平铺直叙的方式,写普通人的生活,让更多的普通人,感受生活之不易。但现实中的孙少平却很少很少。下面我描写一下普通矿工生活。

当太阳刚露出头顶之时,便早早起床,上职工食堂,荤素五六种菜,主食以米饭为主,吃过饭后,上会议室开班前会。

下坑不见太阳,八九个小时不见太阳是每个矿工的工作环境。没有办公桌,没有水杯,没有报纸,有的只是隆隆的割煤机工作响声。

一天劳动完成以后,下班洗澡,吃饭,休息,起床后无所事事,便打牌消遣。

这就是一个矿工的一天,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不同的是,现代矿工以提高文化水平为标准,大部分培训为中专文凭,持证上岗。经常搞一些文化活动,禁赌,禁毒。职工文化以注入正能量文化为基础。

五十五周岁,便是煤矿工人退休年龄,煤矿给每个职工缴养老和医疗保险,退休后,由于身体好,还能从事一些如:保安,发广告单之

类工作。几十年工作养成早起习惯,不再是匆忙上班,而是职工中心健身,和在广场上跳舞。当了爷爷后,更是为孙子忙前忙后。

这些都是一个普通煤矿工人的生活,而不是作家笔下,孙少平想要的生活,没有传奇的爱情故事,跌宕起伏的人生经历,似一杯白开水,平平淡淡。

重庆旅游有优势吗?

根据描述:

……678这月份,四川盆地,川西坝子~成都:地质灾害难已预测,每年这月份,总会遇到3~5次不大,不小的地震,让成都受些波及,让人防也不是:不防也不是。678这月份,还会有3~5次,先是爆热加闷,接着爆雨,水淹城,常遇高速塌隔。这些灾害,在成都旅游让人结纠,失去兴趣。

从景点分布:五A级成都也没有重庆多;成都市内,常宣传的:太古里,宽窄巷子,也是新建的,近年人为打造的;熊猫是一个品牌,但显得非常单调,郊县青城山离成都市区60公里左右,时间安排上,两天多了,一天又紧张,玩的很累。

四川678月旅游,优势,特点,不在成都;乐山~峨眉,广元~剑阁,南充~阆中,宜宾~竹海,绵阳~江油;巴中,达州等地!相对安全,空气流通,景区各特色。

成都适合旅游最好季节,是3~5月,不冷,不热,不闷;还可咸晒太阳;91011月,也可以,但会隅遇雾霾,沙尖天气。

……行千里,至广大。重庆旅游,基本是全天候的;夏天略热点,但今年有很大改变;冬天稍冷点,但无沙尘,无雾霾,保持蓝天白云!

市内两江游,景点特别,让你心情舒畅;索道过长江,给你不一样的感受;渣滓洞,白宫馆让你亲身体验红岩精神,激发斗智;曾家岩周公馆,八路军办事处,解放碑,大轰炸遗址,让你感受抗战时期的重庆;人民大礼堂,三峡博馆,洪崖洞,大剧院,朝天门,千斯门大桥,朝天门大桥,菜园坝大,鹅公岩大桥……;南山观景台,鹅岭,枇杷山观景台,是观夜景的最嘉地方;充分体现历史建和现代建筑的结合。

在郊区,郊县:南山,晋云山,铁山坪,磁器口古镇,武隆天生三桥,天坑地逢,大足石刻,丰都鬼城,中县石宝寨……,在三~五天内,轻松旅游,全方位体验到:山城~重庆的历史文化和美景,美食!

抗日战争中杂牌军与中央军有哪些不同的待遇?

1944年1月末,驻跸湘西的第29集团军副总司令兼74军军长王耀武,被正式晋升为第24集团军总司令,从此免兼军长职务。此时,急着转正当军长的副军长李天霞人在哪呢?他接到消息以后,正从贵州遵义坐火车发疯般地朝回赶呢。

(王耀武剧照)

在那干嘛呢?因为贵州遵义是第74军的“师管区”(跟日本人学的),也就是专门划给第74军招募和训练新兵的指定地区,其它部队是不可以到这里来征兵和抓丁的。一般来说,嫡系各军都是由一个副军长兼任“师管区司令”,所以第74军副军长李天霞正是在遵义干这活呢。

在抗战中后期,第74军的兵源结构是:65%为贵州人、15%为湖南人、5%为江西人,其余为四川、浙江、安徽人,贵州兵多就是这个原因。到1947年整编第74师在孟良崮覆灭时,贵州兵的比例虽然有所下降,但还是为数不少,毕竟底子在那。

那么有“师管区”就很了不起吗?绝对是的,1939年以后,在我国大部分人口稠密区已经沦陷的情况下,部队兵源补充是个非常非常重要的问题。无论一个军或者一个师开战前有多少兵员,战端一开,几年下来,伤亡数量都是惊人的,完全达到可以换几茬兵的地步。

在兵源和兵源地紧张的情况下,只有最初的四个“攻击军”和后来一些中央军嫡系主力,才有资格获得“师管区”,多位于川、滇、黔、湘等几省,而杂牌军是没有这个待遇的。比如我们知道抗战八年,四川贡献的壮丁最多,达到了350多万,但是你必须明白,这些川中子弟可不都是补充进了“川军”,其中的绝大部分实际补入了中央军。

因为四川许多地区成为了中央军的“师管区”,由军政部兵役署统一调配管理,不是川军想征兵就能征的。许多川军将领都只能靠升格保安团、私拉同乡子弟或者在不是师管区的偏僻县区募兵,来维持自己部队的兵力规模和补充伤亡,随便招兵?门都没有。

兵源的有效补充,直接导致了各作战部队建制完整方面的巨大差异,辖有三个师的第74军,在抗战后期拥兵近50000人,其他中央系的甲种军(三师编制)一般在35000人左右,而杂牌军至多25000人。杨森的第27集团军退到贵州时,两个军拢一起才16000人,就是因为出现战损后补充不力,光有伤亡没有补充,哪个部队也无法一直保持完整建制。

其实这也是重庆当局削弱杂牌军的手段,中央军嫡系部队出现战斗损失后,不仅不撤番号,有时还会增编,反正后方可以源源进行补充。比如杜聿明第5军在野人山损失殆尽,回到云南反而扩充为第5集团军,而杂牌军一旦战损过大,军政部就变着法进行缩编、或者直接撤番,你上哪说理去?

第二个待遇是军费差距,通常情况下,中央军嫡系部队的一个满编师,抗战期间每个月可以领到20到25万元的军费,不但足额而且从不拖欠;杂牌军一个师每个月最多12万到15万元,还经常拖拖拉拉,一支部队要吃饭要发饷,没有军费怎么养活?所以军费的差距,也是杂牌军难以扩充队伍的紧箍咒。

而八路军在1940年之前,每个师每个月才能领到6万元军费,是中央军嫡系的四分之一、杂牌军的一半左右。这还不算,嫡系部队的将领多为老蒋亲信,每次晋见或者述职时,还经常都能领到一笔“特支费”,动不动一出手就5万块,既解决了将领的个人生活问题,也使嫡系部队“养兵”更容易些。

无论嫡系杂牌,跟八路军都不一样,“当兵吃粮发饷”是天经地义的事情,不发饷是要出问题的,“闹饷”和“开小差”是轻的,搞不好就得哗变。

第三个是武器弹药供给的差别,抗战后期已经有600多万军队,重庆的兵工厂加班加点,也不可能满足所有部队的武器补充和弹药消耗,那么军政部在作战物资分配上,当然是有偏有向的。嫡系部队领得多领得快,杂牌就得排队等着,就算勉强分来一点,还得给回扣找门子,否则还是拿不到手。

川军邓锡侯部刚刚到山西作战时,为啥抢了第二战区的军备仓库?穷的呗,要啥没有啥怎么打仗,然后就被阎锡山撵出去了。

至于外援武器装备,那干脆就没有杂牌军什么事了,比如1939年前后到来的“苏械”,基本都装备给了第1军、第2军、第5军和第74军,也就是四个所谓的“攻击军”,其他中央军部队或多或少可能会分到一点,而杂牌军啥也没看着,手里的家伙什不够硬,怎么打鬼子?

我们八路军打鬼子最大的困难,就是弹药不足,根本无法发动大规模战役,而中央军就不用担心这个问题,22次大型会战“没有一次出现弹药问题”。像我们看长沙保卫战,薛岳敢跟日本人对攻,九战区那是有重炮有大批轻重机枪有足够弹药的,一次会战轻易就消耗上百万发子弹、几十万枚手榴弹。

弹药补充总体情况是:八路军不及杂牌,杂牌不及嫡系,几大战区之间,也是陈诚、顾祝同、薛岳保障情况最好,这里其实还涉及到军粮的分配问题,不多说了。抗战后期美械援助到来以后,重庆当局更是偏心眼的厉害,美械军、半美械军基本都是中央军,至少也是“中央化”了的杂牌军,真正的杂牌军肯定是没戏的。

1941年底,守长沙的第10军(妥妥的嫡系)就获得了300支汤姆逊,这玩意在巷战中打鬼子,肯定强于中正式和三八大盖嘛,日本人在第三次长沙会战中吃瘪,硬件差点意思也是重要因素。

第四个是部队使用方式的差别,武汉会战以后,中央军主力都置于第五、第六、第八、第九等战区,通通围绕着西南大后方部署,且各军实行“一个师为作战部队、一个师作预备部队、一个师在后方整训”的轮换制度,保证不出现全军被打垮的情况。而杂牌军全部顶在中日两军的接触线上,甚至是日军后方。

比如在河北、河南和山东地界,几乎都是东北军、西北军等杂牌部队,川军则被分配到浙江、江苏、湖南、江西等战场,桂军主力去了大别山打游击,既然在鬼子的眼皮底下,自然作战频繁损失较大。比如在台儿庄表现挺好的西北军庞炳勋,虽然也升了军团长、集团军总司令,但是部队并没有多少增加。

然后被派到华北敌后坚持抗战,老庞又不会打游击,最后被日军围剿后,走投无路当了汉奸。

老蒋带兵,至始至终都是“重视嫡系,歧视杂牌”,所以还有其他一些的具体差别,比如军装军鞋、单兵装具等等,之前的文章多有介绍,值得注意的是,还有一条是军官素质的差距。中央军嫡系部队,分配和补充来的军官多为中央军校(黄埔)或各分校的毕业生,也不是说怎么厉害,好歹是科班出身吧?

杂牌军里面的军校生就很少了,基本都靠自己从士兵中提拔或者自设教导队来培训,水平参差不齐。因此基层军官的能力差距,也是中央军嫡系部队在战争中的表现,整体上略好于杂牌的重要原因:没有合格的连、排长,没有合格的补充兵,什么样的将领也带不出优秀的部队来。

也正是在几方面原因和几多次骚操作之下,到抗战胜利以后再经过所谓的“整编”,老蒋“成功”地将中央军的份额,从抗战爆发时的四分之一提升到二分之一左右。这也是杂牌军越来越离心的主因,部队越打越少甚至打没了,谁愿意跟你混呐?

你知道哪些民国逸事?

逸事者皆前史所遗,后人所记,求诸异说,为益实多。——刘知几《史通·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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俞樾

俞樾、俞陛云、俞平伯,俞家三代皆为大师。俞樾会试考试,试卷中有一句诗“花落春仍在”,被曾国藩赏识,得以中试。此后,俞樾就将他的书斋名为“春在堂”。“花落”,意为西学传来,国学不盛;“春仍在”,意为中学为体。 俞樾与李鸿章同为曾国藩的门生,两人所走的道路却大相径庭。李鸿章一心从政,官至宰相,位极人臣。俞樾埋头文字,“学究天人际,名垂宇宙间”。

曾国藩评价他的两位高足,曾坦率地说,他不喜欢李鸿章那样醉心于爬官,也不愿意像俞樾那样专攻学术。

但俞樾倒是自得其乐,他的著名自挽联云:生无补乎时,死无关乎数。辛辛苦苦,著二百五十余卷书,流布四方,是亦足矣;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浩浩荡荡,数半生三十多年事,放怀一笑,吾其归欤! 俞樾与曾孙俞平伯在杭州西湖灵隐寺冷泉亭,悬有一联:“泉自几时冷起,峰从何处飞来?”一日,俞樾与夫人游灵隐,小坐亭上,共读此联。夫人道:“此联问得有趣,请作答语。”

俞樾应声而答:“泉自有时冷起,峰从无处飞来。”夫人道:“不如改为:泉自冷时冷起,峰从飞处飞来。”言毕,夫妻相与大笑。

数日后,次女来,俞樾要她试为冷泉亭旧联作答。女儿沉思良久,笑道:”可答为:泉自禹时冷起,峰从项处飞来。“

俞樾惊问:”‘项’字何指?”女儿道:“不是项羽将此山拔起,安得飞来?” 2

王闿运 王闿运长期从事教育,先后执教成都尊经学院、长沙思贤讲舍、衡阳船山书院和南昌江西大学堂,加上家中私授的弟子,学生达数千人,其中名弟子杨锐、刘光弟、廖平、宋育仁、杨度、齐白石等都卓有成就。 福州诗评家陈衍刻薄,曾对清末民初人物作过一番品评。钱锺书将这些评论记录下来,名为《石语》。其中,尤为陈衍所津津乐道的,是湘潭王闿运逝世后,上海某报刊出的恶作剧式挽联:学富文中子,形同武大郎。可见,王闿运的确长得难看。 王闿运做客两江总督府,曾国藩听他畅论天下大势。王闿运认为平定太平天国后,曾氏应利用此时天下重望,麾军北上,推翻满清。曾国藩闻此,一语不发,径直端茶送客。后来,收拾桌椅的下人发现,满桌都是曾大帅用手指蘸着茶水写下的“妄人”二字。 王闿运80岁,应袁世凯之邀,出任国史馆馆长。进京途经武汉,段祺瑞来访,请求指点。王说:“世上最容易的就是做官,一个人若官都做不好,那就一无是处。过去我年富力强,有许多大事要我去做,现在我老了,无用了,便只好去做官。” 3

林纾 林纾任教北大,有一门在下午两三点钟,是人一天精神最不好的时刻。某日,当看到底下学生又开始昏昏欲睡,林纾把课本一合说:“现在为大家讲个故事。”学生一听精神振奋,只听他说:“有个风流和尚,某日走经一座桥,见一位美女,姗姗而来》”学生此时已集中精神要听下去,林纾却突然不讲了,学生不干,请他继续。他说:“没什么,一个向东,一个向西,走了。”学生的睡意,也被他驱走了。 林纾翻译《茶花女》,实出偶然。1897年,林纾46岁,其夫人刘氏去世,郁郁寡欢时,适逢友人王寿昌由法归来。

王精通法语,劝之合译法国小仲马《茶花女遗事》以解愁绪。但林不识外文,遂由王寿昌口述,林笔录之。

林凭藉他深厚的古文功底,以文言意译,文笔流畅而优美。每每口述者甫毕,其译文亦竟,不加改动润色而完美如独创。此为中国翻译的第一部外国小说,译书一出,洛阳纸贵。 林纾的书房里,左右放着两张桌子。右边一张普通的桌子,是写作和翻译用的。他坐着写作或翻译,累了,就到高桌子旁边站着绘画。绘画站累了,又回到矮桌边写作或译书,以此调剂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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辜鸿铭 汤之《盘铭》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这句话,给年轻的辜鸿铭留下了深刻印象。

他进一步悟到:精神的洗礼,品德的修炼,思想的改造,无一不如此。他决意废旧图新,追求中国精神,并使之完美。

于是,借用“汤之盘铭”的话,给自己取字鸿铭。鸿者,大也。商汤王在盆上刻写警语,辜鸿铭将之放大,刻在心中,使之成为座右铭。 辜鸿铭以其出色的智慧和外交才华,协助张之洞创办名闻全球的汉阳铁厂和兵工厂等洋务,为湖北新政立下汗马功劳。张之洞尝与左右说:“辜先生经纶满腹,是真正的杰出之才。” 辜鸿铭精通英、法、德、拉丁、希腊、马来亚等9种语言,获得了13个博士学位,学贯中西。林语堂曾评价他说:“辜作洋文、讲儒道,耸动一时,辜亦一怪杰矣。其旷达自喜,睥睨中外,诚近于狂。然能言顾其行,潦倒以终世,较之奴颜婢膝以事权贵者,不亦有人畜之别乎?” 凌叔华在《爱山庐梦影》中回忆,辜鸿铭晚年居于北京,常去她家做客。有天忽然对她父亲说,想刻一个图章,印上他一生的履历:“生在南洋,学在西洋,婚在东洋,仕在北洋。” 5

康有为 康有为在《自传》中说,六岁时,家人出对子“柳成絮”相试,他应声答以“鱼化龙”。在场的客人很惊讶,赞誉此子定非池中之物,遂赏以纸笔。 康有为批评清人普遍认可的“识字—通经—达道”治学方法,称其为“磨砖作镜”、“蒸沙而欲成饭”。康氏主张先从古圣贤心志入手,读通微言大义,然后再谈具体的考据问题。 1890年春,在同学陈千秋的引荐下,年仅18岁的梁启超前来拜访33岁的康有为。此时,梁启超刚在广东乡试中考取第八名举人,康有为则科举考试不顺,不过是一名监生。

按当时的科举习惯,梁启超中举在先,应是康有为的“前辈”,所以梁启超有些沾沾自喜。二人见面之后,聊了好几个时辰。梁启超后来追忆这段往事时说,康有为以“大海潮音,作狮子吼”,当头棒喝之后,使他一时不知所措,以前所学的不过是应付科举考试的敲门砖而已,根本不是什么学问,于是拜康有为为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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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黻宸

陈黼宸,是北大讲授中国哲学史的第一人。 在北大,他不但讲中国哲学史,还在中国历史门讲中国通史。他讲的是温州话,无人听得懂。于是他就以笔代口,先把讲稿印出来。

上课时候,他登上讲坛,一言不发,就用粉笔在黑板上写,写得非常快,学生们抄都来不及。下课铃一响,他把粉笔一扔就走了。

妙在他写的跟讲义上所写的,虽然大意相同,但是各成一套,不重复,而且在下课铃响的时候,他恰好写到一个段落。最难得的是,他有一番诚挚之意,溢于颜色,学生感到,他虽然不说话,却是诚心诚意为学生讲课,真像《庄子》说的:”目击而道存矣。”说话倒成了多余的。7

蔡元培 蔡元培字写得不好,很多人都知道。在《石屋续瀋》(瀋,读作“审”)中,写过这样一件事:其入翰林也,试者得其卷大喜,评其文盛称之,而于其书法则曰:”牛鬼蛇神。“ 辜鸿铭曾对罗家伦说:”现在中国只有两个好人,一个是蔡元培先生,一个是我。因为蔡先生点了翰林之后不肯做官就去革命,到现在还是革命。我呢?自从跟张文襄(之洞)做了前清的官之后,到现在还是保皇。” 蔡元培说明读书方法的重要时,对学生说,吕洞宾用手指点石成金送给穷人,但这穷人不要。问他为什么不要金子,他说要吕洞宾的指头,因为可点无数金子。这种想法从道德上来说,固然要不得;但就求学而言,却是最不可少的。 蔡元培书房中挂有自己画像,上面题有:“其为人也,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亦不知老之将至。”在书桌上放有自己写的“学不厌,教不倦”数字。 8

章太炎

章炳麟,字枚叔,号太炎。 许寿裳先生的《章炳麟》中,认为章太炎“是革命元勋,同时是国学大师”;而在国学大师方面,将他在语言文字学方面的贡献,列于首位。许寿裳说:“章先生对于语言文字学上的贡献,洵可谓集一代的大成。”章太炎被袁世凯囚禁,不少人想去营救他。有个人转求袁世凯最亲信的张秘书,说:“袁总统手中握有精兵十万,还怕一个书生不成?干脆就把太炎先生放了吧!”张秘书听罢,瞪大眼睛说:“这可不行!太炎的文笔,可横扫千军,也是可怕的东西!” 囚禁的章太炎,在桌子上书上“袁世凯”名字,每日击打数次,以泄心中之愤。1915年,章太炎书“明年祖龙死”,而袁世凯恰恰也就是1916年死掉的。 章太炎在成都时,有一客叙述之贫,请求他向四川当局推荐。章太炎听了勃然大怒说:“你一贫已至此,若至穷时又将如何?”在座的赵熙以为是章的旧友,为打圆场,就说:“贫与穷亦有异乎?”章太炎说:“异甚,所谓贫者,以其贝(古人以贝为钱)分之于人,而己身尚不致一无所有;若穷则弃家而无有,孑然一身,藏身穴内,安能与贫并论乎?”后来,赵熙对他人说:“我读书数十年,今日方才懂得贫穷两字字义啊!” 9

梁启超

梁启超,字卓如,号任公。梁漱溟在《纪念梁任公先生》中说:蔡元培先生好比宋高祖,他不必要自己东征西讨,却能收合一批英雄,以图大事;梁任公无论治学和行文,正如韩信将兵,多多益善,自己冲锋陷阵,所向无情。 梁启超的《少年中国说》,启迪了好几代人。梁启超说:“战士死于沙场,学者死于讲座。”先生自认:“学问兴味、政治兴味都甚浓。两样比较,学问兴味更为浓些。”由于时势变迁,前期著述只求觉世,以政治论学,变法图强为其宗旨;后期著述意在传世,以人格修养为其归宿。

康、梁神离貌也不合时,康有为曾访周善培,问周:”我真佩服你,言必称赵先生(指赵熙)。你为什么那样服从赵先生呢?“

周知南海恨任公不服从他,就答复说:”赵先生只同我讲学问,学问的道理是方的,我无法违背他,只有服从他;你同任公变法以前也是讲学问的,变法以后,就专讲政治,政治的道理是圆的,你有你的办法,他有他的办法,自然他对你就从有违。还有一个重点:我做官是做的我的官,不是替赵先生做官。我做了六年官,赵先生从来未向我要过一个钱、荐过一个人。你对任公是否如此,请你反省一下。”康有为听了,很不满意。 10

张伯苓

南开是私立学校,经费需向社会各界募捐,有学生提出:“我们不要官僚军阀、土豪劣绅的臭钱!”张伯苓说:“美丽的鲜花,不妨是由粪水浇出来的!” 张伯苓鼓励学生苦干,但又怕年轻人急于求成反而坏事,他以炖肉为例说:“炖肉要慢火,长炖,不能性急,肉自然又烂又好吃。若心急,一会儿揭开看看,一会儿揭开看看,这锅肉是炖不好的。” 1929年,南开女中部第一届学生毕业,张伯苓的讲话既幽默又深刻。他说:“你们将来结婚,相夫教子,要襄助丈夫为公为国,不要要求丈夫升官发财。男人升官发财以后,第一个看不顺眼的就是你这个元配夫人!” 张伯苓常讲:“人可以霉运,但不可有霉相!越是倒霉,越要面净发理,衣整鞋洁,让人一看就有清新、明爽、舒服的感觉,霉运很快就可以好转。”他还编了句顺口溜:“勤梳头勤洗脸,就是倒霉也不显!” 张伯苓特别注重仪表,他信奉这样的理念:一衣不整,何以拯天下?南开有四十字镜箴:“面必净,发必理,衣必整,纽必结;头容正,肩容平,胸容宽,背容直。气象勿傲勿暴勿怠,颜色宜和宜静宜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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