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权太子，为什么却感觉两个朝代之间相距很远呢？
宋明两朝，天差地别。甚至可以说是：换了人间。
差距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战略态势转变；2.社会心态转变；3.集权政策的畸形一、宋明两朝，战略态势从东西对决，转为南北对决。“战略态势变化，导致宋朝迷茫。”以宋朝为例，虽然两宋地盘不大，但都是农耕文明的精华地区，加之没有西域那样的广阔边疆需要经营，中央财政的负担较小，可以说非常的富足。但物质财富空前发达的宋王朝，在精神上却陷入了迷茫，最主要的原因在于战略态势的变化：
宋兴前，中国的旧格局，沿着西安——洛阳这个轴线运转。
宋灭后，中国的新格局，变成北京——南京这个轴线运转。
北方强大的马背民族，迫使宋朝全面防守。因为宋朝思维还停留在东西轴线上，所以在立国之初，没能更坚决的拿下幽州。但是宋朝又急于总结唐朝灭亡的经验，阉割了国家的尚武精神。如果宋朝能够拿下幽州，再重文轻武，或许华夏文明的格局又不一样。
华夏文明诞生以来，第一个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被宋朝的精英分子迎头撞上,他们被彻底的撞晕了。终宋一朝，只有两个字迷茫。
“战略态势变化，导致明朝内敛。”明朝建立时，南北对立局面彻底形成。明朝为了对北用兵，南方的财政就变得空前重要。于是南方获得很大的发展，但是社会发展带来的人口增加，国家的负担变重，又暴露出小农经济的脆弱性。使得明朝国力恢复的同时，国家的脆弱性也直线上升。
财政的“鸡蛋”，都在农业一个篮子里，国力越强，国家反而越脆弱。明朝就在小农经济的短板中，逐渐陷入绝境。
二、战略态势的不同，导致宋明社会心态不同。宋朝心态：富裕守家奴。宋之后，因为长江流域的开发利用，再加上商业贸易前所未有地发达，使得华夏文明日益精确、富足。宋朝时期，战略态势虽有转移，但不够明朗。对于宋朝精英来说，最好的战略就是：采取守势，静观其变。
在西、北皆有战事的情况下，宋朝安心经营东南，整个社会心态也从唐朝的外向，转为守势。至此宋朝只有守国之法，再无拓土之能。但也不能就此说宋朝弱，毕竟在军事短板的情况下，宋能够熬死辽、金，本就说明了宋朝的强悍实力。
明朝心态：拼命穷三郎。有人说“得国最正者，唯汉与明”；又有人说“明朝无明君，无名臣，无名將”；其实这两点结合起来就是明朝：拼命三郎+穷。
朱元璋作为农民、和尚，一步一个脚印统一了国家。说好听点叫脚踏实地，其实就是穷到只能拼命。而在无数次的拼命中，朱元璋顺利统一了国家，而老朱家也学习祖先“天子守国门，君王死社稷”。最终崇祯拼命失败，身死国消。
而明朝除了只会拼命外，还有穷。明朝之穷，穷在心态，穷在国本。
在没有国际贸易的时代，强调农业是无奈之法。但是有了宋朝国际贸易先例，明朝依旧选择农业。归根到底是老朱家完全的底层出生，对贸易天生不信任。汉高祖虽然也是平民出身，但是外戚属于富豪阶层，所以对商业并无太多排斥。
即使明朝中后期的商业发展，也是政府引导下的买办集团。目的不在于提升社会流通，而在于官僚们敛聚财富。当大航海时代的银元从菲律宾进入中国时，这种畸形的体制尚能持续，可一旦银元出了问题，被养贪的官员，就转而剥削农民。
以小农经济为立国根本的明朝太过脆弱，哪里经得起官僚阶层的剥削呢？
三、战略态势变化，导致社会心态改变，最终导致宋明集权政策畸形宋朝：让宰相站着。
明朝：宰相是谁？
后记：跌跌撞撞迷迷糊糊间，华夏走到了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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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影响历史走向的情况不在少数？
中国历史上宦官专权最严重的时候是东汉、唐朝和明朝，三朝宦官权势熏天，世所罕见，但又有所不同。东汉宦官集团开始崛起是在和帝时代，和帝依靠宦官集团铲除了窦宪集团，立下了大功，不过在和帝时代，宦官集团还在起步发展阶段，之后的几位皇帝拥立，都得依靠外朝大臣，宦官权势在扩大，与外朝相互依靠，双方算是平分秋色，离开任何一方，都没法成功。东汉宦官权势最显赫的是十常侍时代，竟然能杀了拥有兵权的大将军何进，不过随之宦官集团也天怒人怨被诛杀殆尽了。大体而言，东汉宦官专权多是因为皇帝弱小，也懒得管事儿，使其有机可乘。明朝的宦官专权是另外一回事，明太祖朱元璋时代，宦官被限制的死死的，成祖朱棣时代，因宦官有拥立之功，开始受到重视。英宗时代的王振算是显赫一时了，那也是因为宣宗留下的辅政大臣还有英宗的母亲已经去世，英宗还在成长阶段，王振显赫了一时。自王振以后的明朝宦官，不乏权势滔天者，刘瑾，冯保，魏忠贤等，他们的职位要么是司礼监掌印太监或者是秉笔太监，握有代天子批红之权，而且司礼监还握有东厂、锦衣卫这些特务机构。但是这些人虽然显赫，却无法左右皇帝的废立。明朝的君主集权已经十分强大，而且明朝的内阁文官集团势力也十分强势。司礼监的大太监们虽然有批红权，还握有特务机构，但没有军权，而且内阁握有拟票之权，太监们对国家大政方针有影响，但都是在皇帝信任的前提下，如果皇帝一翻脸，拿下这些大太监根本不费事，基本只是一句话的事儿。面对大权于一身的皇帝，太监们依赖的只能是皇帝的信任和懒得管事儿。
比较起来，唐朝的宦官专权就比较事儿大了。唐朝宦官专权开始于玄宗的高力士时代，高力士比唐玄宗大一岁，是玄宗即位的大功臣，故而玄宗对高力士倍加信任，玄宗一生最信任的恐怕也就是高力士和掌握禁军的陈玄礼了。玄宗时代许多文臣武将的晋升，高力士的一句话常常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连太子即后来的唐肃宗都对高力士十分敬重。高力士虽然深受信任，也握有重权，但高力士对玄宗绝对忠诚，绝对的政治正确，绝对的小心谨慎，从不越雷池半步。高力士和陈玄礼也仿佛成了唐玄宗的影子，陈玄礼后来被外调，高力士也被调走，唐玄宗转眼间更难以生存，不久就去世了，而高力士在远方得知玄宗肃宗相继去世后，不久也病故了。一个几乎与主人相伴一生几乎同时去世的人，也算是难得了，也算是个好太监了。高力士开启了唐朝宦官的巅峰时代，但还没有专权。之后肃宗代宗时代的李辅国、程元振、鱼朝恩相继都显赫一时，还握有了一部分兵权，这对朝廷局势的走向就十分重要了。但这个时候的宦官势力还不那么巩固，而且唐代宗虽然不是什么英明之主，也是守成之君，政治才能和眼光还是有的，铲除这三个权宦并没有什么太大的困难，无论是显赫一时的大太监，还是执政十六年的元载，亦或者是手握重兵的郭子仪，唐代宗都能驾轻就熟。唐肃宗时代宦官握有了一部分军权，但真正让宦官掌握兵权并形成制度是在唐德宗时代。经历过建中之乱，唐德宗对曾经信任的文臣武将几乎是大失所望，在一路颠沛流离的逃亡中，唯有宦官们没有逃亡始终跟随他。之后开始任用宦官执掌禁军神策军，神策军随后还控制了京西北藩镇。神策军不同于一般的禁军，是一支兼具禁卫任务和野战任务为主的双重性质部队，有皇帝亲自任命的神策军左右中尉来执掌。唐德宗时代，宦官专权开始走向巅峰，主要就是因为他们掌握了兵权，并形成了制度。唐德宗、唐宪宗因为个人能力比较强，对宦官控制的还比较严。但唐宪宗死后，宦官专权就比较疯狂了。唐穆宗由宦官拥戴而立，唐敬宗则直接被一个小太监杀了。之后的唐文宗想铲除宦官实力，策划了甘露之变，但功亏一篑，招致了执掌神策军的宦官集团的疯狂报复，朝廷大员胆战心惊，几乎都不敢出门，唐文宗也被太监们指着鼻子数落，不敢吭声。大太监仇士良甚至有了杀死文宗换人的打算，但因为上有太皇太后郭氏的存在，下有郑覃、李石等一部分正直的大臣，部分藩镇节度使也极力声讨宦官，如果仇士良做的过头了，这些手握重兵的节度使保不准会杀向长安。武宗宣宗时代，宦官势力受到了皇帝和李德裕为首的大臣的压制，但宦官仍然掌握着禁军，实力并没有受损。到了唐朝末期最后的两位皇帝唐僖宗、唐昭宗时，宦官田令孜、杨复恭终于真正做到专权了，但是这时唐朝的藩镇彻底闹大了，唐朝朝廷的权力已经被唐朝藩镇分的没剩多少了，唐朝宦官对全国的作用与影响，远远不如明朝那些干政的宦官。唐僖宗喜欢玩乐，田令孜就把唐僖宗伺候得舒服，可惜黄巢之乱打破了美梦。过了几年苦日子的唐僖宗终于成长了一些，加上田令孜诱发藩镇大战，他就彻底抛弃了田令孜，田令孜逃跑被节度使王建所杀。之后是杨复恭，这个人没田令孜那么张扬，但毕竟是个宦官头子，新即位的唐昭宗只要是见了宦官就痛恶不已，正应了仇士良的话，读书多了就不妙。唐昭宗弄死了杨复恭。至于刘季述，唐昭宗的时候，唐朝已经陷入名存实亡的境地，各地藩镇真正崛起，刘季述也无权可专了。在唐朝唯一做到废立皇帝的宦官是刘季述，但是刘季述仍然失败了，唐昭宗很快复位，刘季述被杀。而且这已经是公元898年以后的事了，当时全天下早已大乱，各地称王者不记其数，刘季述也没什么权力可专了。宦官刘季述迎皇太子监国，假传昭宗之命退位为太上皇，让太子登基。后来，宰相崔胤联合禁军将领孙德昭发兵打败了刘季述，昭宗复位，刘季述被乱棒击死，弃尸于市。
宦官专权是中国古代史上一个特殊的产物，它是依托皇权而来的，他们再大的权力和显赫的地位都是依赖于皇帝的，他们可以控制皇帝，但如果一旦有杀皇帝的事儿，则就会招致天下群起而讨之的情况。皇权强盛他们不敢为所欲为，皇权崩溃天下大乱，他们也无法为所欲为。只有在皇权衰弱和天下没有大乱的这个阶段，宦官可以通过控制皇帝来获得发言权获得显赫的权势。一个强势的皇帝，还有一群手握重兵的诸侯，都可以轻易的铲除宦官。外戚、宦官、藩镇，都能威胁到皇权和改朝换代，外戚势力和藩镇都有能力改朝换代，他们自身都有庞大的势力，也都成功的改朝换代过，而唯有宦官乃无根之木，也为天下伦理所鄙视，是无法做到改朝换代的。
为什么嘉靖皇帝20多年不上朝而天下不乱？
嘉靖确实不需要上朝。
嘉靖执政期间，他搞的是个平衡术，他把处理政务分成了几个部分。
一、审阅和建议。
地方和各部门反映情况的奏章送上来，嘉靖首先是不看的，这些文件先交给内阁（相当于嘉靖的秘书班子），内阁审阅以后，根据轻重缓急，分门别类，然后拿出自己的解决方案和理由来，用蓝色墨写出来附上，这叫“票拟”，再送入内廷司礼监。
二、审核
送进来，嘉靖仍然不看。首先是由司礼监的秉笔太监过目，审核一下，看看情况是否符合实际，处理方式是否得当，觉得有问题，就发回去重新改正。如果没有什么问题，就拿红墨签字批准，这叫“朱批”，但这还不能算结束，还必须交给掌印太监。
三、决策
到了这一步，嘉靖仍然不看，掌印太监再次审核，觉得这个主意不错，就拿上玉玺，啪地盖上，发回内阁，交由办事人员去执行。这个流程就结束了。三方都认为可行，一般也就没什么大问题了。
如果发现有问题，发回去重新改正。如果意见仍然无法达成统一，交给嘉靖定夺。
那么我们就可以知道，一般情况下，嘉靖是不参与到朝政处理中的，他可以悠哉游哉地在皇宫做自己喜欢的事，采集宫女的天癸进行冶炼科技和生物制药的科学探索（如果不汲取教训的话）。
如果处理意见不统一，矛盾首先会出现在内阁人员之间，他们首先会通过争论达到妥协和统一。嘉靖不参与。
然后，再有矛盾，就是秉笔太监与内阁之间，这是行政层与决策层之间的矛盾了。他们仍然要讨论和协调，拿出双方都可以接受的处理意见来。
最后的矛盾是秉笔太监与掌印太监之间产生矛盾了，这个意见要是不统一，肯定是大事情，因为这是决策层之间的矛盾。嘉靖必须要出面解决。
以上整个政务流程即不需要满朝文武共同商议，也不需要嘉靖参与。那上朝干什么？
上朝其实就是开大会。
明朝搞的是八股取仕，选拔出来的很多人员并不适合搞国家行政管理。这些人聚在一起开大会，往往什么事都办不成。
人越多，意见越难达成统一，你是这个观点，他是那个意见，我却也另有主意，甚至很多家伙根本就不是为了要解决问题而发言，纯粹就想捣乱。这就需要廷杖，拉出去着实打。
交响乐音乐会结束了，什么也没干成，大家吵得面红耳赤，精疲力尽。有几个人也结下了仇怨，准备第二天说什么也要唾对方一脸。
这就屁事也干不成。挨揍的说你是暴君，没挨揍的说你是昏君，也瞅准了最硬的那棵柱子，准备明天一死谏君王，千古流芳。
这肯定不行，如果继续上朝，明天就要直面惨淡的人生，正视淋漓的鲜血。
反正，有内阁和司礼监，朝政也完全可以正常处理，干嘛还要上朝呢？那就不去了。
但是，这个平衡术好掌握吗？也不容易。
嘉靖搞的是个三角平衡：
①内阁以徐阶，高拱和张居正为首的清流。
②内阁以严嵩父子为首的严党。
③内廷司礼监。
这三方的实力能不能一样大？或者差不多，好保持三方平衡呢？
不行，那就每天除了内斗，什么也干不成了。
必须有一方比较壮大，能压制住另外两方，事情才能有结果。
那让谁的势力最大呢？当然是严嵩了。
为什么，因为他聪明。
严嵩懂政治，他知道自己为什么能够势力壮大，他知道嘉靖要的是什么。所以，无论他在朝堂斗争中处得什么样的上风，抓住了对手什么样的把柄，都决不会把政敌赶尽杀绝。
这就是政治智慧。
司礼监从中调节，一方要倒了，就上去扶一把，维持着这个平衡。
为什么后来严党又倒了呢？不是因为严党势力不行了，严嵩老糊涂了，都不是。
真正的原因是徐阶，高拱和张居正之间产生了不可调和的矛盾，嘉靖可以利用这个新的三角平衡来替代那个旧的三角平衡。
这就是帝王心术。
高明吗？并不高明。高明一时而遗患无穷。
要记住，在皇权专制社会中，只有皇权才具有继承性，可以延续，其他人的权力是没有办法继承下去的，这就需要不断替换这个三角的尖端。
可总有来不及的时候，总有某代帝王政治头脑并不够聪明和及时。
天启年间，三角平衡成了跷跷板，两头上下巅。
崇祯年间，跷跷板也塌了，而崇祯不是那块当砝码的料。
大明就亡了。
为什么明朝的皇帝大多平庸？
明朝大多数皇帝不能说是平庸吧，只是比较贪图享乐不喜欢上班，但是皇帝不上班和国家存在多久并没有太大关联。
皇帝不干活不代表没人来干这些活，以往朝代不干活的皇帝也有许多，都是靠着百官之首的丞相来替皇帝干。
明初虽然废除了丞相制度，但有取而代之的内阁制度来作为替代补充。而内阁大臣作为文人精英，不仅是为皇帝研究问题制定政策的智库，同时还肩负着执行和监督的功能，如果遇到一个没能力还挺有主见的皇帝，反而还限制了这些能臣的发挥，所以从某种程度上来讲，有时候皇帝把朝政交给内阁还有利于国家的发展，比较有代表性的内阁首辅张居正，可谓明中后期不可多得的能臣，力挽了风雨飘摇的大明江山。
虽然有内阁制度辅助国家机器运行，但也抵不住人为的干预破坏，到了明晚时期，内阁的权威越来越低，取而代之的是宦官集团干政。皇帝偷懒的活就很大程度上交给了宦官来处理，如臭名昭著的刘瑾、魏忠贤之流，而往往宦官集团素质水平达不到国家治理的能力要求，尤其是在明末社会危机时最为显著。在面对财政危机问题时，宦官集团不像内阁文官集团能从机制改革方面入手寻求增量突破，而是目光短浅的从现有存量下手，不断的通过粗暴的征税、加税方式强取豪夺百姓财富，致使民生凋敝加剧了明末危机，导致了明末各地武装叛乱层出不穷。
可喜又可悲的是，明末出现了一个能干的皇帝崇祯，想要试图从宦官集团手中收权，结果虽然是打掉了整个宦官集团，但是由于从中央到地方垂直权利层级出现真空，又导致了政令失灵、执行不力现象的出现，加之各地农民起义的烽火已成燎原，外部清军大兵压境，大明王朝就在内忧外患中迅速灭亡了。
总的来讲，明朝部分皇帝产生惰政也有一定的合理性。从制度层面来看，明太祖祖宗之法的成制过于完善且僵化，给了后代君王因循守旧贪图享乐的土壤。另外，明朝的监督制度更多在于监督臣下，缺乏一套像清朝那样对皇帝、皇子的监督制度，皇家教育出现制度性的漏洞。
可以说明朝帝王的惰政问题，成也制度，败也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