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浩如烟海的中国古典文学宝库中，《西游记》无疑是一颗璀璨夺目的明珠，它以奇幻的情节、丰富的想象、深刻的寓意和鲜活的人物形象，历经数百年而魅力不减，深受不同时代、不同年龄读者的喜爱，关于这部不朽巨著的作者，长期以来却存在着诸多争议和谜团,吸引着无数学者和文学爱好者去探寻真相。
传统观点认为，《西游记》的作者是明代的吴承恩，这一说法自清代以来逐渐成为主流，吴承恩，字汝忠，号射阳山人，淮安府山阳县河下（今江苏省淮安市淮安区）人，他生活在明代中后期，自幼敏慧，博览群书，尤其喜爱神话故事，吴承恩一生科举不顺，中年才补得一个岁贡生，做过短期的长兴县丞，后因受人诬告，拂袖而归，晚年以卖文为生，其个人经历和文学素养为他创作《西游记》提供了一定的基础。
从吴承恩的生平来看，他长期生活在社会的中下层，对民间的神话传说、宗教故事以及社会现实有着广泛的接触和深刻的了解，在明代，佛道思想盛行，各种神怪故事在民间广为流传，吴承恩有机会收集和整理这些素材，他自身对文学创作有着浓厚的兴趣和卓越的才华，在其诗作和散文中就展现出了丰富的想象力和生动的描写能力。《西游记》中对各种奇幻场景的描绘、对人物性格的刻画以及对社会现象的讽刺,都与吴承恩的文学风格和生活经历相契合。
从版本学的角度也有一定的证据支持吴承恩为作者，现存最早的《西游记》刊本是明万历二十年（1592 年）金陵世德堂本，题为“新刻出像官板大字西游记”，未署作者姓名，但在清代乾隆年间，学者吴玉搢在《山阳志遗》中提到：“天启旧《志》（指明天启《淮安府志》）列先生（指吴承恩）为近代文苑之首，载《西游记》、《春秋列传序》、《禹鼎志》等书。”后来，阮葵生在《茶余客话》中也有类似记载，这些早期文献的记载，使得吴承恩作为《西游记》作者的说法逐渐得到认可。
也有不少学者对吴承恩作为《西游记》作者的观点提出了质疑，一些人认为，《西游记》中蕴含着深厚的佛道思想和知识，其对佛道经典的引用和阐释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而从吴承恩的生平资料来看，并没有足够的证据表明他对佛道两家有着如此深入的研究，书中对佛教的“色空”观念、道教的炼丹术等都有细致的描写，如果没有长期的钻研和体悟,很难达到这样的创作高度。
还有学者指出，《西游记》的语言风格具有一定的地域特色，书中运用了大量的方言俚语，其中一些词汇和表达方式与吴承恩所处的淮安地区的方言并不完全相符，反而与其他地区的方言更为接近，这就引发了人们对吴承恩是否真正是作者的怀疑，或许这部作品是由其他地区、有着不同语言背景的作者创作的。
另一种观点认为，《西游记》的作者可能是丘处机，丘处机是道教全真道的重要人物，号长春子，他曾应成吉思汗之邀，西行谒见，行程数万里，其经历充满了传奇色彩，丘处机及其弟子在西行过程中，记录了沿途的见闻和风土人情，这些内容与《西游记》中对西域等地的描写有一定的相似之处，丘处机作为道教大师，对道教教义和神话有着深刻的理解，《西游记》中浓厚的道教色彩似乎也与他的身份相符。
主张丘处机为作者的观点也面临着诸多问题，从时间上看，丘处机生活在宋末元初，而《西游记》的刊刻时间是明代中后期，中间相隔数百年，在这漫长的时间里，作品的流传和演变情况并不清晰，很难确定丘处机就是这部小说的原作者，虽然丘处机西行的经历与《西游记》中唐僧取经的路线有一定关联，但两者在情节和主题上还是有很大的差异。《西游记》是一部以神话故事为主的文学作品，充满了奇幻的想象和丰富的人物形象塑造,与丘处机单纯的西行游记有着本质的不同。
除了吴承恩和丘处机之外，还有一些其他的说法，有人认为《西游记》是集体创作的成果，是在民间长期流传的神话故事、传说以及各种话本、戏剧等基础上，经过多位文人的整理、加工和创作而成，在明代以前，就有许多关于唐僧取经的故事在民间流传，如唐代的《大唐西域记》、宋代的《大唐三藏取经诗话》等，这些作品为《西游记》的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素材，不同时期、不同地区的文人、艺人都可能参与到了这部作品的创作过程中，最终由某一位或几位文人进行系统的整理和加工，形成了我们现在看到的《西游记》。
也有观点认为，《西游记》的作者可能是一位不知名的文人，由于明代的出版业并不像现代这样规范，很多作品在流传过程中往往会丢失作者的信息。《西游记》在当时可能只是一部民间流行的小说，其作者的身份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随着时间的推移,作者的真实姓名也就无从考证了。
探寻《西游记》的作者，不仅仅是为了确定这部伟大作品的创作者，更是为了深入理解作品的创作背景、思想内涵和文化价值，无论是吴承恩、丘处机，还是集体创作或不知名的文人，《西游记》都以其独特的魅力成为了中国文学史上的经典之作，它所展现的奇幻世界、所传达的人生哲理以及所蕴含的丰富文化内涵，都值得我们不断地去研读和品味，也许，西游记》作者的谜团永远无法完全解开，但这并不影响我们对这部作品的热爱和推崇，它将继续在历史的长河中闪耀着璀璨的光芒，滋养着一代又一代读者的心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