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母官的意思,到底何为善良

父母官的意思，到底何为善良？

首先感谢能有这样的机会回答这个问题！

世人都知道善良是什么，但是随着时间的流逝，一部分人的善良渐渐地淹没了消失殆尽！

人人都说善良是生命的黄金！

人世间最宝贵的是什么？法国作家雨果说得好：善良。“善良是历史中稀有的珍珠，善良的人几乎优于伟大的人。”

中国传统文化历来追求一个“善”字：待人处事，强调心存善良、向善之美；与人交往，讲究与人为善、乐善好施；对己要求，主张独善其身、善心常驻。记得一位名人说过，对众人而言，惟一的权力是法律；对个人而言，惟一的权力是善良。

我读到国外的两则故事。一则是说一场暴风雨过后，成千上万条鱼被潮水冲到海滩上，这时一个小男孩在沙滩上将捡到的每一条鱼🐠都送进大海里，他低着头不厌其烦地捡着。这时恰好有一个路过的老人对他说：“你一天也捡不了几条。”小男孩一边捡着一边对老人说道：“起码现在我捡到的鱼，它们获得了新生。”在这一刹那间，老人语塞不知怎么开口。

还有一则故事是发生在巴西的丛林里，一位猎人在射杀一只豹子时，竟看到这只豹子拖着流出肠子的身躯，爬了半个小时，来到两只幼豹面前，喂了最后一口奶后倒了下来。看到这一幕，这位猎人流着眼泪折断了猎枪。如果说前一个故事讲的是善良的圣洁，那后一个故事中猎人的良心发现也不失为种“善莫大焉”。

美国作家马克·吐温称善良为一种世界通用的语言，它可以使盲人“看到”、聋子“听到”。心存善良之人，他们的心滚烫，情火热，可以驱赶寒冷，横扫阴霾。善意产生善行，同善良的人接触，往往智慧得到开启，情操变得高尚，灵魂变得纯洁，胸怀更加宽阔。与善良之人相处，不必设防，心底坦然。

播种善良，才能收藏希望。一个人可以没有让旁人惊羡的姿态，也可以忍受“缺金少银”的日子，但离开了善良，却足以让人生搁浅和褪色———因为善良是生命的黄金。多一些善良，多一些谦让，多一些宽容，多一些理解，让人们在生活中感受到美好和幸福。这是善良的人们向往和追求的，也是我们勤劳善良的中华民族所提倡和弘扬的。

为什么父母亲戚都觉得公务员是非常好的职业？

这个是有多方面原因造成的。

1.官本位。

一些小地方都很多人还存在官本位思想，也就是觉得公务员也就是相当于以前的吃皇粮。的确在古代的时候，当官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当官也是一件很光宗耀祖的事情，那时候那些当官的人，俸禄还是相当的高的，所以说这也就造成民间觉得当官比较好。

2.工资高。

在一些小地方当公务员的话，的确工资是比其他人要高很多的。比如说当时我所在的地方，县城里面，工业园区的一些企业给工作人员开出的工资仅是2000左右的水平，而当时公务员普遍都是4000左右的公司，虽说在一些小地方，相对来说公务员的工资还是比较高的。

而且跟有些地方公务员因为有住房等方面的福利，所以说拿那么些工资也是相当划算的一件事情。

3.工作环境舒适。

大部分公务员都是在办公室里面办公的，相对来说环境还是比较舒适的，不像一些在企业上班的人，要去外面跑销售还是比较辛苦的。

4.社会地位高。

社会上普遍觉得公务员是一件很不错的工作，所以说他们的社会地位还是比较高的。必须在一些小地方当公务员的男生，也是很受丈母娘青睐的。

5.工作比较稳定。

当公务员的话基本上没有失业的风险，现在来说工作还是比较稳定的；在企业上班的话，可能会面临企业倒闭的情况。

中国古代的官和吏有什么区别？

不请自来回答一下，还望海涵。我是头条号“历史拾趣”，回答若是有误，有不全面的地方，也欢迎各位批评指正，我们一起学习，共同进步！在此先谢谢大家！

我还是直奔主题吧。（放个曾文正公镇楼）

政府工作人员的总称为“官吏”。在古代，这些人员分为两大层次：掌权的、高阶层的，是“官”，就像《红楼梦》中的金陵应天府贾雨村，是清朝正三品的官；

而听命办事的、下层卑微的，是“吏”，就像门子，是官府中亲侍左右的仆役，是胥役，属于吏的范畴，属于行政辅助人员。

因此，“官吏”这个词汇，在现代汉语中可以理解为单义词，泛指官员，但在古代却要理解为“官、吏”，官是官，吏是吏，是两个不同的概念。

当然就名词称谓来说，官、吏最初是可以混用的，能够互相代称，甚至“吏”经常代替“官”作为官员的统称，例如：《左传·成公二年》记载“王使委于三吏”，杜预注：“三吏，三公也。

三公者，天子之吏也。”《国语·周语上》记载“王乃使司徒咸戒公卿、百吏、庶民”，韦昭注：“百吏，百官。”但是后来，官、吏分途，“官”飞黄腾达，“吏”潦倒沉沦并被逐出官员的行列，只有“官”是官，“吏”就不是官了。

所以，“吏”的概念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吏即官吏，是官的概念，就像我们习惯于说“吏治”而不说“官治”；狭义的吏则是《红楼梦》所写的门子之类的人，专指在官府中承办具体事务的人员。

官、吏的分化，吏在官场实际和名称概念上的“狭义化”，是有一个历史过程的。据《汉书·百官公卿表》记载，县令、县长“皆有丞、尉，秩四百石至二百石，是为长吏。百石以下有斗食、佐史之秩，是为少吏。”这里所说的“长吏”，大约就是后世的官，而“少吏”则是后世的胥吏，这说明汉代已有了官、吏的区别。但区别并不大，尚比较模糊，“官”与“吏”的称呼也难以严分细辨。

因为在官员的选拔方式上，汉朝实行郎吏制，太学毕业生成绩优秀者为郎，即宫廷的文职人员，为皇帝服务，几年后根据表现任命官职；成绩一般者为吏，分配到地方政府作文书工作。又实行察举制度，由地方政府向中央推荐人才，被推荐者绝大多数正是以前太学毕业分配到地方的吏。所以汉朝政府官员要么以前是郎，要么以前是吏，身份的限制、待遇的差别并不严格。

魏晋以后实行九品中正制，官与吏渐渐拉开了距离，“长吏”以上的吏升格为掌权的高级阶层——官，而“少吏”以下的吏则下降为听令办事的仆役——吏，而吏的身份一旦确定，基本上就失去了跻身于高官的可能。隋唐时期开创科举制，为官者绝大多数都是科举“正途”出身，自诩为“官”，而把非科举出身的办事人员称为吏、胥吏、吏胥；吏虽然也有流外铨选制度，但要想转变身份成为官已是难上加难。

因此隋唐是官、吏分野的里程碑，“通过流外官制度，明确地把官与吏相区分，这是秦汉时期官吏不分以来，第一次从体制上明确他们的区别”。宋代以后，特别是明清时期，官贵吏贱，官与吏之间隔着难以逾越的天堑和鸿沟，吏一辈子只能是吏，无法升迁为国家官员。

因此至晚从隋唐开始，官是官、吏是吏，二者是有严格区分的，等级森严、鸿沟限隔、泾渭分明；官、吏的分野，是中国古代政治制度中一个相当重要的原则，是中国古代吏治的一大特色。

◈ 官与吏的区别，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选拔方式、管理方式不同

官的选拔标准高、程序严，国家高度重视；从隋唐时代直到晚清，除了元朝之外，历朝历代一直坚持严格的官员考试制度。而对于吏的选拔与任用，却没有形成制度化，比较松散随意。中国古代做官需要参加一系列的考试，而要成为一个吏，却并不需要经过类似的考试，所以有“考官不考吏”的说法。官的管理制度严格，有考课、监督监察、回避制度等等；吏的管理则没有定规，听凭官员的“个性化”操控。

第二，政治待遇、经济收入不同

官，哪怕是品秩再低，照例都是君主任命或吏部除授的，列入政府正规编制，享受一定的政治待遇，享有与品秩相对应的俸禄，社会地位高尚。吏，即使所供职的部门或官员再高，也是雇用性质的，是“庶人之在官者”，没有官品，地位卑贱，收入菲薄——有的甚至根本没有固定的薪水，全靠长官恩典性的补贴，或者自己利用职业捞取“辛苦费”。

第三，角色定位、权力性质不同

官是国家行政人员，品秩有相当宽裕的上升空间，各级官员总有一定程度的决策权。吏则是“咸鱼难翻身”，一辈子固定在一个档次上，只有“量”的积累，没有“质”的飞跃，活动空间单一、封闭；而且从制度上讲，没有任何决策权力，只有一定的执行权。

第四，任职地点、任职时间不同

官，必须遵从回避制度，异地任职，且任期一般不超过三年。吏，一般都是土生土长在本乡本土任职，任期或者无明确规定，或者有规定但要求不严而可以超期在职，有的甚至连续干十几年长期把持着位子，以至父子兄弟相传。

清代虽明确规定胥吏服役年限为五年，役满不退者依法处理，但实际上形同空文，不但州县胥吏逍遥法外、长久把持职位，中央和地方上省、府吏胥也是如此——清末任刑部尚书的薛允升，就曾说朝廷胥吏役满即退者是“百无一、二”。所谓“流水的官，世守的吏”，官、吏在这方面的不同，早在宋代就有一个很形象的概括，即“官无封建而吏有封建”。

上述四个方面，除了第四条之外，就官、吏的对比较量来说，官都占据了绝对优势，吏是“弱势群体”。确实，就整体情况来看，官是领导者、决策者，确实占据主导地位；吏是辅助者、执行者。可是在行政事务的实际运作过程中，又是千变万化的，胥吏也有其人力、技术等方面的优势，能量不可小觑，权力不可低估。特别是在清代，胥吏可以说是覆盖全国的权力实体，“上自公卿，下至守令，总不能出此辈圈牢。

刑名簿书出其手，典故宪令出其手，甚至于兵枢政要、迟速进退，无不出其手。使一刻无此辈，则宰相亦束手矣。”清末名臣郭嵩焘，更有一段惊世骇俗的言论：“汉、唐以来，虽号为君主，然权力实不足，不能不有所分寄。故西汉与宰相、外戚共天下，东汉与太监、名士共天下，唐与后妃、藩镇共天下，北宋与奸臣共天下，南宋与外国共天下，元与奸臣、番僧共天下，明与宰相、太监共天下，本朝则与胥吏共天下耳！”

东晋有“王与马，共天下”的说法，说的是皇家司马氏对世族大姓王氏的依赖；而清朝则“与胥吏共天下”，地位卑贱的胥吏何以有如此大的“神通”？

回答这个问题，必须先看一下胥吏的名目，了解庞杂的胥吏队伍是怎样渗透到行政技术的方方面面的。

胥吏的名目及其繁多，几乎难以统计。“仅以唐代来说，就有令史、书令史、亭长、掌固、赞者、典谒、司驭、门仆、直长、亲事、账内、典书、斋郎、谒者、主账、佐史、录事、执刀、白直、府、史、典狱、问事、账史、佐等数十种。

明清也有令史、书吏、司吏供事、堂吏、经承、攒典、承发、典吏等名目，以及地方的‘三班六房’等。”为便于“提纲挈领”，习惯上常把诸多名目按照“胥吏”的名称分为两大类：胥和吏。如同“官吏”理解为官、吏一样，“胥吏”也可理解为胥、吏，只不过胥、吏的差别不像官、吏那样悬殊。

胥，接近于劳役的性质，供官府驱使，干些听差跑腿的杂事，像什么催赋税、管治安、守关卡、看门、站堂等等，召之即来，挥之即去，差事轮换不固定。打个比方，胥相当于现在政府机关里的工勤人员。他们在官府中身份最低，既要听命于官，也要听命于吏，但由于毕竟是在替官衙当差，所以另有些好听的名称，也叫“公人”。

小说《水浒》写晁盖等人在黄泥冈劫了生辰纲后，济州府尹限令“三都缉捕使臣”何涛在十日内捉拿劫犯，何涛问计弟弟何清，何清就曾说：“哥哥，你别有许多眼明手快的公人，管下三二百个，何不与哥哥出些气力？”

地方胥役中最常见的是“三班”：一是快班，就像何涛手下的“公人”那样，靠手脚麻利、机警灵敏当差，专供持票传案、拘捕人犯、刺探侦缉和传送公事等，也叫“快手”、“捕快”；一是皂班，在官长坐堂时分站两边吼堂，官长出巡时走在前面喊“肃静”、“回避”，平素还有一些打杂差使；一是壮班，是专用来警卫州县衙门的地方治安武装，也常承办押解犯人、护送粮饷、巡行地方等差使。三班以外，像狱卒、仵作、刽子手等等，包括里甲、保正之类，也都算是衙役辈的胥。

吏，在官府中承办具体公务，负责文字工作，如收发公文、整理档案、抄录文书、造报帐册等等，是一种固定的职，地位比胥高。再打个比方，吏相当于现在政府机关里科级及科级以下的公务员。

地方上的吏，最有代表性的是所谓“三班六房”中的“六房”：一是户房，承办州县一地的户籍、田赋、财税、婚姻等，操作经济权力；二是吏房，经管里甲、保正、乡官等人事系统，以及衙门里的吏胥档案等，操办任免、提升、调动、加禄各项，操作人事权力；三是刑房，经办官司、诉讼，操作司法权力；四是兵房，承办兵役征募、地方武装编组等，操作征兵征饷权；五是礼房，承办考试、祭享、礼乐、旌表一类的事务，操作文化教育权；六是工房，掌管城墙、官廨、桥梁、道路修建整治等，操作公共工程权。看看这“六房”，简直与中央政府吏、户、礼、兵、刑、工六部的行政结构如出一辙，吏的不可替代性，官员对吏的依赖性，也就不难理解了。

官、吏分野，使官和吏在古代政治体制中成为两个相对独立的主体，二者既不能合又不能分。从理论上讲，理想的组合是：官，是一批具有较高人文素质、道德修养的理论型、思辨型的决策人员，他们着重思考立国之本、治国之道，超越局部、个别的技术操作层面来制定政策法律、把握行政大局；

吏，是一群技术娴熟、动手能力较强的执行型的人员，他们明习法令律例，熟悉钱谷薄书，长于处理各种物质性的具体事务，保证政务的落实。这样，以官的道德楷模和理论优势来领导、制约吏的技术操作，以吏的技术操作来促成、完善官的政治设想，官善于出思路，吏善于抓落实，如果真能达成“清官”和“能吏”的优势互补，善莫大焉！

事实上，区分官、吏的政治制度也并非中国古代所特有，西方近代议会政治体制中的政治家与公务员，就与之极其相似。在多数实行议会制度的国家，想从政做官，就不能去做公务员盼望着按部就班从底层升迁上来，而应参加某个党派，一旦所属的党派赢得了竞选，或许很快就能够得到政府中的某个高级职位；

而做一个公务员，须宣誓效忠国家，一般不能参加党派。在美国，无论代表哪个政党的政治家赢得了国家或地方政府的选举，都会从大学、公司、律师界等行业选择政见相同者担任政府成员，而不从具体部门的公务员中选择提拔；同样，当政府首脑以及各部长官更迭时，各部门的公务员也并不因长官的更换而更换。

这样，每届政府、包括各职能部门的行政长官都可能随着几年一度的竞选而变换，但被任命担任行政长官的人并不需要自己去挑选一大批在自己所管辖部门中做实际工作的公务员。因此，行政长官可能几年一换，而公务员则是相对固定的，不管谁来当部长州长，事情应该怎么办就怎么办。这种制度有助于保证国家行政、司法制度的连续性，排除了人治的干扰。

可惜的是，中国古代专制主义体制不可能解决官、吏制衡制约的问题，又长期只重视管理官而放任吏，导致“吏弊”重重。俗话说“官清如水，难敌吏猾如油”，清官尚且难于管理“能吏”，要是贪官再配上污吏，那就糟糕透顶了！综观中国古代，胥吏可谓声名狼藉、臭名昭著，人们对之几乎是一片咒骂、讨伐之声。

我是头条号“历史拾趣”，我的回答结束，希望我的答案能帮到大家！如果能解答您的疑惑，还希望您动动小手给个赞，如果有疏漏的地方，也请各位给我留言批评指正。谢谢！

感谢路过的各位看官花时间看完，再次谢谢！

张艺谋的父母？

答：张艺谋的父亲名叫张秉钧，母亲叫张孝友。说起他们的出身，都颇有点门第。电影《我的父亲母亲》中的男主人公，张艺谋就是以自己的父亲为原型，他想表现父亲所经历、所承受的一切。“父亲”背景其实很简单，简单到可以用四个字概括，就是知识分子。知识分子被分配到乡下教书，因此和“母亲”有了交集，并且有了平淡得像白开水一样的爱情。张艺谋的父亲祖籍陕西临潼(旧县名，在陕西省西安市东北部，1997年改设临潼区)相桥镇。张秉钧是个沉默的人，新中国成立前曾当过军需官，曾经拥有国民党军籍。

孩子嫌弃自己父母没本事？

孩子嫌弃自己父母没本事，给自己买不起名牌，说明孩子目前所处的群体，以穿戴、使用名牌为荣，孩子因为家庭经济原因买不起，在这个群体中，找不到存在感。那么遇到这种情况，该如何引导孩子呢？

孩子与什么样的群体接触，就会受到这个群体普遍价值观念的影响。所谓“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就是这个意思。与爱攀比的孩子一起，就比穿戴，比用的是不是名牌；与上进好学的孩子在一起，就会看到自己不够积极进步。所以，家长应引导孩子多跟勤勉上进的孩子一起，或者将孩子送入一个注重个人发展、认可个人努力的环境中去，把精力放到学知识，学本领上来，帮助孩子树立健康积极的价值观。

比如闻名国内的衡水中学，无论你对它的教学管理存有怎样的看法，有一点是社会共同认可的。那就是，在这所学校里，它不问你的来处，只看重你的努力和拼搏。在这所校园里，无论你的父母是厅长、局长，抑或是大腕、款爷，学生都身穿几十块钱一身的校服，留一样的短发，如果自己没有优秀的品行和骄人的成绩，也不会为同学们认可、仰慕。而那些学习刻苦、阳光向上的农民子弟，凭自己的实力戴着红花登上领奖台时，他们及他们衣着、发式普通的父母，依然会感受到来自周围人目光中的尊重和赞叹。

孩子只有树立健康积极的价值观，才会乐观向上，勇于进取，学会靠自己的实力去赢得别人的尊重和认可。

父母养育子女，是非常辛苦的。父母对孩子，永远有恩。别说嫌弃和抱怨，即便懂得回报，也永远报答不尽父母的如海深恩。”谁言寸䓍心，报得三春晖“，每一个有德子女，都要谨记。

父母要从孩子小的时候，就培养他的感恩之心，切莫娇惯，让他认为，别人照顾好他是理所当然，甚至还要挑剔挑剔哪里没达到他的心愿。最有效的做法，就是让他参与到生活的事务中来。根据年龄，让孩子做力所能及的事，比如刷碗、扫地、洗衣服、做饭，探望长辈，听老人讲讲过去的故事。有了切身经历，孩子就会懂得劳动的辛苦，赚钱的艰难，生活的不易。这样，他就能理解父母，珍惜别人的付出，懂得感恩和回报。

家长可以让孩子多读一些自立自强的人物传记，看一些有教育意义的影视作品，让孩子在阅读和观赏中慢慢转变。

书本和影视中不乏贪图享受，虚荣堕落的反面教材，比如《包氏父子》中的小包，不顾家庭经济拮据，追求富家公子哥儿郭纯那样的生活，极力向他们靠拢，最终落得一个被富家子弟嘲笑、羞辱，被学校开除的下场。而范仲淹、欧阳修等大文豪，不以贫贱为耻，刻苦读书，终成为国为民的好官。

总之，孩子无论出现什么样的问题，都是教育的缺失。碰到孩子爱慕虚荣，不切实际地追求物质享受，还嫌弃父母无能时，父母就要认真反思一下，自己哪些环节教育不到位，并采取有效措施，尽快使孩子转变过来。切忌七大姑八大姨地进行道德批判，激起孩子强烈的逆反心理，那对解决问题是一点帮助都没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