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斯是个什么样的人，为啥是法家的代表人物？
我们今天所说的道家、法家、儒家等名称，在孔子时期并不存在，诸子百家的名号确定于西汉时期的司马谈和刘歆、刘向父子，他们按照政治主张和学术见解的异同，将春秋战国时期的诸子们分成了道家、儒家、法家、墨家、兵家、阴阳家、纵横家、名家、农家、杂家等。
李斯是名正言顺的法家人物，这得从他和另一位著名法家人物韩非的老师荀子说起。
荀子，我们都知道，是当时大儒。但由于传统儒学在当时吃不开，荀子担负了弘扬儒学的重任，对儒学进行了深刻而广泛地改造，这也是历史上第一次对儒学思想的改造，改造的主要项目是在传统儒学“礼”的基础上增加了一项主要内容“法”。他的这个思想与他的游历和讲学经历有关。
这就需要说一下齐国的“稷下学宫。
我们都知道百家争鸣，但却很少有人关注过稷下学宫。它是什么机构？可以通俗地理解为天下第一所由政府出自创办的公立大学。在此之前的夏商周三代，文化教育传统是“学在官府”，即只有王宫才有权办学，为王室培养接班人的。后来周王室衰微，“官师合一”的老师们四散而去，导致官学下移，在此情况下，齐国第一个创办“国立大学”。
稷下学宫是开门办学的，出于“田氏代齐”政治需要。田氏齐国要为自己找一个法理依据，于是找到了其先祖是皇帝，姜子牙是炎帝的“法理”，又因为齐国传统上从齐国第一代国君姜子牙开始，一直施行无为之学，属于老子主张，而老子是田氏的老乡，于是历史上的“黄老之学”产生了。
说“稷下学宫”是为荀子的出场做铺垫的。学宫是开门办学，以黄老之学为主导，但鼓励个学术流派在此讲学、著述、听讲，绝不限制学术自由。荀子因学术成就斐然，被聘为该学宫的“祭酒”，也就是校长。想想看，在这个以黄老道学为主导的学宫里，身为校长的荀子能不受黄老思想的影响吗？更何况，荀子“三任祭酒”？
需要说明的还是，黄老道不是纯粹的老子思想，区别在于，黄老道思想尊道、重法，礼法并用。而且在稷下学宫存续的150多年间，主流学者以黄老道家人物为主。当然各家都有名流在此讲学著述，比如大儒孟子等。
李斯游学与学宫，跟校长荀子学习，自然会受到荀子“儒家思想”改造者，以及整个学术氛围的影响，且在那个风起云涌，重视利功的战乱时代，能施展所学，为君主效力，是当时学者们的共同追求，从齐国的礼、法并重的天下第一霸的成功实践，到各诸侯国都把争雄割据、巩固统治地位作为最现实的追求来看，礼法并重、以法为主便成为雄心勃勃的李斯和他的同学韩非的主攻方向。因此成就了李斯一代法家的历史地位。
事实上，李斯和韩非都对黄老道有精深的研究，韩非还写了关于老子思想的《解老》《喻老》两部书。但是不管李斯和韩非如何注解老子思想，都是“以道为体，以法为用”的，老子的“道生万物”也成为他们阐释法学思想的理论依据。
还需要补充一点，儒学思想刘闯两千多年来，并非一成不变的，从荀子的第一次儒学改造，加入道家思想，道汉武帝时期的董仲舒，以儒为主，杂糅道法阴阳诸家，再到宋儒“儒道合流”的“道学”，儒家学说发生了多次重大变动。但是荀子是第一个改造入学的，并培养了两个著名的法家人物，因此后世，尤其是明代以后，儒家们便将荀子从孔庙的配享中清除了出去，换成了宋儒朱熹。
李斯传实词？
李斯者，楚上蔡人也。年少时，从荀卿学帝王之术。学已成，度楚王不足事，而六国皆弱，无可为建功者，遂西入秦。上《谏逐客书》，始皇用其计谋，官至廷尉。二十馀年，竟并天下，尊主为皇帝，以斯为丞相。明年，始皇巡狩，外攘四夷，斯皆有力焉。
秦朝丞相李斯在书法上有什么贡献？
李斯(约公元前284年一公六前208年)，李氏，名斯，字通古。战国末期楚国上蔡人。秦代著名政治家、文学家和书法家。
公元前221年，李斯向秦始皇提出"书同文字″的建议，得到了秦始皇的采纳，命令全国以秦篆为统一书体，由李斯制作标准字体。就是小篆。李斯亲作《仓颉篇》七章，每四字为句，作为学习字帖，供大家临摹。
李斯篆书《峄山刻石》(见图)，(高218厘米，宽84厘米。有典型的小篆风格特征，用力均匀，线条粗细一致。重心多偏上，字呈长形，大小一致。圆转流畅，有均衡美，装饰美。
张怀瓘《书断》称其书"画如铁石，字若飞动，作楷隶之祖，为不易之法″。
黄庭坚称其篆书"气质高古，与阳冰并驱争先。
李斯是如何从一介布衣成为秦国历史上赫赫有名的男二号？
谢邀，大好我是史海讲经人，讲大家听得懂的历史，下面我来回答这个问题，欢迎大家交流看法。
李斯从一介布衣到成为秦国历史上赫赫有名的“男二号”，与其自己的学识眼光及掌握机会的能力还有野心是分不开的，但正如他自己所说的“物禁大盛”，他的成功起于“人之贤不肖譬如鼠矣，在所自处耳”，最终身死族灭也缘于此。我将从以下几点谈下李斯是如何从布衣成为位极人臣的及如何身死族灭的。
一、关于人有没有出息与所处环境的思考，此为李斯人生的立世之本李斯本来是楚国上蔡的一个小吏，他从两种老鼠的生存状态中悟出了自己的生存哲学。他看到厕所里的老鼠吃脏东西，一看到人或狗来就吓得跑，而粮仓中的老鼠吃的是囤积的粟米，住在大房子之下，根本不用担心人和狗的惊吓，于是就悟出人有没有出息就是由于其所处的环境而决定的。
各位请记住他的这一个道理，正是由于他悟的这个道理，他开始跟随荀子学习知识，到后来决定去秦国，先是做吕不韦的门客，到抓住机会向秦王游说然后一步一步登上高位，都是基于这个道理。但后面的违背秦始皇的意志，配合赵高逼死胡苏、蒙恬，到身死族灭，也是基于他的这个道理。
二、精准的眼光及善于掌握机遇李斯跟随荀子说习有成后，然后向荀子辞行，从他向荀子辞行时说的那段话，我们可以看出他的眼光是很精准及长远的，但他的处世哲学在这段话中也更一步得了了阐述。他是怎么说的呢。
你看，他首先就看出了大势，认为秦王能够吞并天下并且称帝，而且对于此时的机会更是看得一清而楚，说这个时候正是我们这些平民施展政治抱负的好机会呀，对于机会我们是不能松懈错过的。对于这段话你不能不说李斯眼光的毒辣和对大势格局的掌控，短短几句话就把天下形势看得一清二楚，而且对于机会的看得透彻，这时正是游说之士掌握实权之机，我们这些布衣正好是大显身好的好机会。
这段话更是将其立身处世的哲学说的一清二楚，认为如果身处卑微却不想着去求取富贵，只想等着有现成的肉吃，这和直立走的禽兽有什么两样呢。而且他认为最大的耻辱是卑贱，最大的悲哀莫过于贫穷。所以从中我们都可以看出这就是他立身之本，也是其不断向上爬的动力。
李斯成为吕不韦的门客后，因此有机会向秦天游说，他向秦王分析为什么秦穆公等没有统一中原而现在正是统一中原的大好机会，并向秦王说明机会稍纵即逝，一定要抓住机会。通过这次的游说，让秦王就给了他一个长史的职位。
三、《谏逐客书》让他人生开挂，最终位极人臣但好景不长，由于秦国发现了韩国的间谍，于是秦国的王族和大臣都建议把外国人赶出秦国，这当时也包括李斯在内，于是李斯给秦王上书阻止秦王驱逐外国人，这是就是非常有名的《谏逐客书》，这篇书让李斯的政治人生开挂。
在《谏逐客书》中李斯的文采让人叹服，整个行文如流水，讲道理，摆事实，为了增强说服力而且进行了各种类比及假设。他开篇名义，首先指出这是不对的，然后讲事实：秦穆公时的名臣由余，百里奚，蹇叔，丕豹、公孙友这些人没一个是秦国的人，但秦穆公用了他们直接吞并了二十多个国家；然后是秦孝公用商鞅变法，秦国变得日益强大，击败了楚国、魏国，豪取沃野千里；秦惠王用张仪瓦解了那些诸侯间的合纵联盟，使得他们对秦国俯首帖耳；秦昭王用范睢，使得王室强大，削弱了权贵们的权力，蚕食了诸侯们的土地。这些人都不是秦国的人呀，但先王们却信任他们并取得了如此的成就。
然后李基斯又进行类比，如何以驱逐外国人来看，那你为什么享受着各地的产物了，听着各地的美好音乐呢，你对待物件不这样，为什么要对待人这样呢。你这样做只会让人觉得你不重视人才，导致人才流失，这样就会使得秦国变弱而其他诸侯国变强，这不是要统一中国的做法呀。
秦王被李斯的这篇《谏逐客书》打动了，于是废除了逐客令，并且将他的职位迁到了廷尉，20多年后秦统一了六国，李斯的职位也升到了丞相。于此李斯达到了人生的高峰。
四、与赵高同流合污，最终却落得身死族灭秦始皇统一六国，李斯担任丞相后，淳于越要求秦始皇按照周制分封子弟及功臣，秦始皇让李斯处理，李理把这些人骂了个狗血淋头，认为这帮家伙没事找事，就是要和朝庭对着干以显示自己的学说才华，这些人没事就妄议国政，以批评君主来搏名相声。所以我们要加以制止，不能让他们形成这种风气，于是收缴诸子百家著作。
后来秦始皇巡游在路上驾崩了，因为长子胡苏被秦始皇派去上郡监督军队，秦始皇在驾崩前下诏让胡苏回咸阳，但这个诏书却被赵高扣下来，并且煽动胡亥夺权，但由于胡亥怕李丞相李斯不同意，于是赵高前去劝说李斯。李斯刚开始表现的很是大义凛然，但赵高把胡苏上位后，蒙恬肯定会当丞相，那就没人李斯啥事了，而且你李斯可是得罪了不少了，这样的话你可是会祸及子孙的，如果你听话我们就是一条船上的人了，这样子子孙孙都享荣华富贵。于是李斯就从了:嗟乎！独遭乱世，既以不能死，安讬命哉！
事成之后，赵高却不想因李斯分享权柄，于是就给李斯下套惹怒秦二世，于是秦二世把他给腰斩了，灭三族。
综上，李斯从一介布衣再到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和他的才智是分不开的，从他辅佐秦王吞并六国，还有他的《谏逐客书》，我们都能看到一个眼光长远，格局大气的政治家，但由于他的人生哲学一开始就是有问题，他太在意自身所处的位置，认为有出息必须的站得高，所以才会在涉及大是大非的秦王诏上向赵高屈膝，这也是他的人生败笔，正因为这样，所以太史公才会认为如果没有这个败笔，那么他就是可以比肩周公周公，召公之人，可惜没有如果，一代名臣最终落得了身死族灭，让人叹惜。欢迎大家一同探讨，如果大家的自己的见解请在评论区回复。
有人说商鞅是一个薄情寡义的人？
商鞅确实“薄情寡义”。但严格来说，这个字眼在他这里并不能被视为贬义词，毕竟如果他不刻薄的话，秦国的变法压根就不会成功。
为了直观的理解这个概念，我们将商鞅跟春秋时期秦国著名的著名“五羖大夫”做对比。实际上，这个对比，是商鞅本人提出来的。
公元前340年，公孙鞅率领秦军大破魏军，魏惠王被吓破了胆，“使使献河西之地于秦以和”。河西之地，是几十年前，魏国的一代雄主魏文侯、传奇兵家吴起，生生从秦国手中夺去的。
可想而知，如今这件壮举对秦国意味着什么：彻底推翻了魏国的压制，逐鹿中原的“任督二脉”被彻底打通。
秦孝公大喜之下，兑现了当初在求贤令中许下的诺言，将商於之地十五邑封给了公孙鞅，并赐爵“商君”，商鞅之名，由此而来。
可以说，经此一战，秦国彻底推翻了压在自己头上的大山，商鞅也用实际效果证明了自己变法的正确。对此，他也颇为自负，甚至喜滋滋的问赵良，自己跟五羖大夫相比，谁更牛掰？
五羖（gǔ）大夫，即百里奚，是秦穆公时期的名臣。此人年轻时贫穷不堪，后来在小国虞国谋得了大夫的职位，但却在虞国被灭后惨遭晋国俘虏；后来，他又被当作陪嫁小臣送到了秦国。对此他深感羞辱，因此愤而外逃，却在楚国境内被抓获。
听说百里奚有治国大才的秦穆公得知后，设计用五羖羊皮（五张黑羊皮）赎回了他。接下来双方相谈甚欢，百里奚被委以国政。因此秦人称之为：五羖大夫。
百里奚相秦期间，对内实行善政、教化百姓、招揽贤才；对外施德于诸侯，树立秦国威信，“三置晋君，一救荆祸”。后人认为，百里奚是秦穆公称霸天下的最大功臣。
与之相比之下，商鞅对秦国的功绩同样毫不逊色。百里奚帮助秦穆公在春秋时期争霸，商鞅则推动了秦国在战国时期崛起。从最终的影响力以及结果来看，后者甚至远远超过前者。
但结果相似，过程却天差地别。
百里奚早年历尽艰辛，饱尝世间百态与人生坎坷，也让他对下层人民的悲惨处境感同身受。因此，当他在秦国主政后，为官清正、爱护百姓，为人和善、平易近人，以身作则、生活简朴，外出时甚至从不乘坐车马，更不兵马开道，与百姓打成一片，这在阶级分明的春秋时代显得难能可贵。同时，他主张“谋无不当，举必有功”，辅佐秦穆公倡导文明教化，实行“重施于民”的政策，让人民得利，受到了百姓的一致爱戴。
因此，当百里奚死后，秦国“男女流涕，童子不歌谣，舂者不相杵”。
而商鞅则完全相反。
首先，他大张旗鼓的公开反对任何形式的仁义。
仁者能仁于人，而不能使人仁；义者能爱于人，而不能使人爱。
仁者能够对别人仁慈，却不能使对方随之变得仁慈；道义之人可以关爱他人，但并不能让对方也变得关爱别人。因此，所谓仁义，只会变成某些阶层破坏规则、攫取特殊利益的幌子而已。
那么，他的主张是什么呢？简而言之，是杀刑。
治民能使大邪不生，细过不失，则国治。国治必强。一国行之，境内独治。二国行之，兵则少寝。天下行之，至德复立。此吾以杀刑之反于德而义合于暴也。
也就是说，用严刑峻法来治国，能使大罪小罪都不会产生，国家定会长治久安；一个诸侯国变强了，老百姓就会安居乐业；两个国家都强大起来，就能以相互间的威慑力避免战争的产生；如果天下各国都强大起来，那就会相安无事、天下太平。所以，以法治国，看似冷酷无情，最终却能保护民众；仁义治国理念，只会造成社会混乱、权贵得利、百姓受苦，这才是真正的残暴。
因此，商鞅变法的主要手段就是赏和罚。有功必赏、有错必罚，绝无例外，让后来的韩非子也赞叹“今秦出号令而行赏罚，有功无功相事也”。
而这种体系的最大敌人，就是法外开恩，即游离于法律体系之外的“情义”。即使是秦君本人，也不能出于私人的感情破坏规矩；秦国的一切爵位荣禄颁布，都遵循公开而透明的条件，“人君之出爵禄也，道明”。这也是为什么商鞅要拿太子师傅开刀的原因。
如此完美的理论模型，要在复杂的人性社会中全面推行，各阶层人民的不适应可想而知。而商鞅的手段也很简单粗暴：杀。法令的管束让你觉得太痛苦？那就让你付出比这个痛苦还要残酷百倍的代价！
于是，史书是这样形容商鞅变法的残酷：
凌轹公族，残伤百姓；
临水论囚，渭水尽赤；
号哭之声动于天地，畜怨积仇比于山丘......
这也让商鞅本人成了很多人的眼中钉、肉中刺。以至于他每次出门，必定前呼后拥、鸣锣开道，周围一圈圈的精锐甲士全程护佑，与五羖大夫百里奚几乎完全相反。
那么，难道我们就因此认为商鞅的做法是错的吗？他是否也应该像百里奚那样仁义治国？
答案是否定的。时代不同，所需要的政策也会完全不一样。春秋时期，礼崩乐坏，各诸国之间的冲突与兼并虽时有发生，但名义上，周天子仍是天下共主，周王室的礼制仍余威尚存，没有任何一个诸侯敢公开践踏“周制”；各大国间的博弈，也是以争霸、获得各方的推崇为目的，战争规模有限、烈度也是点到为止。
到了战国阶段，各大国已经完全撕破脸赤膊上阵，战争规模之大、手段之残忍、战果之血腥，已经彻底打破了以往千百年的模式，输家一无所有、赢家大小通吃；为了应对这种高强度的对抗，各国纷纷求变以图强。
中原的魏国在魏文侯的带领下，依托继承自晋国的雄厚根基，首先开展了李悝变法，打破世袭贵族特权，选贤任能，赏罚严明；解放劳动力、鼓励生产、发展经济；颁布《法经》，以法律而非贵族特权管理社会。
走在时代前列的魏国，首先尝到了甜头，狭小的国土，却爆发出让各国目瞪口呆的巨大能量，那时的魏国，对内统领三晋，对外痛殴秦国、打压齐国、羞辱楚国，甚至创造了几万人击败几十万秦军的战绩，一度称雄战国初期五十多年。
在绝对的实力面前，任何理论、套路都是虚幻；仁不仁义不重要，能富国强民就是好办法。因此，当卫国人公孙鞅在魏国镀了金、携带者《法经》来到秦国后，被秦孝公视为救命稻草，赋予了其绝对的权力，在秦国这个深受魏国之苦的“夷翟之地”推行战国最为彻底的变法。当然了，一定要比魏国彻底，这是最起码的原则。
商鞅的变法确实大功告成了，但代价就是他成为了秦国各阶层的众矢之的。所以当商鞅发问时，赵良实话实说：商君，您不仅跟五羖大夫没法比，而且命不久矣（君之危若朝露）。
果不其然，当唯一的靠山秦孝公死后，秦惠文王为了稳固统治，利索的拿商鞅当了替罪羊。因此，我们与其说商鞅薄情寡义，不如说伴君如伴虎。商鞅说到底也只是个实现君主意志的爪牙而已。但人们不敢指责王权，那就只好归罪于商鞅这个“刻薄之人”了。这也是历史上改革者向来没什么好下场的内在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