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葆桢，谁是船政历任船政大臣中任职时间最长的？
沈葆桢，其是第一任船政大臣，从1866年开始，一直到1871年，历史五年，之后沈葆桢调离但后续出人南洋大臣，一直在管理南方的海防，因此也一直管理船政，沈葆桢调离后船政大臣职务由闽浙总督等官员兼任。
沈葆桢母亲？
沈葆桢的母亲林蕙芳是林则徐的六妹，大家闺秀，品格高尚，知书达理，相夫教子，操持家务，孝敬公婆，堪称东方女性的楷模。她一生为沈家生四子五女，长子早逝，次子沈葆桢实为弟妹之长兄。她把自己的一切都奉献给了这个贫寒却很温馨的家，把全部的爱都倾注给了夫君和子女，不图回报。一位哲人说过一句富有哲理的话：民族间的较量，说到底是年轻女人的较量。把人世间最好的品格传授给子女，是民族未来命运的希望。沈葆桢从母亲身上继承了民族的浩然正气、铮铮铁骨、拳拳慈心、两袖清风、宠辱不惊的高尚品格。
沈葆桢(1820—1879)，字幼丹，福建侯官人。1847年(道光二十七年)进士。既是林则徐的外甥，又是林则徐的女婿，从小受林则徐教诲和影响甚深。
生擒太平天国幼主的沈葆桢还有何种功业？
沈葆桢，是林则徐的女婿，也是中国近代造船、航运 、海军建设事业的奠基人之一。 1874年，日本以琉球船民漂流到台湾、被高山族百姓误杀为借口，派兵占领了台南牡丹社等地，发动了侵略台湾的战争。沈葆桢临危受命，被清廷委任钦差大臣，督办台湾军务。
1874年6月14日，沈葆桢亲自率领福建船政，轮船水师“安澜”号、“伏波”号五艘战舰，从福建马尾港出发，前往台湾。 福建船政水师兵船，还运载了12尊洋炮和四万吨火药，连同数百名炮队士兵抵达台湾。然而，令人意外的是，几个月后，日本军舰却不战而退了。以不战而驱敌，沈葆桢和他的学生们，可以说是圆满完成任务。 台湾是东南门户，在国家海防战略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而沈葆桢抵达台湾后，却发现这里一派萧条荒僻，根本没有海防布设。如此下去，难保以后还有新的危机，沈葆桢认为必须要有更长远的规划。
台湾府城并安平海口图
沈葆桢随即命人，着手修筑炮台和城防，让台湾南部的琅峤半岛从此有了坚固的门户。海防加固好之后，沈葆桢发现当地道路坑洼泥泞、民居简陋，他认为必须完善配套建设，才能真正巩固东南门户。
沈葆桢上书朝廷，请准将台湾开禁。从此福建沿海的人力、物力和生产技术源源不断地流向台湾。如果说郑成功收复台湾，带动了福建沿海人民，第一次大规模移居台湾，那么沈葆桢促使清政府解除禁令，则引发了福建沿海人民第二次大规模移居台湾。从此以后，台湾的人口大量增加，台湾和大陆可以自由通商、通航，带来了台湾经济的一次飞跃。
沈葆桢强烈地感受到，要想让后山跟上社会发展的步伐，就必须打开横贯东西并与南北相连的通道，进入亘古以来不通人迹的大山深处，劈开东海岸悬岩绝壁，教山里的百姓学习文化知识，提升他们的生活水平和生产力。
电报学堂
一年以后，沈葆桢在福建船政学堂，开设了自己的电报学堂，他要用自己培养的人才来铺设这条海底电缆。这是中国第一所电报学校，到1882年，电报学堂共培养出专业电信毕业生140人，他们后来分别被派往包括台湾在内的各省从事电报实业，成为中国近代信息业的奠基人。
海峡两岸海底电缆
1887年7月，一群福建船政电报学堂的毕业生，乘坐福建船政飞几号抵达台湾，开始在台湾海峡铺设海底电缆。 一个多月后，这条长达117海里的跨海电报电缆，就布设完成，并于10月11号开始传讯营业，这是中国人自己设计铺设的第一条海底电缆，台湾海峡两岸从此有了一条文明的脐带。
晚清三牌楼冤案始末？
光绪三年十二月初十，隆冬时节。有人在南京三牌楼的雪地上发现了一具无名男尸，赶紧报案。经上元县知县的初步勘验，死者身上有多处刀伤，发辫被砍断，现场还遗有一把篾刀。显然，这是一起杀人命案。
由于死者身份不明，凶手不知所终，两江总督沈葆桢便饬令营务处的洪汝奎负责破案。洪汝奎领命，安排他的手下、缉捕委员胡金传侦查、访拿杀人凶手。数日后，胡金传逮捕了妙耳山的僧人绍宗、火夫张克友与屠户曲学如三人，称他们就是三牌楼命案的凶犯。胡金传还带来一个叫做小庚的瓜子小贩，说他是目击证人，初九夜里在三牌楼看到死者躺在雪地上，旁边还站着三个人，正是绍宗、张克友与曲学如，其中一人还恶狠狠警告小庚莫要多管闲事。
洪汝奎当即委派候补知县严坤、胡金传同堂审讯嫌犯。经严刑拷打，绍宗、张克友、曲学如供称，三人因为贫困图财，合谋杀死了贩猪的外乡人薛春芳，篾刀是张克友用过的凶器。
看来这起命案似乎已经水落石出、真相大白了。缉捕委员胡金传破案堪称神速。按照程序，案子最后上报到两江总督沈葆桢那里，沈葆桢作出批示：将“凶手”绍宗、曲学如就地正法，枭首示众，张克友因为先行认罪，得免一死，被割去右耳，刺字递回原籍。
时为光绪四年二月中旬，一起惊动了总督大人的人命案，从发现到结案，前后只用了两个多月的时间。从疑犯认罪到正法伏诛，则不过数日时间。
在喧嚣的南京城，三牌楼命案曾经引起街头巷尾的议论，并上了《申报》的版面。但结案之后，慢慢便被人们遗忘了。
直到数年之后，光绪七年闰七月，金陵保甲局抓到一名叫做李大凤的窃贼，这窃贼为立功减刑，供出几年前他的表弟朱彪被周五、沈鲍洪合谋杀害的情节。官府立即缉拿周、沈归案，分别讯问，二人供出的结果让办案的官员大吃一惊：周五、沈鲍洪合谋杀人的时间、地点、情节，都跟光绪三年的三牌楼命案高度相似。
莫非四年前那个被杀害的所谓“薛春芳”，与本案受害者朱彪是同一个人？换言之，四年前伏法的绍宗、曲学如原来是被冤杀的？
这时候，曲学如的家族也纠合了五十余人，跑到两江总督衙门上访，称曲学如当年是含冤而死的。此时的两江总督已换成刘坤一，他委派了江宁布政使梁肇煌、盐巡道德寿、江宁知府赵佑宸等官员审理案件。经提审案犯、补传证人、隔离严鞫，这起发生在四年前的三牌楼命案的真相，终于拨云见日，显露出来：原来，朱彪与周五、沈鲍洪素来相识，因为朱彪诱奸了周五拐来的女子刘王氏，又与沈鲍洪诱拐来的妻子赵高氏通奸，周、沈二人心中气愤，便在光绪三年十二月初九三更时分，将朱彪骗到三牌楼雪地上砍死。次日被人发现的死者“薛春芳”，其实就是朱彪。
四年前，领命访拿凶手的缉捕委员胡金传急于破案，又苦无线索，便指使瓜子小贩小庚指证绍宗、张克友、曲学如三人为杀人凶手。三个人熬不过官府的严刑，只好画押认罪，虚构了杀人的情节，胡扯出一个“薛春芳”的人名。
三个无辜的草民，莫名其妙地被认定为杀人凶手，竟毫无办法洗雪自己的冤情。这样的司法机制，何其荒谬！细细究来，我们会发现大清国的司法制度中存在着致命的缺陷：首先，缉捕委员居然可以参与司法审判，这是典型的“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清朝的这一制度设计，远不如宋代司法制度合理，在宋代，缉捕官不可以参与推勘，他们的责任只是抓捕到犯罪嫌疑人，至于嫌犯是不是真的有罪，该判什么刑，他们是不允许插手的。
其次，清代司法虽然设置了一套繁复的复审程序，一宗命案经县衙初审后，还要知府、按察司、督抚复审，最后还需要中央刑部复核，但实际上，复审的程序往往只是走过场，形同虚设。比如三牌楼命案，其实只经过严坤、胡金传两级审讯，其他负有复审责任的机构，只是在结案报告上挂个名而已。案子上报到两江总督那里，沈葆桢也没有复审，便饬令将案犯就地正法。
再次，即使层层走完复审的程序，也未必能够及时发现冤情，因为清代的地方不设专职的司法机关，更无专业的司法官，一起刑案的复审，通常是督抚委派行政官员负责审讯，甚至连营务处这样的军事机构也参与审判。这些非专业“法官”缺乏司法训练，难免“葫芦僧断葫芦案”。这又是不及宋朝的地方，宋代的州一级，一般均置三个法院：当置司、州院与司理院；有些大州的州院、司理院又分设左右院，即有五个法院；每一个法院都配置若干专业的法官，叫录事参军、司录参军、司理参军、司法参军。
最后，清代对死刑犯的处决，按正常程序需经刑部核准，但在晚清镇压太平军的过程中，地方督抚获得了“就地正法”的权力，可以绕过刑部，先斩后奏。“就地正法”虽然有利于地方当局组织“严打”，维持秩序，但也给滥杀无辜开了方便之门。尽管我们不应对刑部复核的程序抱太高期望，但三牌楼命案中的绍宗、曲学如显然就是死在“就地正法”的制度上。当时的《申报》评论说：“苟由地方官，则咨题候覆，然后行刑，断无讯定之日去正法不过数日之理。”
所幸清朝的司法制度尚未完全泯灭官员的良知。在周五、沈鲍洪二人供出杀人真相之后，江苏地方当局并没有包庇原审官员、掩盖真相、弃冤死者的冤情于不顾。两江总督刘坤一立即奏请将胡金传暂行革职，归案讯问，又致信已经升任两淮盐运使的洪汝奎前来江宁协助调查。由于刘坤一认为洪汝奎只是受到胡金传的蒙蔽，并非有心制造冤狱，北京的御史又对刘坤一提出弹劾，认为“此案曲学如、僧绍宗之死，由洪汝奎锻炼而成。该督上下其词，显欲卸罪胡金传一人，意存偏纵”。我们知道，历代中，清代的台谏系统是最为软弱的，但御史的设置，毕竟对行政官的权力构成了一定的制衡，也使得清朝的行政与司法有了一些微弱的自我纠错功能。
在朝野舆论的压力下，光绪七年十二月初八，清廷谕令刑部侍郞薛允升赴江宁彻查三牌楼命案。薛允升是专业的司法官，他到达江宁后，为保证独立性，谢绝了地方官接待，闭门查案，调阅案卷，提审案犯、证人，一一剖清案情疑点，最后证实三牌楼命案确系周五、沈鲍洪所为，铁证如山，再无疑问。薛允升即回京城覆命。
次年二月二十九日，江宁方面奉上谕，判周五、胡金传斩立决，判沈鲍洪绞立决；洪汝奎与严坤革职，发配充军；沈葆桢因已去世，免议其罪；其他负有责任的官员也分别交部议处。
三牌楼命案至此真正结案。却不知冤死的绍宗、曲学如地下能否瞑目？
有一座林则徐女婿的墓？
不是沈葆桢，是刘齐衔的。沈葆祯是林则徐的长女婿,刘齐衔是林则徐次女婿.他们两个都是福州人，沈葆桢墓地在福州西郊梅亭村火烽山南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