铜镞，白起坑杀四十万赵军？
谢邀！
关于公元前三世纪、战国中晚期的中国总人口，没有留下任何统计数字。史学界普遍的估计，认为应当在三到四千万的规模上之间，其中秦国约有500余万人，赵国约有300余万人。一场战争结束后，仅仅被敌人屠杀的战俘就有45万人，还是宝贵的青壮年男性，这听起来确实骇人听闻。
“45万”在文献资料中的出处，是《史记》中的《白起王翦列传》和《廉颇蔺相如列传》：
……至九月，赵卒不得食四十六日，皆内阴相杀食。来攻秦垒，欲出。为四队，四五复之，不能出。其将军赵括出锐卒自搏战。秦军射杀赵括。括军败，卒四十万人降武安君。武安君计曰：前秦已拔上党，上党民不乐为秦而归赵。赵卒反覆。非尽杀之，恐为乱。乃挟诈而尽阬杀之，遗其小者二百四十人归赵。前后斩首虏四十五万人。赵人大震。
……赵括既代廉颇，悉更约束，易置军吏。秦将白起闻之，纵奇兵，详败走，而绝其粮道，分断其军为二，士卒离心。四十余日，军饿，赵括出锐卒自博战，秦军射杀赵括。括军败，数十万之众遂降秦，秦悉坑之。赵前后所亡凡四十五万。
这两处虽然都有“四十五万”，但是陈述语意有明显差别；《赵世家》、《田完世家》、《秦本纪》等篇，也有对此战的相关记录，却是“四十余万”。这些表达不一的内容和数据记录，都出自《史记》，就会让人产生一个疑问：司马迁撰写的这些内容，尤其是涉及到兵力的数字，真的可靠吗？
这个疑问可不是今天才有的，在长平之战结束后的两千多年间，就不断有后世古人对此产生类似的质疑。
就和做科学试验一定选取多个试验样本，不会只强调个别典型的谨慎作风类似，历史研究也一向就有“孤证不立”的传统：如果仅有一条证据、一个出处支持某个结论，这个结论就是个弱命题，是不可接受的。经过秦朝末年的反秦大起义和随后的楚汉战争，大量的文献资料在社会动荡和战火中遗损，留下来的非常有限，因此，只通过对《史记》文献资料的解读去分析长平之战，不可能得出让人信服的结论。而且，《史记》又是司马迁凭一己之力完成的，带有浓厚的个人感情，其文字内容不单是理性陈述，还会向读者传达明显的感性色彩，当外人看这些感性内容时，很容易产生主观臆断——只要你执意朝着某个判断方向去设想，你就一定能从这些并不绝对严谨的文字中，提取到越来越多的“依据”，并在此基础上得出各种“个人判断”；当你头脑中这些“依据”和“个人判断”迸发的越多，离事实就越远，离异想天开就越近。
光考据文献，从中就得出“45万”成立或不成立的做法，都没有说服力。
万幸的是，现代考古学，已经不单是一门单纯人文色彩的社会科学，而是可以利用遥感、同位素、放射探测、金相鉴定、遗传学、分子学、环境学、微生物等综合学科的自然科学。先秦历史残缺不全，但不代表我们就不能考证包括长平之战的战争细节，一个行之有效的方向就是与考古类似：做古战场的实地考察，对遗迹和出土文物、遗骸的分析。
1995年5月12日上午，位于山西省东南部的高平市永录乡永录村，村民李珠孩、李有金父子正在位于韩王山西麓将军岭杨家山下自家承包里梨园里翻耕土地，他们不断从地下刨出人体骨骸，随着坑约挖越大，暴露出来的尸骨也越来越多，且其间还有青铜质地的箭头、钱币等物，有些箭头就嵌在骨头上。坑中尸骨呈无规则层层叠压，有的是仰面，有的是侧面，有的则是俯身，有的头骨与躯干分离，甚至还能明显看出骨骸上有钝器、刃器、石块造成的创伤，场面触目惊心。李家父子不知道地底下还有多少尸骨，不敢再挖下去了。
消息传开后，被迅速上报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同年10月下旬，考古发掘正式开始，最终确定一个长11米、宽5米、深1.2米的尸骨坑，还出土刀币17枚、铜镞2件、铜带钩1件、铁带钩1件、铁簪1件、陶盆口沿残片1件。随后在这个尸骨坑西侧，工作人员还探测到一个宽3~4米、长55米，规模更大的尸骨坑。这就是永录尸骨坑。这个尸骨坑的发现，是1995年及随后几年，在考古学和历史学界，以及在社会上比较有震动性的事件。
在随后一年，考古研究所提交两份发掘整理报告，确定这些尸骨就是战国后期秦赵长平之战结束后，被秦军屠杀的赵军士卒。考古人员从坑中共清理出130具遗骸，其中60具有头骨无躯干，或头骨与躯干分离；14具属于被钝器或石块砸死，可能属于被活埋的仅有一具。这个现象说明，这些赵军并非被活埋，而是先被集体处决之后，再抛尸于此。在战国时代，武将还没有建立起“杀降不祥”的道德谴责意识，商鞅在秦国推行军政改革中的军功爵制度，又是以敌军的首级作为统计战果和评定赏罚的标准依据。商鞅的《商君书·境内》里，明确记录点验首级的程序：……“五人一屯长，百人一将。其战，百将、屯长不得，斩首；得三十三首以上，盈论，百将、屯长赐爵一级。……能攻城围邑斩首八千已上，则盈论；野战斩首二千，则盈论；吏自操及校以上大将尽赏。……以战故，暴首三，乃校，三日，将军以不疑致士大夫劳爵（译文：秦军每五人设有屯长，每百人设有百将。在战斗中，如果百将和屯长得不到敌人首级，他就要被斩首；得到三十三颗以上的敌人首级，就达到军功升迁规定的数目，可以晋升一级爵位。……我军围攻敌国城邑，斩首八千颗以上，或在野战中斩首两千颗以上，就达到军功升迁规定的数目，各级将吏都能得到封赏；……战斗结束后，把首级示众三天，统计核实，三天后，将军点验无误，赏赐有功战士并加赐爵位）。”
在永录尸骨坑中发现的这些尸首分家的骨骸和没有躯干的骷髅头，就证明了这种制度的确在秦军得到充分贯彻。
覆盖在尸骨堆上的封土，是经过两千年形成的沉积土层，却仅有一尺厚，使李家父子能轻易刨出骨骼。工作人员通过对坑体的不规则形质和周围自然土质的考察，又发现这并不是一个为了填埋尸体而专门挖设的坑，而是一处天然低洼凹地。这些结果说明，当初秦军处决赵军战俘后，对打扫清理工作非常敷衍，他们没有专门挖掘填埋赵军尸体的深坑，而是本着就近、就易的原则，将尸体抛入附近的沟渠等地势低洼处，草草掩埋，填覆其上的这点薄薄浮土，甚至还不能把尸体完全盖住。水流对地表土层有明显的冲刷作用，尤其遇到大暴雨，水力侵蚀效应更强，由此导致在随后两千多年间，长平古战场经常会在入夏汛期的一场瓢泼大雨过后，地表浅层土壤被雨水冲走，不断有尸骨和兵器露出。以至于留下了诸如“露骸千步，积血三尺，地名煞谷（《省冤谷记》）”之类的记录。
无论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人类对于生和死的问题，一向看的极重，俗话说“生死有别，阴阳两隔”，阳界和阴界必须有明确的区分，而且相隔的要越远越好，谁也不愿意在坟地旁边安家。无论东方还是西方文明，也都把骷髅作为典型的死亡符号，并衍化出象征“恐怖、噩运、诅咒”等强烈邪恶的涵义——西方的死神，是蒙着黑罩袍、手持镰刀的骷髅；海盗船的桅杆升骷髅旗；危险化学品装置的外包装，用骷髅做警示标志；玩摇滚的前卫文艺青年也最喜欢用骷髅做纹饰，称之为“死亡重金属”……反过来说，如果骷髅总是出现在它不该出现的地方，绝非什么好兆头，本该活人住的地界上，隔三差五老能见到死人骨头，尤其每到凄风苦雨惨雾愁云之际，总有难以计数的骨骸从土里面露出来，仿若冤魂厉鬼正从阴曹地府里往外爬，欲向后世活人哭诉其横死之悲屈，实在是让人瘆得慌。
中国文化对于死者遗体，历来都有基于“仁道”精神的处置方式，如果条件允许，最好的方式是把遗骨带回家乡葬入祖坟，魂归故里落叶归根；哪怕条件不允许，也要入土为安。谁能出资出力，将暴弃于野的骨殖重新葬殓，更会被视为一种积功德的善举。总之，死人就得住到阴宅里去。但是长平古战场周边的骨骸实在太多了，当地的平民老百姓有心无力，亟需那种有威望有资历，能凭强大的号召力调动起各种资源的“社会名流”出面操作。
这类“社会名流”还真不少，其中名气最大的那位，就是唐明皇李隆基。景龙二年（708年），唐朝刚刚经历过“神龙政变”，武则天被逼退位，还政于李氏皇族。作为才二十出头的青年皇族子弟，李隆基在这年出任潞州别驾。潞州的治所就是今天山西长治；长平此时已改叫“高平”，是隶属泽州的一个县，北边与潞州相临，是从长安、洛阳两京出发，前往潞州行程中的必经之地。李隆基在途径高平时，已经对当地“暴骨野莽，冤抑之气过甚”的情况有所了解，通过探问宿老村夫，得知在县城以西五里的谷口，尸骨麇集最多，“夜半常闻鬼哭悲泣之声”，以至于周边地名就叫“煞（杀）谷、哭（骷）头、头颅山”。其中头颅山就得名于建在旁边的“白起台”，他其实是一处“京观”：把敌军的尸体、尤其是砍下来的头颅高高堆起，封土夯实垒成方锥形高台，以此炫耀自己的军威武功。
李隆基在潞州任职的时间不长，但是对此地很有感情，认为这是一个供其韬晦蓄锐并带来吉运的兴旺宝地。十五年后的开元十年（723年），李隆基正是38岁的春秋鼎盛之年。这年正月，他自东都洛阳出发，巡行潞州，一路上慰孤问寡，体察民情，“宣风问耆艾，敦俗勤耕桑”，保持着锐意踌躇的进取明君心态。他看到高平当地尸骨依然如故，于心不忍，派人将尸骨收集后重新葬殓，并“择其枯骨中巨者”，拼成一副完整的骨架，拌泥充填，塑成一座骷髅王神像，连戾气太重的地名也都改了。“唐明皇幸潞州，见头颅似山，骸骨成坵，触目伤心，敕有司掩埋之，鸠工建庙，颜其额曰‘骷髅庙’，易其谷曰‘省冤谷’，春秋祭祀，守土者亲诣致祭，历代相因。”（《高平县志·重修骷髅庙碑记》）。李隆基的举动，就是以皇帝的九五之尊，亲自主持一次对长平之战被杀赵国士卒遗骸的官方公祭仪式，安抚人心，冤有头债有主，恳劝这些泉下亡魂不要惊扰当地百姓。
随着时间推移，在时隔三、四百年后的北宋和金朝，高平周边又有大量尸骨被雨水冲涮出来，或被当地村民在耕作时刨出。在金朝皇统元年（1141年）出任高平县令的王庭直，写过一篇《省冤谷记》，里面提到两件事：“旧宋运判马城，经过此地，移檄县僚，收拾遗骸。于谷口凿坑深阔，以左右前后沟壑数十里暴露之骸，毕集而掩葬，仍于所掩地启坟祭之，使后人不践履尔。……继有老农王姓者告：诣去谷十里余，为雨水所崩，岸崖颓裂，露骨数车，愿收而掩之。爰即具礼，尽载于坟围。庭直率本土士众，携酒肴，奉香火，张声乐，具服祝，谨诣其谷，吊以祭之。”
但这还远远不算完。到了明朝初年，著名谋士刘伯温经过高平，看见当地出土的青铜古兵器，写了一首《长平戈头歌》,“长平战骨烟尘飘，岁久遗戈金不销，野人耕地初拾得，土花渍出珊瑚色”。后延至明朝中期正德年间，出任山西布政使司经历的李梦阳经过此地，在其诗作里记录的当地景象，又是“白骨蔽丘原，霜风慘阴晦”了。在明朝万历年间，借修缮骷髅庙的机会，由当地官府出面，又组织了一次对骨骸的集中葬殓。时间再往后延续一百余年，清朝雍正十二年春（1734年），工部屯田司员外郎朱樟外放泽州知府，他到任后，写了一首题为《长平箭头歌》的叙事诗：“绿衫小吏倚驿门，箭头拾自王报村，土花晕碧古血死，剩此寸镝鸣秋冤，钝鏃三棱露骲脊，挟诈杀降谁画策？毒雨崩城战垒堕，犹见沙堧未埋骼。”
不断被雨水冲出，不断有后人重新掩埋，周而复始，赵军士兵的尸骸，就仿佛某种生命力极端顽强的植物，永不停息地从长平古战场的土壤里滋生出来。1995年发现的永录尸骨坑，不过是这个已持续2200多年轮回的再现。永录坑也并不是新中国建国后，对长平古战场考古取得的唯一成果：在95年之前，当地就不断发现尸骨坑，在95年之后的十多年里，又陆续发现17处规模不等的尸骨坑。最近的一次是2011年5月，在永录乡后沟村发现的一处，规模是永录坑的约四倍。只不过，出于人道主义、防止尸骨暴露在外受到风化破坏、以及照顾当地民众情绪等综合因素，除对其中两处做小型探方挖掘外，对其他尸骨坑都没有实施发掘整理，不必再惊扰这些在地下沉睡两千年的赵军亡灵了。
然而必要提及的是，上述这些已知考古遗迹和文献依据，很可能还是冰山一角。早在1978和1985年，高平伯方村和将军岭当地村民在从事盖房、耕地等生活生产活动，发现了“车亡谷尸骨坑”和“长平一号坑”，考古人员通过对尸骨和土层的挖掘分析，确定这两处埋葬的也是赵军尸骸。就在近年对周边村民的探访中，得知了两个让人颇感惊愕的事：
其一，当地村民在1982年整地盖房时，就从地下刨出大量人体尸骨、马骨、青铜质地的箭镞和戈。尸骨越来越多，而且还刨不完，村民害怕被冤鬼缠身，不敢再刨下去，他们就在已经平整出来的土地山盖房，挖出来的尸骨都扔到河里或运到远处择地填埋；
其二，在1982年以前，类似的事情更多。60~70年代，中国化肥工业基础薄弱，远不能满足农业生产需求，包括山西在内的各地农村因陋就简土法上马，搞了不少诸如“小水电”、“小化肥”之类村办集体小作坊。而动物骨骸的主要成分是钙磷酸盐，正好可以磨成骨粉做肥料。村民都忌讳看到人体骨骸，觉得不吉利，赶紧扔掉或重新深埋，绝不带回家。但当骨骼成为肥料来源，一旦具有利用价值，性质就不一样。为了能让村民克服祖祖辈辈传下来的风俗忌讳，多为化肥厂提供原料，当地公社生产大队甚至还制订过只要上缴骨头达到一定数额，就给社员记工分作为奖励的规定。于是，当地在60~70年代发现的大量尸骨坑，根本没有上报有关文物部门，在发现后就被收拢起来，于村办土化肥厂磨成骨粉了。一直到八十年代初，因为这时我国大型正规化肥工业得到了显著提升，大型现代化肥厂的产量上去了，正规化肥价格也便宜了，土化肥作坊才逐渐停产。当地一些上年纪的村民，凭记忆指认了若干处当年挖出尸骨坑的地点，但已经遭到完全破坏，不具有考察价值，也就无从得知这些尸骨坑中到底有多少赵军尸骨。
长平古战场所在的山西省高平市位于晋南，是个四面环山的河谷盆地，虽然自古以来就是兵家必争之地，但在和平时期，他与外界的交通往来并不便利，时至今日，依然是一个经济欠发达的内陆县级市。迄今为止已发现的尸骨坑，都是通过盖房、耕地、修路等活动发现的。当地经济基本上还以农林养殖业和煤炭采掘业为主，辖区内绝大多数地域还保持着天然土质和自然植被，没有被大规模的工矿用地占用。这就意味着当地还有尚未被发现的赵军尸骨坑，这个意外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再被后人反复感叹并重新葬入殓的千年轮回，还要在今后继续下去。
也正是通过上述这些实体考察和考古挖掘工作，加之历代流传下来的文献记录，将这些依据汇总后研究分析，才得出一个最谨慎的结论：我们不敢说当年长平之战被杀的赵军士卒，不多不少卡准了就是45万整，但肯定达到了这一数量级。
河北易县的燕下都遗址的南侧，有十四个封土墩台。1996年，因为外界环境的风雨侵蚀，其中一个外表封土剥落，露出了里面的人头。这些封土墩台，其实就是“京观”。
后来，通过做一个小型的探方挖掘，发现每个墩台里都有超过2000颗以上的人头骨，都是首级，没有躯干，且时间比长平之战发生时间要早，通过与文献对比，认为这些“京观”是燕国子之之乱、或者乐毅伐齐后，燕军带回来的齐国俘虏的首级。这说明，当时这种大规模以割取敌人首级计算功劳的方式，不止是秦国，在其他国家一样。
力学单位是什么？
力学本身的发展有悠久的历史，但是关于力学历史的著作是在经典力学臻于完善以后才出现的，其中著名的是E.马赫的《力学的一般批判发展史》（1883）。当代力学史专著有R.杜加斯的《力学史》（1950），其中把力学作为物理学的一部分。运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阐明力学史的有以Н.Д.莫伊谢耶夫为代表的莫斯科大学学派的著述，如A.T.格里戈良所写《力学，从古到今》（1974）。力学的专科史有I.托德亨特和K.皮尔孙的《弹性理论和材料强度学史》两卷（1886、1893），S.P.铁木辛柯的《材料力学史》（1953）。中国从50年代起开始把力学史作为物理学史的一个组成部分，对力学史单独的、系统的研究则刚刚开始。
力学的发展
力学的发展是分析和综合相结合的过程。从总的发展趋势来看，牛顿运动定律建立以前力学研究的历史大致可分为两个时期：①古代，从远古到公元5世纪，对平衡和运动有初步的了解；②中世纪，从6世纪到16世纪，这个时期对力、运动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的认识已有进展，为牛顿运动定律的建立作了准备。牛顿运动定律的建立和从此以后力学研究的历史大致可分为四个时期：①从17世纪初到18世纪末，经典力学的建立和完善化；②19世纪，力学各主要分支的建立；③从1900年到1960年，近代力学，它和工程技术特别是航空、航天技术密切联系；④1960年以后，现代力学，力学同计算技术和自然科学其他学科广泛结合。当然，各个时期的分界年代并不是绝对的。[1]
古代的力学
从自然现象中获得
人类最早的力学知识是从对自然现象的观察和生产劳动中获得的。中国西安半坡村遗址（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公元前3000多年）出土的汲水壶采取尖底的形式，且壶空时在水面上会倾倒而壶满时又能自动恢复竖直位置。埃及第四王朝建立的胡夫陵墓即金字塔（约公元前2600）每边长232米，高146米，斜面倾角约为5°，用230余万块巨石垒成，平均每块重2.5吨，建造运用滑轮组。有关运动学的很多知识是同对天体运行观测有联系的，中国河南安阳出土的甲骨文（约公元前1400）已有日食和月食的常规记录。巴比伦人发现（约公元前700）日食、月食的沙罗周期。生产力水平接近的不同地区，在劳动中运用力学知识也往往相似。古希腊罗马有一种提水壶（amphora），它的外形和力学特点同中国半坡村的汲水壶类似。又如有一种灌溉设备，用短柱或树杈支承一根横木，横木一端挂水桶，另一端系重物，提水时可以省力。中国称这种器械为桔槔（最早记载见《庄子·天地》，约公元前300）；在埃及也使用它，称为shadoof。（见彩图）
静力学
人类在生产劳动和对自然现象观测基础上积累了力学知识，逐渐形成一些概念，然后对一些现象的规律进行描述。这种描述，先是定性的，而后是定量的。中国春秋时期墨翟及其弟子的著作《墨经》（公元前4～前3世纪）中，有涉及力的概念、杠杆平衡、重心、浮力、强度和刚度的叙述。古希腊阿尔库塔斯的著作中也有关于静力学的记录。在亚里士多德的著作中有关于杠杆平衡的见解：距离支点较远的力容易移动重物，因为它画出一个较大的圆。为静力学奠定科学基础的是阿基米德，他在研究杠杆平衡、平面图形重心位置时，先建立一些公设，而后用数学论证的方法导出一些定理，成果之一是用类似求和数再取极限的方法，求出一个抛物线和它们两平行弦线（与抛物线斜交）所围成平面图形面积的重心位置。阿基米德关于杠杆公设之一是：不等距的等重不能平衡，杠杆将向距离较大一侧倾斜。亚里士多德关于画圆大小的见解和阿基米德这个公设略有不同，它们分别是静力平衡条件的运动学方法和几何学方法的开端。约公元1世纪，亚历山大的希罗把亚里士多德的提法明确为平衡时“运动着的力和所经历的时间成反比”。经过一千多年的发展，运动方法演化为虚位移原理，几何方法演化为用力矩表达的平衡条件。阿基米德还用推理方法证明了关于浮体或潜体的浮力定律和抛物线回转浮体平衡稳定性条件。古罗马的帕普斯在古希腊成果的基础上论证了平面图形重心位置和由这图形回转而得体积之间的关系，这个结果在一千多年后为P.古尔丁重新获得（见重心）。
运动的观念
古代对机械运动的描述只限于匀速直线和匀速圆周运动，亚里士多德认为行星轨道应是最完美的曲线──圆。托勒密在《天文学大成》（公元140年左右）的地心说中，认为太阳绕地球作匀速圆周运动，行星又绕太阳作匀速圆周运动；至于运动和力的关系，古代尚无正确的认识。亚里士多德在《论天》中认为，体积相同的两物体，重者下落比轻者快。由于亚里士多德的权威地位，他的这个错误观点长期被奉为信条，直到16世纪末才被S.斯蒂文和德·格罗特（1586）、伽利略（1589～1591）用实验所推翻。亚里士多德还认为运动物体必须有最初原因或一定有不断的推动者，直到1277年才受到教皇约翰21世的批判。古代对运动的记录大多停留于定性的描述，许多和哲学观点相联系。上述亚里士多德所说运动并不限于机械（力学）运动。就运动的哲理而言，有些古代的论点颇有独到之处。赫拉克利特认为“一切皆流”，芝诺认为运动的东西既不在它所在的地方运动，又不在它所不在的地方运动，提出“飞矢不动”。中国惠施提出相同的理论：“镞矢之疾而有不行不止之时”。《庄子·逍遥游》把风的举力和水的浮力作了类比。王充在《论衡·变虚》中描述了水波振荡随距离的衰减。
生产技术和力学
古代的建筑工程和器物制造反映出当时的力学水平。阿基米德制造过能牵动船只的机械、车水用的螺旋、表示日月运行的机构，但他认为这不能和纯科学相提并论。这种把以数学为根据的力学理论和在工程技术中应用的力学分离开来的观点在后世时隐时现。在中国对力学的理解只能在技术应用中看到，而理论上的说明始终未能越出定性描述的范围 （见中国古代力学知识）。《墨经》有专讲守城工事的篇幅，其中给出工事的尺寸，但未涉及力学理论。春秋末期成书的《考工记》中有不少与力学有关的技术问题的记述，如嵌入车轮辐条的轮毂尺寸的选择，调整磬、钟等乐器的音律等，都符合力学原理。都江堰工程约兴建于公元前3世纪，当时领导这项工程的李冰对于水量变化、开渠引水灌溉都很了解。都江堰由分洪工程、开凿工程和闸坝工程组成一个整体，它经历代整修至今仍在发挥作用。《管子·地员篇》和《史记·律书》记述了中国音律所采用的三分损益律：各音程比（即振动频率比）交错地为三比二、三比四，这反映了中国早期乐器制造方面的理论水平。中国音律还可用战国时期 （公元前433）铸成的曾侯乙编钟（1978年湖北省随县出土）来说明，每一只钟最低两个频率之比符合三度（比值约1.2），反映了工艺的精巧和对频率比（音律）的深刻理解（见彩图）。古罗马建筑师维特鲁威著有《论建筑》10卷（公元前13），讨论了起重机械和建筑的结构形式。罗马帝国在公元100年左右已建成许多水道，现存法国南部的尼姆渡槽长40公里，最高处离地面约48米，结构采用多层半圆石拱的形式。中国张衡制造的地动仪（132） 中采用可在地震时丧失平衡的倒立柱子（称为都柱）来带动机构使龙头口中含的铜丸落入下面蟾蜍口中，以指明地震震源的方向。这座安放在洛阳的仪器成功地测得138 年甘肃发生的一次地震。反映中国机械传动水平的还有马钧、祖冲之等人的指南车、记里鼓车，杜诗的水排等。亚历山大里亚的希罗制成多种机械设备，包括一种用蒸汽反冲力推动的器具。
中世纪的力学
简介
西罗马帝国灭亡（476）后，欧洲进入了中世纪。中世纪的科学技术发展有自己的特点。古希腊罗马的科学通过阿拉伯人得以继承和发展。欧洲的科学进展迟缓，到文艺复兴时期才有回升。在同一时期，中国的科学技术沿袭原有传统，并在12～13世纪达到高峰。这些特点也反映在力学中。下面按地区介绍这个时期的力学成就。
阿拉伯
阿拉伯人在7～8世纪兴起以后，搜罗和保存了古希腊罗马的典籍，包括数学、天文、物理等方面的著作，并把许多著作译成阿拉伯文，其中有亚里士多德的《物理学》、《论天》，阿基米德的《论支承》，欧几里得的《几何原本》，托勒密的《天文学大成》等。阿拉伯人继承并发展了关于静力学中平衡规律和运动学方面的知识。塔比·本·库拉的《秤书》（后译为拉丁文Liber charastonis）从运动学观点讨论杠杆平衡条件，他说平衡时的“运动力”由力和运动距离两者决定。哈齐尼的《智慧之重》一书中记载了多种金属的比重，如银的比重是10.30（今值是10.49），水银13.56（今值13.557），铁7.74（今值7.87）等。天文学家巴塔尼观测了太阳远地点的进动。阿维森纳（即伊本·西那）和比鲁尼在注释亚里士多德《论天》、《物理学》等典籍中互相问答，对运动的理解有所深化。如阿维森纳定量地计算传给物体的推动力，但总的未脱离亚里士多德的观点；比鲁尼有地球绕太阳运动的思想，提出行星轨道可能是椭圆而不是圆。12～13世纪，许多科学著作陆续由阿拉伯文译成拉丁文并传入欧洲。
欧洲
在这一千多年中，欧洲的科学受到神学的束缚，进展很慢。宗教势力把古人的学说绝对化，不容些许违犯。原来限于当时历史条件不完整的认识，其中包括亚里士多德有不动的推动者才有运动的观点和托勒密的地心学说，这时成为阻碍科学进步的教条。唯名主义尊重事实，在和这些教条作斗争中，促进了科学的发展。例如法国的J.内莫拉里写了《关于重力的证明要点》，提出物体系统形状变化时重力是变化的。这个“重力对应于位置”的理论似乎是错的，但实际上，他的重力有重量和它的虚位移之积的涵义，所以他和他的后继者对静力平衡条件的运动学理论作出了贡献。14世纪30年代，英国牛津大学默顿学院以T.布雷德沃丁、W.海特斯伯里等为代表的“计算学派”开始注意到非匀速的运动。他们把运动分为单样的（uniform）和异样的（difform）两种，逐渐有了瞬时速度与平均速度的概念，并证明了默顿定理：运动距离等于平均速度和时间之乘积。后来N.奥尔斯姆在《论质的位形》（1371）中进而提出速度的强度概念，这是加速度思想的早期形式。法国另一唯名主义者J.比里丹论证物体被抛出时，推动者把冲力（impetus）印刻于物体，因而物体在运动中仍然不断受到推动，而冲力由速度和物质的量两者决定。可见中世纪的学者在努力探讨动力学的规律，但又不敢违背亚里士多德的观点。
欧洲科学的回升在文艺复兴时代。这时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已逐渐形成并开始发展。远洋航行和探险事业应运而生。中国古代的重大发明造纸、火药、指南针、印刷术等先后传入欧洲。物质生产的需求推动科学技术的进步。在力学方面，达·芬奇研究过斜抛体和自由落体的运动，以及摩擦对物体运动的影响，还作过铁丝的拉伸强度试验。乌巴尔迪在其《力学卷》（1577）利用虚速度列出平衡条件。
中国
这一千多年中，中国的科学技术按照固有传统发展着。当欧洲科学受到神学束缚时，中国的科学技术总的说来居于世界领先地位。力学科学仍然以和工程技术、生产应用相结合的形式出现，但仍然未能作逻辑分析推理，特别是未能作数学分析。一些至今尚存的建筑物从它们的结构中反映出当时所具备的力学知识：591～599年建筑的赵州桥（安济桥），跨度37.4米，采用拱券高只有7米的浅拱；1056年建成的山西应县木塔，采用筒式结构和各种斗拱，900多年来经受过多次地震的考验。利用反推力的带火药的箭是火箭的雏形。宋代李诫的《营造法式》（1103）指出梁截面广（高）与厚（宽）之比以3:2为好，这个比值符合于在圆截面木料中取出的矩形兼顾抗弯强度和刚度两方面的因素。沈括的《梦溪笔谈》（1088）记载了频率为1:2的琴弦共振，以及“虚能纳声”即固体弹性波（声波）的空腔效应等力学知识。
但是,当欧洲资本主义萌芽、科学开始复苏时，中国仍处在封建社会，科学技术仍以旧的方式缓慢地前进，科学水平渐渐落后于欧洲。中国资本主义萌芽时出现的综合性科技著作──明末宋应星的《天工开物》（1637）标志着中国传统科学技术的终结。宋应星的《论气》（1637）试图用荡气（空气振动）解释声音，只限于同水波作定性的对比。中国虽有东晋虞喜发现岁差的天文观测，有北齐张子信30年的天文观测，发现“日行盈亏”即太阳视运动的不均匀性，有1054～1056年对于客星（后世的脉冲星）的观测和记录，但没有孕育出象J.开普勒那样的科学家，开普勒能从第谷30年天文观测资料中导出有关定律，成为经典力学的先导。中国的个别学者虽有突出成就，但后继无人，无补于大局。如明代朱载堉在1610年《乐律全书》中创立音律十二平均法（计算到十位有效数字），比欧洲斯蒂文和默森早几十年，得到的结果只是“宣付史馆以备稽考”而已。除了封建统治这个社会原因外，就科学本身来说，可能是中国传统的科学始终没有出现象古希腊阿基米德那种严格推理的风尚，也没有后来欧洲出现的科学实验，而一直停留在综合而不是分析、定性而不是定量的描述上。在力学中，始终没有提炼出加速度的概念，也就不可能建立力学的科学体系。经典力学是从欧洲输入中国的。这个输入过程从明末开始，中间又经历18世纪20年代到19世纪40年代的闭关自守，中断了一百多年。19世纪中叶西方科学再度被引进后，中国才知道“奈端重学”（牛顿力学当时译名）。从此中国的力学随着世界潮流前进。（见中国古代力学知识）[2]
经典力学
简介
近二百年中，欧洲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陆续取代了封建的生产关系。商业和航海的迅速发展，需要科学技术。F.培根所倡导的实验科学开始兴起，技术上工匠传统和学者传统结合起来了。17世纪中叶，欧洲各国纷纷成立科学院，创办科学期刊。航海需要天文观测，好几个国家悬赏征求解决经度的测定问题，天文观测和对天体运行规律的研究受到重视。哥白尼的《天体运行论》出版（1543）后，日心说冲击着托勒密的地心说。从力学学科本身说，天体的受力和运动比地上物体的受力和运动单纯，天文观测比当时地面上实验室更便于揭示力和运动之间的关系。由于这些原因，力学中的规律往往首先在天体运行研究中被发现。
动力学
伽利略对动力学的主要贡献是他的惯性原理和加速度实验。他研究了地面上自由落体、斜面运动、抛射体等运动，建立了加速度的概念并发现了匀加速运动的规律。他采用科学实验和理论分析相结合的方法，指出了传统的亚里士多德的运动观点的错误，并竭力宣扬日心说。他在1638年出版的《关于两门新科学的谈话和数学证明》是动力学的第一本著作。C.惠更斯在动力学研究中提出向心力、离心力、转动惯量、复摆的摆动中心等重要概念。另一方面，开普勒根据第谷的30年天文观测资料总结出行星运动的三定律（1609，1619）。I.牛顿继承和发展了这些成果，提出了物体运动定律和万有引力定律。他的成就收在1687年出版的《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中。他在本书中给出的运动三定律是：①第一定律：任何一个物体将保持它的静止状态或作匀速直线运动，除非有施加于它的力迫使它改变此状态。②第二定律：物体运动量的改变与施加的力成正比，并发生于该力的作用线方向上。③第三定律：对于任何一个作用必有一个大小相等而方向相反的反作用。第一定律在伽里略著作中已有叙述，1644年R.笛卡儿在形式上又作过改进。第三定律是牛顿总结C.雷恩、J.沃利斯和惠更斯等人的结果得出的。牛顿的万有引力定律是他在1665～1666年间开始考虑，后来在R.胡克1679年的建议启发下得出的。
牛顿运动定律是就单个自由质点而言的，J.le R.达朗伯把它推广到受约束质点的运动。J.-L.拉格朗日进一步研究受约束质点的运动，并把结果总结在他的著作《分析力学》（1788年初版）中，分析力学从此创立。在此以前，L.欧拉建立了刚体的动力学方程（1758）。至此以质点系和刚体的运动规律为主要研究对象的经典力学臻于完善。在这发展过程中，有限自由度运动和振动的理论稍后于弹性弦和杆的振动理论，这是历史顺序和逻辑顺序少有的不一致，其原因是弹性振动研究是由声学促进的。1787年克拉尼作了杆和板振动模态的实验。1788年拉格朗日的《分析力学》中对有限自由度微振动已有完整的论述，后来，К.维尔斯特拉斯于1858年和О.И.索莫夫于1859年分别指出了其中的缺陷。
欧拉是继牛顿以后对力学贡献最多的学者。除了对刚体运动列出运动方程和动力学方程并求得一些解外，他对弹性稳定性作了开创性的研究，并开辟了流体力学的理论分析，奠定了理想流体力学的基础，在这一时期经典力学的创建和下一时期弹性力学、流体力学成长为独立分支之间，他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达朗伯也研究流体的运动，得到运动物体受到的流体阻力为零的结论，即达朗伯佯谬。牛顿关于阻力的公式（1723）、达朗伯佯谬（1752）以及它们和流体阻力实验结果之间的差别，很长时期内推动流体力学的研究，促进了下一时期流体力学分支的产生。
静力学和运动学
静力学和运动学可以看作是动力学的组成部分，但又具有独立的性质。它们是在动力学之前产生的，又可看作是动力学产生的前提。斯蒂文从“永久运动不可能”公设出发论证力的平行四边形法则，他还在前人用运动学观点解释平衡条件的基础上，得到虚位移原理的初步形式，为拉格朗日的分析力学提供依据。G.P. de罗贝瓦尔证明了一般情况下的平行四边形法则。P.伐里农发展了古希腊静力学的几何学观点，提出力矩的概念和计算方法（1687）并用以研究刚体平衡问题。力系的简化和平衡的系统理论，即静力学的体系的建立则是L.潘索在《静力学原理》（1803）一书中完成的。书中提出力偶的概念并阐明它的性质，对长期得不到解决的罗贝瓦尔的天秤平衡问题作出解答。在运动学方面，在伽利略提出加速度以后，惠更斯考虑点在曲线运动中的加速度。刚体运动学的研究成果则属于欧拉、潘索。虽然平面图形的位移可分解为平移和转动这一命题早已为帕普斯所知，可是刚体一般运动可分解为平移和转动这一定理，则是M.夏莱在1830年给出的。G.G.科里奥利指出旋转参考系中存在附加加速度（1835）。物理学家A.-M.安培提出“运动学”（法文cinématique）一词，并建议把运动学作为力学的独立部分（1834）。这些已是19世纪的事了。到此，力学明确分为静力学、运动学、动力学三部分。
固体和流体的物性
在建立运动和平衡基本定律的同时，有关物质力学性能的基本定律也在实验基础上建立起来。R.胡克1660年在实验室中发现弹性体的力和变形之间存在着正比关系，他在1676年以字谜形式发表，1678年公布答案。在流体方面，B.帕斯卡指出不可压缩静止流体各向压力（压强）相同。牛顿在《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中指出流体阻力与速度差成正比，这是粘性流体剪应力与剪应变之间正比关系的最初形式。1636年M.梅森测量了声音的速度。R.玻意耳于1662年和E.马略特于1676年各自独立地建立气体压力和容积关系的定律。以上这些对物性的了解，为后来弹性力学、粘性流体力学、气体力学等学科的出现作了准备。与此同时，有关材料力学、水力学的奠基工作也已开始。继伽利略之后，马略特在1680年作了梁的弯曲试验，并发现变形与外力的正比关系。丹尼尔第一·伯努利和欧拉在弹性梁弯曲问题中假定弯矩和曲率成正比，丹尼尔第一·伯努利还在流体力学中导出能量关系式，第一次采用水动力学一词（1738）。
以上内容来自百度百科。
如何认识和理解青铜器时代？
青铜时代（或称青铜器时代或青铜文明），在考古学上是以使用青铜器为标志的人类文化发展的一个阶段；因金属具有易腐蚀的特性，四五千年以上的青铜遗存发现往往为数不多。青铜时代必须具备这样一个特点：青铜器在人们的生产、生活中占据重要地位，偶然地制造和使用青铜器的时代不能认定为青铜时代[1]。
青铜时代是 以使用青铜器为标志的人类物质文化发展阶段。青铜是红铜(纯铜)与锡或铅的合金，因为颜色青灰，故名青铜，熔点在700～900℃之间，比红铜的熔点(1083℃)低。含锡10%的青铜，硬度为红铜的 4.7倍，性能良好。青铜时代初期，青铜器具比重较小，甚或以石器为主；进入中后期，比重逐步增加。自有了青铜器和随之的增加，农业和手工业的生产力水平提高，物质生活条件也渐渐丰富。青铜出现后，对提高社会生产力起了划时代的作用。
青铜时代处于铜石并用时代之后，早于铁器时代之前，在世界范围内的编年范围大约从公元前4000年至公元初年。世界各地进入这一时代的年代有早有晚 。伊朗南部、美索不达米亚一带在公元前4000～前3000年已使用青铜器，欧洲在公元前4000～前3000年、印度和埃及在公元前3000～前2000年，也有了青铜器。埃及、北非以外的非洲使用青铜较晚，大约不晚于公元前1000年～公元初年。美洲直到将近公元11世纪，才出现冶铜中心。中国则在公元前3000年前掌握了青铜冶炼技术。
在青铜器时代，世界上青铜铸造业形成几个重要的地区，这些地区成了人类古代文明形成的中心。在古代文化发达的一些地区青铜时代与奴隶制社会形态相适应，如爱琴海地区、埃及、美索不达米亚、印度、中国等国家和地区，此时都是奴隶制国家繁荣的时期。但是也有一些地区，没有经过青铜时代便直接过渡到铁器时代。进入文明的地区在青铜时代已经产生了文字。[7] [8] [5] [9] [6] [10] [4] [3] [2]
关于中国青铜时代的肇始时间，则众说纷纭。部分学者认为龙山文化晚期或龙山时代已进入青铜时代，年代约当公元前3000年或稍晚。因用铜遗存仅有零星的发现，并不符合上述青铜时代的特点，故可以不考虑其可能性。[11]
1980年代以降，一般把成批出土青铜礼容器、兵器、工具、饰物等的二里头文化，作为中国青铜时代早期文化。由于1980年代当时二里头文化碳素测年的数据落在公元前2080-前1580年，所以一般认为公元前2000年左右，是中国青铜时代的上限[12] 。嗣后，有研究者将西北地区的早期用铜遗存纳入青铜时代，认为存在西北地区和中原地区两大独立起源地，但在绝对年代上，仍认为二者大体在公元前2000年前后进入青铜时代[13] 。
中原地区在二里头文化之前，仅有零星的用铜遗存发现。如襄汾陶寺遗址发现有红铜铃和砷铜齿轮形器、容器残片等，但未见青铜[14] ；登封王城岗遗址曾出土青铜容器残片[15] ，新密新砦遗址曾出土红铜容器残片[16] 等。二里头文化第一期发现的铜器尚少，且均为小件器物。第二期开始出现铜铃和嵌绿松石铜牌饰等制作工艺较复杂的青铜器，第三期始有成组的青铜礼容器和兵器等出土[17] 。故就目前的考古材料而言，中原地区进入青铜时代的时间，至多是二里头文化第二期。
据《越绝书》记载，欧冶子曾应楚昭王之邀与干将（传说与欧冶子同师）一起“凿茨山，泄其溪，取铁英，作为铁剑三枚：一曰龙渊、二曰泰阿、三曰工布（一作工市）”。楚王曾引泰阿之剑大破晋郑王三军。上述记载，虽然带有传说的成分，但也足见欧氏所铸之剑之绝妙。由此可见，这时期青铜铸造技术之精湛。
就目前的认识，整个东亚大陆多地区大致进入青铜时代的时间，约当公元前1700年前后。第一批进入青铜时代的考古学文化，只有四坝文化、齐家文化晚期、夏家店下层文化和二里头文化。这些最早的青铜时代文化间的交流关系，还有待于进一步探究。
时代标志
采矿
青铜采冶业是从石器加工和烧制陶器的生产实践中渐渐被认识而产生的。
中国商代后母戊大方鼎
最早的采矿业是从地表挖掘开始找矿的。当他们发现矿脉或矿带向深部延伸的规律时，人们创造了从地面向地下挖掘竖井，并由竖井底部向四周开拓巷道以寻找矿石和采掘矿石的方法。有时人们在巷道中发现深部还有矿石，于是又从巷道中向下挖竖井，这种井并不直接通向地面，所以人们称之为盲井。用这种方法采掘，一般在井巷中用木质的框架作支护，以防止周围岩石坍塌。他们用榫接或搭接法制作的框架，有效地承受了巷道的顶压、侧压和底压，可以确保坑下采掘人员的生命安全和采掘工作的顺利进行。使用这种方法可以从地面下较深的地段掘取矿石。这比起露天采矿省工省时，是一个进步。从湖北大冶铜录山、江西瑞昌铜岭等地发现的商周采矿遗迹看到，露天采矿与坑采这两种方法均已采用。当然，从矿区河流中夹带的沙石中淘洗出铜矿也是一个途径，此时大概也已被掌握。
人们在寻找石料和加工的过程中，逐步识别了自然铜与铜矿石。例如有一种铜矿石，颜色碧绿，其断面的纹理与孔雀的羽毛相似，很是艳丽，所以人们称它为孔雀石。这种孔雀石含铜量高，其含铜品位可达 10—20%或更高。这是一种氧化矿，只要同木炭放在炼炉中进行冶炼，加热到 1000℃稍高一些，就可以炼出铜来。它又常常与自然铜一起出现，并与铜锈有类似的颜色，因此孔雀石很可能是人们最早用于冶炼的铜矿石。在烧制陶器的过程中积累起来的丰富经验，为青铜的冶铸业提供了必要的高温知识、耐火材料、造型材料与造型技术等条件。例如龙山文化中黑陶和白陶的烧陶温度均与铜的熔点接近。当时使用陶模具制作泥坯和印制花纹等技术与铸铜的模具功能有相似之处；冶铸用的熔炉、水色、型范等都是陶质的用具。炼铜用的木炭也与烧陶所用的燃料是一致的。考古工作提供的资料说明，凡是发现古代采矿、冶炼遗址的附近，几乎都有同时期居民聚落遗址。因此，人们在制作石器时，为寻找原料而出没于这些山丘时，如果一旦认识了自然铜与孔雀石等铜矿石，那么采掘这些金属原料就成了他们的新工作。[2] [3] [4] [10] [6] [9] [5] [8] [7]
爵
冶炼
春秋时期的冶铜技术是在商代与西周时期的冶铜技术的基础上发展来的，从出土的商代与西周铜器数量之多，用铜量之大，或许说明当时的冶铜业还是比较发达的，因此有理由认为，商代与西周的冶炼水平也是不低的。衡量冶炼水平高低很重要的一点是炼渣中的含铜量的多少。因为矿石中所含的二氧化硅（SiO2）的含量越高，炉渣粘度就越大，渣的流动性也差，渣中所含的铜也越多。春秋时期，冶炼过程中已经掌握了配矿技术，使渣中的含铜率降至 0．7%，这是冶炼水平较高的一个表现。可能这种配矿技术在西周时期已经出现了。
据统计，已出土的商代和西周时期的铸有铭文的青铜器，有上万件之多，没有铭文的铜器更数倍于此数。商代与西周时期，若无发达的采矿与冶炼业是不可能提供如此大量的铜金属原料的。
已经发现的商周古铜矿遗址，大多分布在火成岩与大理岩的接触带上。因为接触带内的岩石破碎，比较容易采掘。又因大气降水和淋滤作用，地表面的铜元素在接触带中相对集中，出现了铜品位自上而下逐渐富集的现象，形成氧化矿富集带。这种条件使它成为古代先民理想的采铜场所。这里的矿石，主要是孔雀石、硅孔雀石、赤铜矿等，都属氧化矿。深部往往有自然铜。大冶的铜录山，顾名思义，是铜绿色的山丘之意。那里每当大雨过后，表面就暴露出许多绿色的孔雀石的碎块，俯拾皆是。因此，它的铜资源在很早以前就被人们开发利用，在11号矿体和7号矿体的2号点出现的采矿遗迹，被认为是西周时期或更早的遗存。
当时冶炼铜矿石的方法，是将矿石与木炭放在冶炼炉中进行冶炼。由于这些矿石是氧化矿，因此这种冶炼被称作氧化矿还原熔炼。虽然只发现春秋时期的炼铜竖炉，商与西周时的炼炉尚未见到。但是，经过模拟实验证明，春秋时期的冶铜竖炉冶炼性能很好，能持续加料，持续排渣，间断放铜。[9] [9] [7]
世界发展
中国大陆
中国是世界上已知的第一个铜冶炼技术的文明，目前世界上最早的冶炼铜发现于中国的陕西姜寨遗址。[10]
姜寨遗址出土的公元前4700年前冶炼黄铜片及黄铜圆环为世界上最古老的冶炼黄铜，标志着人类初步掌握了金属冶炼技术，为青铜时代的到来打下基础。而位于中亚的美索不达米亚则是世界上第一个已知的最早掌握青铜冶炼技术的文明，出土了公元前4000年的冶炼青铜器，人类初步踏入了青铜时代的门槛。
1973年，在陕西临潼姜寨文化遗址中，发现了一块半圆形黄铜片和一块黄铜管状物，年代测定为公元前4700年左右。值得指出的是,最近在上海光源,采用X射线荧光面扫描分析,发现姜寨黄铜片不同区域的锌含量差异显著,而铅元素呈零星点状分布,其特征与固态还原法制备的黄铜完全相同,从而证明先民在使用天然金属与发明金属铸造之间,都曾采用热煅法或固体还原法冶炼金属。[6]
甘肃马家窑文化遗址出土的单刃青铜刀是目前已知的我国最古老冶炼青铜器，同时也是目前世界上最古老的青铜刀。经碳14鉴定为公元前3000年。此刀长12.5厘米，为单范铸成。没有血档及缳首等成熟的后世刀具才有的部件，在刀具形成史上具有典型的代表意义。[9]
中国的青铜文化起源于黄河、长江、珠江流域，距今约5000年，止于公元前5世纪，大体上相当于考古上的红山文化与良渚文化时代，及文献上记载的中原夏、商、西周至春秋时期，约经历了1500多年的历史。这与中国奴隶制国家的产生、发展及衰亡相始终。有学者把中国青铜时代从商周至战国划分为鼎盛期、颓败期、中兴期、衰落期 4 个阶段。也有学者将这一时期划分为殷商前期、殷商后期、西周期、东周前期、东周后期 5个阶段 。中国各地的青铜文化具有自己的特点和风格，可以分作不同的地区类型。中国步入青铜时代，大体经历了早、中、晚期几个不同的发展阶段。 早期。以河南偃师二里头文化（见二里头遗址）为代表，年代大约在公元前2080～前1580年间。加上山西夏县东下冯、山东岳石文化、辽宁长城东边的夏家店下层文化、黄河上游的四坝文化等，都相继出现了品类繁杂的青铜制品，在一些墓葬中还发现了人殉和 人牲。上述遗址的放射性碳 素 断 代（见考古年代学）年代，正好在历史记载的夏王朝纪年范围内，这些遗址应是夏王朝时期的奴隶制文化类型 ，标志着中国奴隶制国家已经形成。② 中期。包括商代至西周前期。此时期的前一段，是商代早期，约当公元前16～13世纪，以河南郑州二里冈文化为代表 ,此时期奴 隶 制 国 家进一步发展，青铜器数量大增，常伴有成套礼器,贝币大量出现，人殉、人牲更为普遍。后一阶段 ，是商代晚期至西周前期，约当公元前13～前10世纪（穆王以前）。此时中国青铜时代达于鼎盛，也是奴隶制发展的典型时期。青铜铸造工艺相当成熟 ，出土大量的精美青铜礼器、武器与工具 。这时的青铜文化以安阳殷墟为代表，这里是商王朝的政治统治中心，也是青铜铸造业的中心。此时兴建了大规模的宫殿及陵墓，有发达的金文与甲骨文，人殉与人牲成为一种制度极为盛行，凡此种种反映出奴隶制社会的繁荣。西周的周原遗址和丰镐遗址中，发掘出周王朝的宫殿 、宗庙和墓 葬 ，发现了大量的青铜礼器，反映出中国古代社会的礼制已成熟。③晚期。从西周后期至春秋时期，是中国奴隶制社会逐渐走向衰落的阶段。此时期列国都城形成繁荣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 ， 金属货币大量流通。青铜铸造工艺取得突出发展，出现了分铸法、失蜡法等先进工艺技术。湖北铜绿山发现的古铜矿，证明当时在采矿、配矿、冶炉砌筑及冶炼方面均达较高水平（见铜绿山古矿冶遗址）。到战国时期，随着铁器的推广，青铜制造业才逐渐衰落。 [5]
在中国的边远地区，当时还存在着若干具有地方特点的青铜文化。如甘青地区，由于民族杂居，文化复杂多样，有辛店文化、沙井文化与寺洼文化等，其中寺洼文化与西周文化有密切的渊源关系。北方地区有夏家店上层文化，出土的青铜短剑具有地方特点，还出土带有相当浓厚的中原文化特征的青铜礼器。内蒙古鄂尔多斯草原，从商周至秦汉，流行着鄂尔多斯式青铜器 。东南地区的浙江、福建至台湾等地，至西周末期才产生青铜文化，出土的青铜武器等与西周的相同。两广 、四川、云南等地区的青铜文化 ，既有地方特征，又有中原文化的风格。总之，各地区的青铜文化不同程度地受到中原青铜文化的影响，同时具有本地的特色。此外，中国的青铜文化在发展过程中，还与周围地区存在接触，如曾与北方蒙古大草原和西伯利亚的青铜文化进行过交流，晚期与东南亚青铜文化有过密切联系。 中国的青铜时代为夏、商、西周和春秋战国时代。现存至今的司母戊大方鼎是世界上罕见的大型青铜器。在商前期的炼铜遗址中，从可辨认的铸范中，镢范为数不少，虽然青铜的生产工具在早期的随葬物中较少，但我们在出土的商初青铜器中，仍看到生产工具占相当比重，说明在商代的手工业中，青铜工具如斧、锯、凿、锥等已广泛使用，青铜兵器也日益增多，至于青铜农具，虽然奴隶主不会为奴隶们提供，但在当时，还有一部分作为自由民的农民都会拥有，历年出土的青铜农具有锄、铲、 等，这说明青铜的大量使用主要还是从事制作工具。青铜工具在生产中的效用，使青铜冶铸技术日益重要，因而能获得飞速的发展。 [8]
在青铜时代，中国已经建立了国家（郭沫若按照马克思主义历史观认为是奴隶制国家，有争论），有了发达的农业和手工业，并且汉字也已经发展成熟。
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青铜冶炼铸造技术，是在红铜冶铸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中国是世界上铁器和青铜器发明最早的地区之一。中国青铜时代和早期铁器时代的青铜艺术品，显示了绵延一千五百多年中国青铜器的萌生、发展和变化的历史。[7] [8] [5] [9] [6] [10] [4] [3]
亚洲地区
西亚的青铜时代是城市文明进一步发展的时代，两河流域南部的奴隶制城邦，随着乌尔王朝的灭亡而告衰落。进入巴比伦时期后，青铜文化达到一个新的发展阶段，生产力进一步提高，并进口金银铜锡等金属原料。小亚细亚东部卡帕多细亚的奴隶制帝国，约在公元前3500年进入青铜时代早期。公元前3000年前后转入中期，小亚各地由野蛮进入文明。在邻近伊朗高原西南部的埃兰，于公元前第 3 千年中叶形成奴隶制城邦，产生了国家，处于青铜文化的发展时期。
青铜器
南亚次大陆和东南亚、北亚、南亚的青铜时代，产生了印度河文明。大概在公元前2500年前后，青铜工具和武器广泛使用，有斧、镰、锯、刀、剑、镞和矛头等，手工业匠人对金属的热加工和冷加工都已达到较高的水平，能用焊接法制造金属器具，并刻有铭文。这时代表性的文化是哈拉帕文化。在东南亚地区，至今发现的最早青铜冶铸中心是泰国乌隆府的班清墓地，时代在公元前3600～前1000年，青铜器有矛头、手镯、脚镯，矛头是铸造后再锻打成形的。在能诺他墓地，发现用双扇合范制造的青铜器，并有人祭遗迹。越南红河流域的青铜文化出现在公元前2000年前后，其后的东山文化时期，大量地制造铜鼓。菲律宾在公元前 600 年出现青铜器和铁器 ,是从大陆沿海经巴拉望岛传入的 ，其器类与中国南部和中南半岛的相似。在北亚西南部、南西伯利亚和哈萨克斯坦，青铜文化的部落还处在原始公社时期。公元前第1千年初的卡拉苏克文化，代表性器物为曲柄刀 、短剑、锛、弓形器、蹼形垂饰，并有装饰性动物纹样。朝鲜半岛的青铜文化以素面陶为特征 ，时间在公元前10～前5世纪 。日本的青铜文化从弥生时代前期开始，约在公元前300年前后。
环地中海
爱琴海南端各岛屿在基克拉泽斯文化时进入青铜时代，约在公元前3500年左右。克里特岛在米诺斯文明时期进入青铜时代 ，在公元前第2千年建立了奴隶制国家。公元前1600年后，迈锡尼文明兴起，在这时的贵族宫室和陵墓中发现了大量的装饰豪华的青铜武器和金、银、铜器皿。多瑙河流域的青铜文化是铜石并用文化的继续。中欧和西欧早期的青铜文化是钟杯战斧文化，年代在公元前第 3 千年中到前第2千年初，以绳纹陶为特征 ；晚期是骨灰瓮文化，年代为公元前第2千年后期到前第1千年初，以骨灰墓园为特征，已知用失蜡法铸造铜器。巴尔干和东南欧是一个青铜文化中心，以乌涅茨基文化著称，分布在捷克、摩拉维亚、多瑙河以北的下奥地利、西里西亚以及撒克逊等地。另一青铜文化中心是西班牙东南和葡萄牙南部的埃尔阿尔加尔文化，村落围以石头砌的高墙，住方形房子、墓葬在村内，行屈肢葬，工具武器有刀、斧、剑、戟、弓箭。东欧森林地带有法季扬诺沃文化、竖穴墓文化和木椁墓文化，意大利北部的泰拉马拉文化于公元前1700年进入青铜时代，公元前1400年达到鼎盛期。居址内多有干栏式房屋区。南部是亚平宁文化，在公元前第1千年初为铁器文化所代替 。 英国和德国境内的青铜文化，都是以农业为特征，种植谷物、饲养家畜，遗留下有复杂建筑的大量墓地。[2] [3] [4]
黑色非洲
埃及、北非以外的非洲掌握青铜制造技术应不晚于公元前第1千年 。 到公元11～17世纪，几内亚沿海地区的青铜制造业达到繁荣期。一般认为非洲的铜器工艺比铁器工艺发展晚，似乎从石器时代直接过渡到铁器时代。在东非的麦罗埃遗址，发现了冶铁炉和残余铁块。在西非，公元前10世纪即掌握了冶铁技术。[10] [6] [3] [2] [4]
美洲地区
美洲的青铜手工业最早发生于中南美，以秘鲁和玻利维亚为冶铸中心，年代约为公元前11世纪以前。然后传到智利、阿根廷西南部和墨西哥，再传到北美。到13～15世纪时南美安第斯山区的印第安人已大量使用红铜、青铜、金、银、铅等金属制造器物，并建立起奴隶制国家。
商代的文明较全面地体现了奴隶社会取代原始社会在诸多方面的进步，因此可称得上是“灿烂的文明”。但是这种文明是建立在广大奴隶极其悲惨的命运基础上的“文明”。所以作为现代人，我们在可怜同情奴隶的同时对他们更多的应该是尊重，因为没有他们，就没有灿烂的青铜文明。
高句丽是如何在被曹魏灭国后迅速复苏的？
公元244-246年，曹魏王朝的大将毋丘俭对盘踞在东北的高句丽政权进行了灭国式的打击，其国王在逃亡途中郁郁而亡，国家几近崩溃的边缘。然而，就在短短的数十年间，高句丽人却在鸭绿江以南重新复苏，再次兵临辽东，这又是为何呢？
图/高句丽王陵
复苏的高句丽
公元248年，高句丽东川王在逃难过程中结束了自己的凄凉的一生，当时的高句丽丧失了鸭绿江以北的所有土地，都城丸都被曹魏军队焚为丘墟，部落离散，部民流亡，可以说实际上已经亡国。
然而，随着魏军的撤军，高句丽国的新王中川王卧薪尝胆，在白山黑水之中依靠忠臣集聚力量，重新招揽部民，并联络曾经忠于高句丽的秽貊部落，暗中发动复国运动。这一动迅速被魏国侦知，司马昭派遣尉迟楷于259年发兵清剿，却为中川王击败。
图/公元3世纪的高句丽
公元270年，高句丽西川王继位，重新还都丸都城，在废墟之上建立故国，并设计击败了肃慎的入侵，擒获肃慎600户并安置在辽宁东部地带。公元293年-公元313年，高句丽两王烽上王与美川王先后击败鲜卑慕容氏，并一举吞并了魏晋王朝在朝鲜半岛上的最后地盘乐浪郡与带方郡，从而使得汉武帝以来中原王朝对朝鲜的控制一朝尽丧。
无力的魏晋
对于迅速复苏的高句丽，魏晋王朝可谓有心而无力，曾经征伐高句丽取得完全胜利的幽州刺史毋丘俭在司马氏与曹魏的争斗中命丧淮南（255），坐镇中央的司马昭面对淮南的连续叛乱疲于应付，更无暇顾及遥远的辽东局势，从而给了高句丽人扩张的契机。
司马昭称帝之后，西晋政权的所有精力全部放在统一南方吴国与蜀国的战斗中，直到公元280年司马炎称帝，西晋王朝方才有精力顾及边疆事务。然而，迅速爆发的八王之乱再次打断了中原王朝对外的进程。当平壤城头的汉家旗帜飘落之时，司马睿已经在江南的杏花雨中做上了皇帝的美梦。
图/永嘉之乱
高句丽政权的卧薪尝胆与魏晋王朝忙于内斗的外部条件，让这个几近灭国的政权重新在朝鲜半岛上站立起来，并成为中原王朝的大患。
参考文献：1.朝鲜简史
金的字有哪些？
1、带金字旁的字有：错、钱、铭、铜、钦、锣、铺、钢、钩、钉、铅、镜、钟、铁、锦、银、镀、针、锅、钻、锋、铝、铃、销、钧、铲、锢、锄、锨、锭、锯、钥、钓、钳、镐、链、锲、锤、镊、锰、镇、镖、锐、镰、铮、钝、铿、铆、锵、锹、键、铛、锁、镶、锡、铄、锻、铠、钵、铸、镏、钮、铎。
2、钅[釒]作偏旁，称“金字旁”，很多简体是从草书中演变而来。比如讠[訁]、饣[飠]、纟[糹]、钅[釒]，在草书中就有写作今天的“钅”旁这种形式，所以现在带“釒”字旁的字就都用简体“钅”来表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