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高宗，乾隆之母？
乾隆生母是熹妃，生父是雍正，这基本没有疑义。满文档案和清代史料笔记《永宪录》中都有记载，遵圣母太后懿旨，封年氏为贵妃，李氏为齐妃，钱氏为熹妃。但是《世宗宪皇帝实录》中记载，钱氏变成了钮祜禄氏，其他都没变。熹妃只有一个，可见乾隆生母是熹妃没有问题，问题是熹妃是姓钱还是姓钮祜禄。
一个人的姓氏这种最简单最明显的东西，在严肃的史料记载中，记错的可能很小，而有意修改则可能性较大。正史记载，乾隆生母钮祜禄氏，满族镶黄旗人，四品典仪官凌柱之女。这个记载应该是修改过的历史。
熹妃姓钱要比姓钮祜禄合理得多。清朝是旗人的天下，为了抬高身份，汉人改满姓的有，满人改汉姓的无。所以我们判断，乾隆生母本姓钱，后改姓钮祜禄。
乾隆母亲改姓仅仅是为抬高身份吗？康雍乾三代，汉人反清复明运动此起彼伏，但都被扑灭了。没能力实现反清复明大业的汉人，无奈之下，寄希望于汉人当皇帝，这样清朝就是汉人的朝代了。
康熙的母亲是汉人，康熙有百分之五十汉人血统，雍正母亲是满人，雍正有百分之二十五汉人血统，乾隆的母亲如果是汉人，乾隆就有百分之六十二点五的汉人血统。乾隆有一半以上汉人血统，那就是汉人了。大清朝就是汉人的天下了。乾隆不能迎合汉人的说法，为政治需要，所以他要为母亲改姓。
乾隆的母亲姓钱，必然与钱家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乾隆六下江南，前四次都是奉母之命。乾隆的母亲要求儿子赔自己下江南，一定另有事情，没事，一个老太太，一而再再而三地要求日理万机的皇帝儿子赔自己游玩，那可太过分了，这不合常理。其实，乾隆的母亲下江南是为了探亲，乾隆的母亲娘家在浙江嘉兴，她要到嘉兴看望母亲。乾隆赔母亲看望姥姥，这样解释才比较合情合理。
以上解释还有一个证据: 浙江嘉兴人钱陈群，在朝中为官，效力过康雍乾三代，官致刑部尚书，与乾隆关系很近，乾隆前两次下江南他都是陪同，第三次下江南他已经退休，在家养老，他走几百里到常州迎接圣驾。乾隆六下江南每次都住钱家。钱陈群死后，他儿子钱汝城接替他陪同乾隆。
乾隆曾向钱陈群索要其母陈书的画《夜纺授经图》，乾隆为钱家题词“清芬世家”，意思是钱家要世世代代守住清廉美德。如果不是有特殊关系，谁家能有这样的待遇。
研究者认为，钱陈群就是熹妃钱氏的哥哥，乾隆皇帝的舅舅，陈书就是乾隆的外婆。这种说法解释起来合情合理，没有明显硬伤。
乾隆还有个名字叫红利？
清高宗纯皇帝弘历【乾隆】之后还有六位皇帝。 庙号谥号名字年号如下： 清仁宗睿皇帝顒琰【嘉庆】
清宣宗成皇帝旻宁【道光】 清文宗显皇帝奕詝【咸丰】 清穆宗毅皇帝载淳【同治】 清德宗景皇帝载湉【光绪】 清逊帝溥仪【宣统】
发生了哪些奇闻异事？
多年前，我编导撰稿了一个系列清宫纪录片中的两集，其中一集《缤纷后妃寂寞园寝》，叙述了东陵所葬诸后妃的命运沉浮。现摘录有关乾隆下江南中牵扯到的两位皇后不同的人生落幕片断的解说，回答这个标题：
弘历还是皇子的时候，父皇雍正给他指定了两桩婚事。这两个女人在他继承皇位以后相继成了第一、二任皇后。前者红颜命薄，后者晚景凄凉。
孝献皇后是以朴素节俭、处事公平赢得乾隆恩爱和嫔妃尊敬的。从来不见她珠光宝器的招摇和颐指气使的做派。生活中她几乎是一位素面朝天的皇后。
皇后献给皇帝的生日礼物，是亲手缝制的一个荷包。不用金银丝线雕琢，只在传统鹿羔皮上用功精做，以提醒皇上不要忘本。这对于喜欢奢华、好大喜功的乾隆来讲，可以是规劝；也可以是添堵。她并非不晓得这里面的深浅祸福。好在皇帝还没有看淡那份结发夫妻的情分。
皇后静静地做着一个贤明皇后该做的一切。一生中只有一次违背祖制向皇上讨要东西，她提出本该死后才能评议追封的谥号。那是在给一位亡故皇贵妃议论谥号的时候。她含泪说道：“我朝后谥上都有一个孝字。倘若允许自己百年之后谥有贤字，我一定会更加终身自励，以不负这两个字。”不久，皇后以37岁的年华，病逝于随驾东巡途中的山东德州。乾隆痛不欲生，亲自扶梓回到京城，追谥爱妻为孝贤皇后。
独守灵堂，诗人乾隆作《述悲赋》倾诉哀痛至极的无限凄凉：“念懿后之作配，廿二年而于斯；痛一旦之永诀，隔阴阳而莫知……”，流露出皇帝作为一个中年丧妻的男人孤雁伤悲、看破红尘的悲观情绪。“信人生之如梦兮，了万事之皆虚。呜呼，悲莫悲兮生别离，失内位兮熟予随？”这一刻，像极了他的曾祖顺治。此后，无论哪一个后妃怎样得宠，都无法替代弘历内心深处对爱妻的眷恋。
如果说丈夫对结发妻子的这份哀思，妻子可以想到的话；那么皇帝由治丧引发了一场上至朝廷，下至地方的官场风波，恐怕就不是皇后所能料到的。这场先从斥责两个异母皇子没有哀容、不尽仁孝开始，借丧仪细节，百般挑剔，先后牵连50余位官员罚俸、降职、削爵、甚至杀头的事件，实在是乾隆整饬吏治懈怠、官场扯皮的借口。凭着心情不好的因由，好拉下脸皮来做事。这是乾隆与顺治的不同。
继任的皇后乌喇那拉氏，是另外一种性格的贤德皇后。她稳定的履行了15年皇后职责，母仪天下的风范一点不逊于孝贤皇后。但是她自己知道这可能不是最终的结局。她不能很好地做到有效规劝越来越放任自流的皇帝；或者换句话说，越来越不检点的皇帝不再能够听得进逆耳的声音。特别是追求美色的口味越发刁钻起来。
南巡的圣驾又一次来到软玉温存的杭州城里。这是那拉皇后命运转折的开始。
那一天晚上，她无法控制多年隐忍的苦衷，也再想不出更好的方法劝阻皇上越来越出格的行为。于是，手持揣了好多日子的谏章，闯进乾隆与一千女尼裸体欢娱的寝宫。
于是，龙颜怒了。怒了的龙颜很不好看。
谏章也就撕了。祖训只背了个开头。
于是，那拉皇后第一次在皇帝面前表现出了激动的一面。她改变了一下跪的姿势，用剪刀剪下来自己的头发，说皇帝既然喜欢女尼，臣妾也落发以博圣上一乐！这让恼怒但依然思维敏捷的乾隆抓住了把柄，给了日后拿的出手又让皇后无可辩驳的罪款。因为剃发在清朝是天大的罪过。
第二天，人们莫名地发现皇帝身边没有了那拉皇后。她已经孤零零地踏在回京的官道上。
转过年来，那拉皇后死在人们习惯于称为冷宫的一座小院舍里，身边只有两个宫女。这是给答应们配属的最低标准。
皇恩浩荡，乌喇那拉皇后的名分没有收回，皇帝生前也就没有再更换皇后，但是那拉皇后却没有死后陪伴乾隆，合葬地宫。乾隆的谕旨是这样说的：“皇后自册立以来尚无失德。去年春，朕巡幸江南，皇后性忽改常，类迹疯迷。因令先期回京，在宫调摄。此时皇后福分浅薄。朕仍存其位号，已为格外优容。但所有丧仪止可照皇贵妃例行。”（《东华续录》卷22）后来，合葬裕陵地宫的是另一位孝仪皇后，她是嘉庆皇帝追封的生母魏佳氏。
那拉皇后的丧仪同样也牵扯了一批官员罢官、流放、甚至杀头，不同的是因为治丧规格降低了标准，愤愤不平的大臣主动上疏给自己招来的祸事。皇帝一个也没有饶恕。
纯惠皇贵妃的墓券曾被两次打开过。一次肯定是盗墓者所为，这个开放的皇贵妃墓让后世的人们看到了这一伙盗贼实在不坏的身手。但是人们更关注另一次打开墓门干了些什么。那是纯惠皇贵妃安寝了6年以后的一天，来人把一幅崭新的棺椁草草地塞到她的一侧了事。这就是夕日位居后宫之首的乌喇那拉皇后。没有神牌，没有祭祀。
清东陵这块皇家万吉之壤的风水宝地里，乌喇那拉皇后是唯一一位死后没有属于自己陵墓的人。
丘处机的武功有多高强？
丘处机在历史上是一位思想家、政治家、文学家，他对全真道教的发扬光大做出巨大贡献，但武学造诣有多高还真没有详细记载，但不可否认的是他的师傅王重阳确实有些功夫，所以说丘处机武艺高超也是有可能的。而丘处机在养生医学方面也颇有成就，故而也获得八十高寿善终的结局！
名师高徒丘处机以及全真七子并非杜撰出来的，金庸笔下的“全真七子”武艺高强也非空穴来风，因为他们皆是拜在王重阳名下。
王重阳原名王中孚，后来入了道才改名王喆，因号重阳子，故而被称为王重阳。他本是北宋末期的一位富家公子，身逢国家受到金国长期侵略的时代，故而叹出传世名言：“痛祖国之沦亡，悯民族之不振”，这也是他立志为国为民做出一番事业的动力。
王重阳本就自幼好学，1125年北宋灭亡时他才十四岁，他的家乡咸阳也被金国扶持的伪齐政权管辖，他在这种情况下考入咸阳府府学，成为诸生，后来考中了进士，入了京兆学籍，这在学业上算是小有成就的。与此同时，他又擅于弓马骑射，1137年时，金废齐，其家乡沦为金人的直辖区，次年举行武举，王重阳前往应试，中甲科，因为宋神宗时期已经有了武状元的称呼，金仿宋制进行的武举也应如此，故而王重阳也可以说是武举状元。
宋朝的武举大致延袭了唐朝的科目，马射、步射、平射、马枪、负重、摔跤等皆为武科所考内容。与此同时，宋朝不仅考武艺，还要考问军事策略，所以说王重阳能中武举，说明他真的是一位文武兼修的高人。而王重阳考取金人的武状元后也未得重用，他本人也更倾向于为汉民效力，于是组织起了抗金运动。
只不过由于南宋过于孱弱，统治者放弃了北方人民，苟且偏安，故而王重阳的抱负也未能施展。抗金失败后，王重阳掘地穴居，称之为“活死人墓”，并挂上“王害疯灵位”的墓志。修道七年之后，王重阳走出墓穴，前往山东传道，期间度化了七位弟子，即“全真七子”，丘处机便是其中一位，所以说丘处机得到王重阳的武艺真传也并非不可能。
丘处机的传道路线丘处机没有像师傅一样考取功名，但他走的路却和王重阳有异曲同工之处，那就是以政治路线实现自己的理想报复。
金庸笔下的丘处机是以盖世武功，带领江湖人士除暴安良、扶宋抗金的侠士形象。其实这也是根据丘处机的历史形象演化而来，丘处机确实心系民众，于乱世之间救黎民于水火，只不过他并非通过武艺，而是通过政治。
“丹阳子马钰、长真子谭处端、长生子刘处玄、长春子丘处机、玉阳子王处一、广宁子郝大通、清静散人孙不二（马钰之妻）”——全真七子1203年，丘处机继马钰、谭处端、刘处玄三位师兄之后，出任了全真道第五任掌教。也正是他掌教的二十四年里，通过政治手段对社会和人民带来了积极影响，并且使全真道乃至整个道教的发展都进入了兴盛时期。
1203年至1219年间，丘处机在山东蓬莱、芝阳、掖县、北海和胶西等地传教。在此期间，山东发生杨安儿起义，金国请丘处机协助招抚乱民，凭借他的声望，登州和莱州等地很快恢复平静，这是丘处机第一次凭借政治势力崭露头角，并且此次邀请他的是金国的驸马都尉，是其与金国上层政治势力的一次合作，此次合作即为金庭解决了实际难题，也拯救了平民百姓免于朝廷镇压，更为其全真道教的推广带来了新思路。
丘处机的政治合作是建立在政治势力拥有绝对实力以及话语权的，并非任何势力的邀请都会请的动这位大师。
金朝邀请过两次丘处机，第一次就是上述的招抚叛民，是在1214年，此年间蒙金达成和议，故而是金国末期较为稳定的时期，丘处机选择了合作。但由于金宣宗的南迁，使蒙古找到了伐金的借口，以至于1215年金国中都失守，且蒲鲜万奴在辽东自立，金国的龙兴之地彻底被瓜分，成为夹缝中的衰败势力，故而1216年金宣宗邀请丘处机赴汴梁辅政时，丘处机以金帝有“不仁之恶”为由，推辞不往。
同样的事情也发生在1219年，此时邀请丘处机辅政的是宋宁宗，这个宋宁宗是个毫无政治才能的皇帝，他即位以后任用赵汝愚和韩侂胄为相，驾驭无方导致党争激烈，后来朝政完全由韩侂胄把持，到了他执政后期，又出现史弥远与杨皇后控制朝政的局面。故而丘处机以南宋皇帝有“失政之罪”为由，推辞不往。
这两次推辞皆表现出了丘处机的政治智慧，在这种情况下前往辅政是没有好结果的。
丘处机的“高超武艺”“万古长生，不用餐霞求秘诀；一言止杀，始知济世有奇功”。——乾隆帝评丘处机丘处机在金庸笔下以武艺济世，但一个人凭借武艺是救不了天下苍生的，但丘处机凭借另一种“高超武艺”拯救了芸芸众生，这也是他千古流芳的一个原因。
同样是在1219年，蒙古帝国成吉思汗派使者刘仲禄邀请丘处机会面，此时的蒙古帝国正在西征花剌子模，而在东方，成吉思汗留下的木华黎父子对于金国的打击亦取得相当大的成果，在这种形势下，丘处机改变了之前对宋金的态度，他对使者说：“我循天理而行，天使行处无敢违”，于是欣然前往燕京。但此时的成吉思汗任然在忙于西征军务，丘处机便于1221年春天继续西行，长途跋涉万里之遥，于次年四月份到达兴都库什山，与成吉思汗会面成功，由于成吉思汗属马、丘处机属龙，故而历史上称这次会面为“龙马会”。
成吉思汗称丘处机为“老神仙”，召见丘处机主要询问治国和养生的方法，丘处机便是借此机会向成吉思汗建议“敬天爱民”、减少屠杀、清心寡欲，成吉思汗令耶律楚材将二人的对话编集成《玄风庆会录》，让后人时刻谨记老神仙的教诲。
“太祖时方西征，日事攻战，处机每言欲一天下者，必在乎不嗜杀人。及问为治之方，则对以敬天爱民为本。问长生久视之道，则告以清心寡欲为要”。——《元史》丘处机的这次会面带来了两个重要影响，一则是对全真教的发展起到推动作用，二则是真真切切的拯救了大批蒙古帝国征服地的百姓。
首先是1227年，成吉思汗下诏将丘处机的修道场所天长观更名长春宫，赠“金虎牌”，以“道家事一切仰‘神仙’处置”，以丘处机掌管天下道教。这就使北宗全真道教成为了全国道教主流正宗，在官方地位远高于南宗道教。长春宫也成为全真教大本营，在蒙古帝国乃至后来的元朝廷支持下，全真道教在各地建立道观向全国推广，一时间全真教达到“古往今来未有如此之盛”的兴旺局面。
“处机还燕，使其徒持牒招求于战伐之余，由是为人奴者得复为良，与滨死而得更生者，毋虑二三万人。”——《元史》在蒙古军控制的邪米思干城（阿富汗），丘处机大肆收买人心，以蒙古贵族赠予的粮食救济饥民。回到中原又广发度牒、安抚流民，利用蒙古帝国给予全真教的免除徭役、赋税政策收纳众多流民入教。这对全真教的发展起到了巨大推动作用，一时间，各阶层人士争相加入全真，甚至有些道观乃至佛教寺庙都打着全真教的旗号收纳信徒。
其次，丘处机对于成吉思汗的建议是抓住其渴望长生不老的心态，故而提出了诸多爱民止杀的仁政建议，对百姓的生活起到了积极作用。
去暴止杀丘处机的政治觉悟相当高，在成吉思汗问道之时，他先是赞扬了成吉思汗对于金和西夏的用兵，表明西夏与金的君主已经昏聩腐朽，百姓生活艰难，成吉思汗此举是拯救苍生，是符合民心的。这种政治吹嘘无疑是成吉思汗最想听到的，因为丘处机在民间的影响力，足以为成吉思汗树立对外扩张的正义性。而丘处机以此获得成吉思汗的青睐，以便为其宣扬济世救民的政策赢得良好的政治环境，这是一场双赢的吹捧。
与此同时，丘处机首先向成吉思汗指出长生与行善是统一的，养生之道重在“内固精神，外修阴德”，所谓“内固精神”就是控制内心的欲望，停止对外扩张征讨，而“外修阴德”就是积德行善，避免不必要的杀戮。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蒙古统治者对所征服地区人民所推行的残酷杀戮政策，成吉思汗西征前期是攻一城屠一城，而到了后期便改为降者宽大处理。受到成吉思汗的影响，时经略汉地的木华黎以及其子孛鲁都对各地反抗者采用招安策略。
济世安民“恤民保众，使天下怀安。”——丘处机丘处机不仅对战争形态下的成吉思汗提出了止杀的理念，而且对于征服地区的治国亦提出仁政思想。他向成吉思汗建议，在中原征服区要着手恢复社会经济、救济贫困百姓、安定社会秩序，这是民心所向，也是积德行善。在当时的形势下，蒙古帝国南下中原已经是不可逆转的趋势，故而对比抗金抗蒙来说，从蒙古统治阶层出发，为征服区的百姓争取仁政是最切实际，也是最理想的策略了。
丘处机向成吉思汗灌输爱民思想时，成吉思汗也是受益颇深，成吉思汗说到“神仙是言，正合朕心”，并召集诸子与贵族们一同学习丘处机授道，要求贵族以及各级官员严格按丘处机的话去施政，将仁爱孝道的主张遍谕各地学习，这也是蒙古统治者收敛其野蛮行为的一个因素。
丘处机的结局丘处机认为济世天下是行善的一部分，这与全真教“修仁蕴德济贫拔苦，见人患难，常怀拯救之心”宗旨如出一辙，故而在政治上寻求安抚天下苍生的同时，丘处机也潜心研究医学养生之道，以此来为帮助苍生免于病魔之苦。
他写下的《摄生消息论》便是结合中医知识精华，概括出的养生、医药学名著。其核心理念便是要求人的起居、饮食活动要与环境变化相适应。他指出人体气血运行盛衰及腑脏经络生理机能与四季昼夜之间发生阳消阴长、阴消阳长的生理变化相适应。并非如今的早睡早起，而是根据四季变化，温度、阳光的不同，选择相对应的作息规律。在不同的季节，人体所需摄入的食物也有讲究，特别是五脏六腑对于季节性的食物要求皆有不同，提出生克制化与阴阳消长的养生原理。
丘处机的养生之道是包含着济世苍生的用意，而他自身也严格按照这种养生方式生活，故而身体硬朗，直到1227年农历七月初九日，80岁的老神仙丘处机在长春宫升天。后来元世祖追尊其为“长春演道主教真人”，百姓为纪念丘处机的无量功德，将其生辰正月十九定为“燕九节”，一直传承到今天。
综上，丘处机虽未向金庸描写的那样武功盖世，但他拜武状元王重阳门下，习得一身武艺也绝非不可能；而其通过政治手段促进了蒙古统治者止杀止暴，并影响了蒙古统治阶层的施政理念，这远比武功盖世更有效，更直接。金庸老先生只是通过武侠手笔，将丘处机的济世救民进行刻画，以武功盖世突出了丘处机的政治智慧，表彰了他拯救黎民的伟大功绩！
参考资料：《元史》、《玄庆风会录》
隋炀帝究竟是个怎样的君王？
隋炀帝杨广（569年—618年4月11日），姓杨名广，又名杨英，小名阿麽，是隋文帝的次子。杨广容貌英俊，眉毛上端一对骨头高高突起，这种面相，据说是一种富贵面相。
杨广从小机敏聪慧，特别得到隋文帝及皇后的宠爱，开皇元年，杨广才十三岁，就被立为晋王，授予柱国、并州总管职务。不久，又被授予武卫大将军职位，随后又晋升为上柱国、河北道行台尚书令。
史书记载的隋炀帝隋炀帝杨广被后人称为是中国历史上最荒淫腐化的昏君。据胜利者书写的历史记载，杨广自幼狡猾奸诈，以种种假象迷惑父亲杨坚和皇后独孤氏，并取得他们的欢心。继而又用心爱的女人香娘作为诱饵，对太子施美人计，致使太子失宠，从而争得了太子大位。
据记载，杨广取得太子大位后，便迫不及待地弑杀了其父隋文帝杨坚，登上了皇帝的宝座。
有人说，当了皇帝的杨广极尽享乐之能事，为了游玩，开凿了南北大运河，使数以万计的百姓死于劳役。人们还说，杨广为显示国威，三次亲自挂帅御驾出征攻打高丽，征调全国二百多万军队，结果因杨广纸上谈兵胡乱指挥，最终隋军以惨败而告终。后来在起义军和反叛军的威逼下，卫队逼宫，杨广被迫自尽。
还杨广一点清白然而，当我们理性地看待历史，就会发现，隋炀帝的过失和大隋的短促寿命也是各方面因素联合造成的。实际上隋炀帝有很多政绩，是符合历史发展趋势的，只不过因为隋炀帝最终国破家亡、身败名裂，所以后人夸大了许多不好的事实。传说隋炀帝谋害了自己的亲生父亲，又说他后宫无数，全国遍地都是他的行宫和宫女，甚至霸占父亲的妃子。还说他下江南的时候，逼迫妙龄少女在岸上给他拉船。其实谋害亲生父亲的说法没有足够的史料支持，杨广本人也并不十分好色，因为他的子女数远少于历代帝王的平均数，史书记录在案的嫔妃数量也极少。至于逼民女拉船，其实是明代小说虚构的情节，史书上根本没有记载。
另外杨广也不是不理朝政的昏庸皇帝，他从小受到良好的教育，又酷爱读书，文化水平很高。他勤于政事，实际上把国家治理得井井有条。杨广既有远大抱负，也有相应的能力，统治前期称得上是英明君主。
政治家杨广杨广对政治的见解实际上还是很高明的，他和他的父亲一样，都认识到门阀贵族是这个国家最大的问题。杨广登基后，决心把这个问题解决掉。杨广的主要思路，是通过解决中央到地方的交通问题来解决门阀贵族的尾大不掉。杨广认为，门阀贵族的难于管理，主要是因为交通不便，政令不畅。
当时关陇地区的中心是长安，隋朝的首都，一开始也是长安。但是杨广决定把首都迁到洛阳。杨广认为，迁都洛阳，首都位于天下之中间，可以大大加快政令执行的时间。而且杨广认为仅仅这样还不够，还应该增加交通的速度。
要加快速度，一种办法是修路，像秦始皇的“驰道”，是一种非常平整的马路，马车可以走得很快。但是马车的速度再快也有限，所以杨广选择了另一种方式，也就是真正高效的运输方式……水运。
京杭大运河其实早在春秋时期，中国人就在设法开凿运河以通南北了。运河断断续续一直在修，一直到了杨广统治时期还没修好，杨广举全国之力，把剩下的都修好了。
“要致富，先修路”。从魏晋南北朝开始，中国的主要产粮区在南方。杨广修建大运河最直接的好处，就是可以把南方的粮食运到洛阳，这解决了首都吃饭的问题。
不过大运河的好处可不止如此。大运河加强了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力。中国面积太大，陆地行军成本太高，各地的门阀势力强大，尾大不掉难于管理，经常和中央叫板。杨广认为，有了大运河，中央的政令便可以迅速抵达，沿岸的门阀谁要是敢对政令说个不字，一两天之内，中央军坐着战船就杀过来了。
另外，杨广设计的大运河，途径中国经济最富庶的地区，大运河沿岸安稳了，全国也就差不多都踏实了。
从各方面来说，大运河的意义，都是远超当时时代的。大运河是中国历史上最有价值的大型工程，对中国统一、繁荣经济、增强国力都有极大的好处。这一点古人也承认，包括唐朝人都高度赞扬过大运河的功绩。直到今天，我们仍旧享受着大运河带来的好处。
唐人皮日休那年过大运河，感慨眼前繁华，写过一篇“尽道隋亡为此河，至今千里赖通波，若无水殿龙舟事，共禹论功不较多”。劳民伤财的伟大功绩只是，生活在杨广时代的老百姓不会这么想。修大运河，相当于要跨越中国南北生刨出一条河沟来，也不管中间有山还是有丘陵，一律全都推平、凿开。这可不是碰碰嘴皮子的事，哪怕放到今天，都是需要举国动员的超大型工程。而对于只能靠人力的古人来说，这个工程庞大到简直难以想象。杨广之前的皇帝们不是没有这种战略思维，而是挖不动、挖不起。并且，杨广还不只是修大运河。他还修长城，修驰道，还在洛阳大兴土木修建宫殿。他还多次出巡，每次都携带规模庞大的队伍，甚至携带整支军队。他游江南时修大龙舟，沿岸建行宫。
所有这些工程加在一起，慢慢地超出了隋朝国力所能够承受的极限。后来隋炀帝一直被塑造为荒淫无道的典型，实际上，是因为正史不详不实，野史盛行，传说鼎沸，诗文夸张，造就了一个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昏君。
为昏君挽回一点好应该说，隋朝是一个有苦难有辉煌，有功绩有罪恶的王朝。隋朝结束了自西晋末以来近300年的分裂局面。实际上纵观历史，隋之后，中国才开始有了比较频繁的大一统，大一统的观念也才真正深入人心。另外隋的一系列政策，也为后来唐宋的文化大发展奠定了基础。隋唐时期是举世公认的中国最强盛的时期之一。
隋朝虽然只有短短几十年时间，但是它在政治上创立了重要的制度——三省六部制，创建了影响深远的科举制度。只这两点，就足以说明隋朝并非一无是处。
大隋创造的盛景，在中国乃至世界历史上都是空前的，当时的中国社会是繁荣与开放的社会。帝国国泰民安，经济繁荣，文化昌盛，社会安定，户口锐长，垦田速增，积蓄充盈，甲兵强锐，幅员辽阔。这个时期中国文化、政治、经济、外交等方面都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在当时，中国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
更值得一提的是：隋朝是唯一一个让日本对中国称臣朝贡的朝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