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道外传推广人，改立歌女出身的卫子夫为皇后？
陈阿娇的被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卫子夫的上位是偶然中的必然。
首先分析陈阿娇被废的原因，个人认为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
出身高贵的陈阿娇与汉武帝刘彻是青梅竹马，阿娇是馆陶长公主的女儿，馆陶是窦太后的女儿，也就是说陈阿娇和刘彻是姑表兄妹。
母亲是长公主，父亲是开国功臣陈婴的后代，家世显赫，陈阿娇一出生就拥有了一切，与刘彻的婚姻也是在馆陶的安排下促成的。
一辈子顺风顺水的陈阿娇性格骄纵，在热恋期的时候，这样的性格是双方感情的催化剂，但是当汉武帝登基，开始专心搞事业的时候，一个骄纵任性的妻子就是一个拖后腿的存在了。
两人的感情逐渐在日复一日的相处中淡薄，没有感情基础，陈阿娇被废只是时间的问题。
第二，陈阿娇的母亲是刘彻实现抱负的一个巨大的绊脚石。一开始馆陶相中的女婿并不是刘彻，而是当时的太子刘荣，也是汉景帝的长子，栗姬的儿子，当馆陶公主屈尊降贵主动去找栗姬谈女儿的婚事时，栗姬毫不留情地拒绝了长公主的提议。
这就惹怒了长公主，馆陶转头就找了刘彻的母亲，汉景帝的另一个宠妃王娡，两人一拍即合，成就儿女亲家，馆陶与王娡联手把太子刘荣和栗姬一起拉下马，刘彻成功上位。
当刘彻登基，陈阿娇就顺理成章成为了皇后。
馆陶长公主的权势在朝中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既是太皇太后的女儿，又是皇帝的岳母，这样的身份成为了很多人巴结的对象。
而且馆陶仗着自己扶持刘彻上位有功，经常向刘彻索要钱财和权力，面对岳母得寸进尺的要求，刘彻不胜其烦。
但是因为自己羽翼未丰，刘彻在母亲的劝说，选择继续忍耐。
可刘彻对陈阿娇仅存的那点爱意也随着母女俩的作而逐渐消磨干净了。
第三，陈阿娇始终生不出孩子。结婚十几年，两人也是少年夫妻，也有感情充沛的时候，但是陈阿娇始终一无所出，甚至花费了几千万的银钱都治不好自己的不孕不育。
古代女子都是母凭子贵的，何况是一国之后，一个不孕不育的皇后地位始终岌岌可危。
为此，陈阿娇没少想办法，甚至想出了巫蛊之术来固宠。
事发以后，刘彻对陈阿娇厌恶到了极点，因为陈阿娇让一个女道士装扮成男人跟自己生活在一起，这么恶心的事情就是一个普通男子都忍受不了，何况是一国之君。
陈阿娇很快就被刘彻打入冷宫了。
第四，陈阿娇善妒，格局太小，没有一国之母的胸襟。在历史上也有很多皇后没有生下孩子，同样也能稳居后位。
但是陈阿娇一辈子没有受过挫折，身边的人都对她千依百顺，当汉武帝宠爱卫子夫，陈阿娇第一时间就对卫子夫下手。
她联合自己的母亲要捉卫子夫的哥哥卫青，幸亏友人襄助，卫青才逃过一劫，但是这个行为已经惹怒了刘彻，因为卫青是刘彻准备要重用的肱骨之臣。
陈阿娇凭一己的喜好擅自对朝中的大臣下手，胆大妄为干预朝政，已经触及了刘彻的底线，故此，陈阿娇在刘彻心中已经与弃子无异了。
陈阿娇被废是多个方面造成的结局，她自己拉跨，娘家人也在拖后腿，这样的后位怎么可能坐得稳当？
一手好牌的陈阿娇是活生生把自己的后位作没的，但是开局只是一个舞女的卫子夫，却凭借自己的高情商和给力的娘家人一步步走上了后位，最终实现逆袭，卫子夫的成功跟陈阿娇的失败形成鲜明的对比。
卫子夫的上位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
首先，卫子夫长在了刘彻的审美上，两人一见钟情。与陈阿娇的政治联姻不同，卫子夫和刘彻是一见钟情，没有掺杂任何政治利益，单纯出自一个男人对一个色艺双绝的女人的喜爱。
卫子夫原本只是长平公主府中的一个舞女，在一次舞会表演中，刘彻一眼相中了卫子夫，带回了皇宫。
尽管入宫后刘彻淡忘了卫子夫，但是卫子夫却能在离宫之际重新唤起刘彻对她的爱意，迅速上位，让刘彻再也忘不了她。
卫子夫是柔弱无法自理的弱势群体，与骄纵跋扈的陈阿娇形成鲜明的对比，刘彻的心逐渐被卫子夫吸引。
其次，卫子夫的品行出众，成为刘彻的宠妃后，始终保持低调朴素的风格。与咄咄逼人的陈阿娇不同，苦出身的卫子夫没有因为一朝得志就忘形，而是始终坚守自己的初心，对刘彻宫中的其他妃嫔都友好相处，对屡次加害自己的陈阿娇也没有存心报复。
而且一直保持朴素的生活态度，不论是妃嫔还是皇后，卫子夫始终倡导节俭。
一个贤内助对于打拼事业的丈夫来说，无异于如虎添翼。
卫子夫和陈阿娇孰强孰弱，高下立见。
此外，卫子夫生下了刘彻的长子，这对于登基12年才拥有第一个儿子的刘彻来说，确实是喜大普奔的好事。卫子夫的肚皮一直挺争气的，在为刘彻生下三个女儿后，终于生下了儿子，29岁的刘彻迎来了他的第一个儿子。
刘彻高兴得无以复加，下令让枚皋及东方朔作了《皇太子生赋》及《立皇子禖祝》之赋，又修建了婚育之神高禖（句芒）神之祠用以祭拜。
母凭子贵，卫子夫的地位一下水涨船高，得到朝中大臣的认可，主父偃上书刘彻请立卫子夫为后。
最后，卫子夫有得力的娘家人。众所周知，卫青和霍去病是大汉朝有名的常胜将军，在对战匈奴的战场，两人均立下了汗马功劳，是大汉朝的功臣。
尽管卫青和霍去病的上位得益于卫子夫的受宠，但是他们的功绩完全是自己一手一脚打拼下来的，在战场上九死一生，扭转了汉朝在匈奴面前屈辱的地位，改变了汉朝年年向匈奴进贡的卑微姿态。
刘彻的江山版图一扩再扩，霍去病和卫青是刘彻的左膀右臂。
虽然居功至伟，但是卫青和霍去病都没有居功自傲，卫青总是把刘彻的赏赐的财物分给下属，在朝中的口碑非常好。
霍去病年纪轻轻，第一次出征就出奇制胜，擒获匈奴的首领之一，回京城后刘彻要奖励霍去病一套大房子，霍去病当场拒绝，他说：匈奴未灭，何以家为？
凭着优秀的娘家兄弟，卫子夫在后宫的地位也越发稳固。
结语：陈阿娇一手好牌打得稀巴烂，卫子夫一路逆袭，她们的地位浮浮沉沉，看似是两人的性格和能力决定了她们的际遇，其实说到底，不论是谁，其实都不过是刘彻手中的政治筹码。
当刘彻需要的时候，她们就是刘彻宠爱的女人，给她们地位和尊荣，当刘彻不需要的时候，她们就是弃子。
尽管卫子夫一生没有做过错事，但是当卫子夫唯一的儿子身陷巫蛊之祸，卫子夫护子心切，把禁军调给儿子用以起兵之后，卫子夫依旧没有逃脱刘彻的惩罚，用一尺白绫结束了自己跌宕的一生。
相比陈阿娇，卫子夫也不见得就比她幸运多少。
红楼梦里宝玉送给黛玉的两块旧帕？
宝玉挨打之前，与黛玉吐露心声；挨打之后，黛玉探视，马上就问：“你从此可都改了罢！”表面看起来，这是建议他改正“流荡优伶，表赠私物”“荒疏学业”，其实还是对爱情的试探：你对我说的“肺腑之言”，是不是不算数了？
真正的爱情双方，自有他们的默契。宝玉听懂了黛玉的话，所以他的回答是：“你放心，别说这样话。就便为这些人死了，也是情愿的！”一般情人发誓：“我愿意为你死”，而宝玉却情愿“为这些人死了”，是一种深刻的默契：我愿意为你死，但你我都深知，已经用不着说了。
之后陆续有人探望，黛玉暂时回避。等到这些人都走了，宝玉“心下记挂着黛玉”，自己又走不动，“满心里要打发人去”。就像张爱玲在《半生缘》里写的：在席散之后，男主角送女主角回家：“既然不打算进去，其实送这么一趟是毫无意味的，要是坐电车公共汽车，路上还可以谈谈，现在一人坐了一辆黄包车，根本连话都不能说。然而还是非送不可，仿佛内中也有一种乐趣似的。”
宝玉也是这样。他与黛玉，已经在一天中两次见面、两次说了心底的话，但是两次都被人打断，总觉得意犹未尽，一定要再补充些情节。自己走不了路，就“打发人去”，即使不能见面，也算是对高 潮中的爱情的延续。
至于派晴雯不派袭人，倒也并不表示对袭人不信任。因为宝玉的黛玉的表白，被袭人听了去，弄得宝玉自己也不好意思。这时候再让袭人去看黛玉，袭人当然知道是为什么，三方面都尴尬。倒不如晴雯这个“使力不使心”的，又对宝黛爱情知之不多，只是跑一趟路，比较不尴尬。
宝玉“满心里”想的是派人去看黛玉，并没有想送什么东西，也没什么东西可送。是晴雯建议（完全被蒙在鼓里）要么“说句话儿”，要么“送件东西”，要么“取件东西”，否则“去了怎么搭讪”？说白了，送旧帕，是满足晴雯“搭讪”的需求，并不是宝玉的本意。
但是爱情到这个微妙的节骨眼儿上，任何东西都变得别人意味。所以宝玉特意选了“半新不旧”的两条旧帕子给黛玉，正是表明：我派人找你，并没有什么事，就是为了看看我。
因为这个意思，两条旧帕被赋予了“信物”的含意。所以黛玉理解了宝玉的含义，才会有可喜、可悲、可笑、可惧、可愧的百感交集。“可喜”当然是对爱情的肯定，从彼此猜测到心有灵犀；“可悲”的是前途未卜；“可笑”的是假设：“若不是领我深意，单看这帕子，又令我可笑”；“可愧”的是后悔一直以来不信任宝玉，总怀疑宝玉心里还有别人。
这些都容易理解。要单独说说的是“可惧”。其实在抄本中并没有这句“又令我可惧”，但从上下文来看，这句又不能没有，所以现在各种版本，多半加上了这句话，更加恰当。
“再想令人私相传递与我，又令我可惧”。现代人无法想象当时的“男女大防”，凭着潘又安给司棋的一封情书，就足以把司棋撵出去，连怯懦的迎春在司棋的百般央求威逼之下，都不敢代为求情。而情书上只写着“你我之意”，并没有实质地发生关 系！这已经是不可赦的大罪了。
宝黛之间，互相赠送的东西多了去了，那都不是什么大事。如果拣好的送两条新手帕，也没问题。关键就是两条旧帕。旧帕也没关系，关键是旧帕所附含的情意，也就是黛玉前面怀疑的“多半老子佳人，都因小巧玩物上撮合，或有鸳鸯，或有凤凰，或玉环金珮，或鲛帕鸾绦，皆因小物而遂终身”。
《红楼梦》比从前的爱情小说先进，原因之一就在于把婚姻与爱情分离开来（注意，是分离，不是对立）。黛玉对宝玉的爱情，是超越了金锁、金麒麟的，却用两条旧帕作为信物载体。
而在那个时代里，贾母声称“我们从不许说这些书，丫头们也不懂这些话”“我偶然闷了，说几句听听。他们一来，就忙歇了”，根本不许听到关于爱情的言论。宝玉的《会真记》，根本是偷运进来的。
爱情是被严防死守的，是绝对的丑闻，是毁了“一生名节”的大罪恶。而两条旧帕，就坐实了爱情。想到这些，黛玉怎能不“可惧”？
有没有仿大话西游2的游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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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帝为何要与平民百姓之女通婚？
明代后宫嫔妃确实平民居多，在《明史·后妃传》记载，在45人中仅有3位出身显贵，除此之外，大多后妃出身并不高，比如，宣宗的张皇后，其父为永城县主簿，英宗的钱皇后后族卑微，宪宗的吴皇后，其父以女为贵，被授予了都督同在。
再如，孝宗生母、神宗生母、光宗生母、熹宗生母都是宫女出身，地位卑微，皆是因皇帝临幸才生育龙子，在数以千计的宫女中脱颖而出，之后擢升为嫔妃。
那么，明代帝王的皇后，为何走得是平民化路线呢？这事儿还得从明代的皇帝说起。
明代皇帝最大的一个特征就是平民化，大多能力一般，心思不在政事，而在于个人的发展上，充满了世俗化。
朱元璋是典型的平民皇帝，由他开启的明朝也打开了一个极富平民气质的皇室家族。回看明代十六帝，明朝的皇帝在历代王朝中是享有民间称谓和自号最多的王朝。
比如，朱元璋被称为“平民天子”；明宣宗被称为“蟋蟀皇帝”；明英宗有“幼冲天子”之称；明武宗是“风流天子”，自号“锦堂老人”、“大庆法王”；明世宗自号“天池钓叟”；明穆宗有“令主”之称，自号“舜斋”；明熹宗是“木匠皇帝”；明思宗是“独夫”。
看看这些五花八门的称谓，是不是已经初步感受到了明代皇帝的迥异之处，这只是个“小巫”，我们接着看“大巫”。
明朝在历史上最出名的人不是皇帝，而是太监。明朝太监将宦官专政演绎到一个历史新高度，可谓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在此历史现象的背后，实际反应出一个不可回避的现实，那就是明朝的皇帝能力有限，大多缺乏主见，执政主要依靠内阁和宦官。
作为一国的最高行政长官，一般来说，要具备两种能力：其一，选官的能力。一个王朝之内官员众多，且人性复杂，如果皇帝不能知人善任，重任贤能，没有辨别人才、驱除奸佞的能力，那么作为一国之君基本已注定是失败的。
其二，还要有一定的驭臣之道，君临之术。帝王需要利用人性趋利避害的本能，同时依仗赏与罚，刑罚予以惩戒，赏赐诱之以利，将官员群臣生死荣辱控制于手中，从而拥有驾驭整个官僚系统的能力，如此这样，百官必然垂拱，令出必行，行必果之。
但明代皇帝，除了朱元璋、朱棣之外，大多没有这种治理政务和驾驭群臣的能力。在他们的奏章上出现较多的批注不是“已阅”，就是“知道了”，没有什么指导性的意见。
比如，明孝宗在执政期决干脆将政务推给徐溥、谢迁、刘健和李东阳四大臣子。此后的明帝王已极少有人能独立娴熟的处理政务了，尽管明穆宗有“令主”美誉，但对军政要务也是一问三不知，完全要依靠大臣。
“仁宣之治”的出现离不开“三杨辅政”，景帝的统治离不开于谦的支持，神宗、穆宗和光宗更是完全依仗内阁。明帝王们在依仗内阁的同时，又心存猜忌，因此，又重用身边的宦官，由此就出现阁臣与宦官并重、阁臣与部臣相互牵制的局面。
这种局面看似有利，皇帝也自认为找到了自己合适的代言人，实际上，各方势力为寻求存在感，往往会出现蒙蔽皇帝的情况。比如，明英宗让王振作自己的代言人，其结果却是引发了“土木之变”。再如，明宪宗时还出现了“只知有汪太监，不知有皇帝”的局面。明熹宗时更是出现了千古太监号称“九千岁”的魏忠贤。
此外，从以上明代皇帝的平民称谓中，也不难发现，明代的大多数皇帝对政务也缺乏足够的热情，他们更倾向于享受利用皇帝手中的特权来享受生活，缺乏远大的理想和抱负。
朱元璋是一位勤奋的帝王，规定政府各部有185件事必须面奏，每天要处理200多份报告，还创下了8天之内处理各衙门奏章1660年，计3391年事的纪录。但他的子孙们并没有效仿他，特别是明朝中后期皇帝们“勤政”这一条政令已然荒废。
比如，明英宗在位四十余年，基本没有上过朝，不是迷恋修道，就是沉溺于酒色。明宪宗在位23年，仅在成化七年召见过大学士。明熹宗在位7年，更是一次也没召见过大臣，等等
以上明代帝王的这些行为都说明，他们大多数并没有花费过多的精力，也没有足够的能力来处理政务，而是把政务推给和群臣和宦官，那么这些帝王的时间和精力都用来干嘛了呢？
明朝的帝王还是十分有个性的，把时间和精力都用在发展个人事业上。比如明武宗喜欢武功，一国之君总喜欢以威武大将军、镇国公自称，亲自领兵出征，自己为自己加官晋爵，还领取薪俸。他喜欢与身边人打成一片，称兄道弟，其结拜的兄弟、招收的义子高达百人以上。
再比如，宣宗擅长作画，宪宗爱演戏，世宗迷信道教，神宗热爱书法，熹宗喜欢对木工的执着更是达到了痴迷的程度，每每他沉迷木工的快乐世界中时，一旦有人因政务来打扰他，他就大发雷霆。而且他还经常把自己做好的作品交给宫中的太临，让他们拿到街上去卖，上面刻有“御刻”的字样，玩得是不亦乐乎。
透过这些现象，我们可以看到，明代帝王喜欢脱下神圣的尊卑外衣，大胆的追求和享受自己的生活，充分参与到了民间生活和个人的喜好当中，皆是满身的世俗之气。
人以群分，物以类聚。走平民化路线的明代帝王，满身人间烟火的气息，个性突出，不受约束，自然不希望有一位世家大族的后妃对自己产生极强的约束力。
在中国历史上有许多王朝的后妃出身权贵之家，家世背景强大，有名门望族，也有王侯将相，以致于皇帝对后妃的家族都有几分忌惮之心，这样的婚姻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政治联姻，帝王婚姻皆为巩固政权的统治。
比如，汉代的窦太后背后有强大的窦氏家族支持，霍太后、王太后背后也有庞大显赫的家族支撑，这样一来，很容易形成外戚专政的局面，从而在朝政中获取极大的话语权，有时甚至操持着皇帝的废立。
再比如，隋朝的独孤皇后因独孤家族一门三后，势力雄厚，她与隋文帝并称“二圣”，不仅全权处理后宫事务，而且也染指政务，隋文帝甚至不敢随意亲近其他嫔妃。
但外戚专政的现象并没有在明代发生，其中的原因自然与后宫嫔妃卑微的出身有关。明代帝王忌惮于外戚专政，朱元璋在立国之初早就考虑到了。
所以，明太祖在《皇明祖训》中有规定：“凡天子及亲王后妃宫人等，必须选择良家女子，以礼聘娶，不拘处所，勿爱大臣进送，恐有奸计，但是娼妓，不许狎近。”
在明太祖的祖训中，明确规定明后妃必须是良家妇女，虽说良家妇女并非是平民家庭的“特产”，但为了避免外戚干政，往往后宫在选择妃子时，更倾向于选择那些身份、地位相对不高的家庭中的女子，而非勋旧贵族。
权力是一把双刃剑，它需要各种斗争的相互制衡才能保持一种恒定的状态，顾此失彼，都是致命的。明朝没了外戚专政，但却引来了宦官专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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