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是哪一年开始，中国一共过了多少次年？
“年岁”的概念，来自上古历法，《盘古王表》有载：“天皇氏始制干支之名，以定岁之所在”。
《谷梁传·桓公三年》“五谷皆熟为有年也”。由它进一步衍生出谷物成熟的周期，也就是地球公转一周的那个“年”。《尔雅·释天》里说“夏曰岁，商曰祀，周曰年”，都是用具体的事件来指代抽象概念——岁本来指木星（岁星），祀指的是祭祀周期，而年就是温带地区谷物一熟。
可见古人以谷物成熟周期，岁首祈年祭祀演变，形成了年的概念。不过各个朝代岁首时间不尽相同，夏朝以春季一月为正月，商朝以冬季十二月为正月，周朝以冬季十一月为正月。
经历代发展，后人在早期历法基础上逐渐完善到汉武帝时期，确定了夏历正月为岁首的历法。此后中国一直沿用夏历直至今。1970年以后“夏历”改称为“农历”
周代《诗·豳风·七月》：“十月获稻，为此春酒，以介眉寿。…十月涤场，…曰杀羔羊，…万寿无疆。”文献中记载了人们在十月收获后酿酒宰羊的欢聚场景，此场景虽非岁首节俗活动，周代以十一月为岁首，但是也展现了年终岁首周人庆丰收的场景。
到了汉朝，过年的意味就更浓了，东汉崔寔《四月民令》中提到，“正月之旦，是谓正日。躬率妻孥，絜祀祖祢。”
可见，根据笼统意义上的年的概念，中国人过年有至少4000的历史了。如果根据周朝有历史记载算起，也有3000年左右的历史了。依据汉武帝时期确定的正月为岁首的概念，距今约2200年的历史。
闯关东的历史时期和历史背景是什么？
闯关东精神的历史内涵与时代意义
关于闯关东的概念，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广义上，有历史记载以来，凡是山海关以内地区的民众出山海关到东北三省谋生，都可称之为“闯关东”。狭义上，“闯关东”仅指从顺治年间到民国初年，山东、河北、山西、河南等地的百姓去东北地区谋生的历史。我们通常所说的“闯关东”都是指狭义的。
一、闯关东精神的历史背景
闯关东是时间接续史。大规模的闯关东潮主要发生在1644年至1911年期间，总计约267年时间。这期间分为两个高潮期。一是1644至1667年间，《辽东招民开垦条例》规定“招至百者，文授知县，武授守备”，23年间“鲁民移民东北者甚多”，许多地区因移民而“地利大辟， 户益繁息”。二是1861至1911年间，鸦片战争后，清政府对边疆控制日益削弱，沙俄不断侵蚀黑龙江边境，于1860年正式开禁放垦，清政府采纳了黑龙江将军特普钦的建议大批关内人民陆续向关外转移。闯关东是民族融合史。山东人、河北人、山西人、河南人是闯关东的主力，尤其是山东人最多。他们与当地的满族人、鄂伦春人很快地结为朋友，共同推动了东北地区的民族融合，继承并发扬了东北地区的民风民俗，使东北地区形成了多民族大融合、大团结、大发展的局面。1929年，关内各地“闯关东”人数列前三位的分别是山东、河北、河南。一般认为，闯关东的人口在3000万左右，而在闯关东的人群中，山东人占80％左右。据不完全统计，自清初至民国，闯关东的山东人达2500万人。高峰时，一年便有上百万人。闯关东的山东人是开垦东北的主力军，他们在白山黑水间放山、淘金、垦荒。同时，闯关东也具有盲目性、自发性、抱团性的鲜明特点。
由闯关东引发、衍生、凝练，加之白山黑水的孕育，从而形成了具有重大意义和深远影响的闯关东精神。到目前为止，关于闯关东精神还没有非常明确的定义，但其内涵却是丰富的，也是被广泛认可的。闯关东是中国历史上一段悲壮豪迈、又充满血泪的历史，是中华民族不断与各种矛盾抗争的几千年奋进历史的一个缩影。在这场求生存、图发展的历史进程中，一代代历经磨难的闯关东人不仅将他们辛勤的汗水留在了黑水白山，而且将他们永不言败、坚强 的性格刻在了龙江大地上，锻造了可歌可泣、感天动地的闯关东精神。
二、闯关东精神的丰富内涵
闯关东精神就是敢为人先、勇于抗争的精神。即在艰苦的自然条件和残酷的生存环境面前，闯关东人所迸发出来的一种超前的意识、坚定的信念、顽强的勇气，敢于与命运进行抗争，敢于冒险、敢于尝试、敢于探索、敢于创新的伟大精神。为了求取生存，获得发展，谋求自己生存的一席之地，他们不等不靠，不安于现状，不听天由命坐以待毙，而是开拓探索，敢为人先，勇于同命运进行抗争。不管路途多么遥远，不管环境如何险恶，他们都能想尽种种办法，冲破清政府的封禁，通过“泛海”和冒险“闯关”进入东北，向艰险的地方闯，向有希望的地方闯，向未知的地方闯。
闯关东精神就是一往无前、百折不挠的精神。即为了求得生存与发展，实现美好人生追求，所体现出来的无畏于任何阻力、无畏于生死存亡，自强不息，不屈不挠，奋发有为，在生死间挣扎、在挫折中奋进、在逆境中崛起，敢于置之死地而后生的拼搏精神。闯关东的人们将他们人生命运的赌注押进关东大地这片天涯洪荒。吃尽苦头不掉泪，撞到南墙不回头。脚到之处，就是安家之地。人到哪里，都能落地生根。正是有了这种百折不回、一往无前、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精神，闯关东人才能在苦难与险境面前没有退缩，也没有绝望，而是执着顽强地去拼搏奋斗，战胜了一个又一个来自自然界和社会的巨大困难，不断地开创生存与发展新局面，不断地从一个目标走向另一个目标。
闯关东精神就是自强不息、艰苦创业的精神。即在闯关东的历史过程中，闯关东人在各种千难万险中所迸发出来的自强不息、不畏艰险、挑战自然、勇于开拓的艰苦创业精神。闯关东人历尽千辛万苦，变榛莽为良田，初步开发了松嫩平原、三江平原、松花江中游、牡丹江流域等农作物产区，为后来黑龙江的农业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在闯关东人的开发中，除了较为原始的土地开发外，还勃生出一种更为旺盛的追求财富的实业开发。由于东北地处边陲，开发较晚，儒家“重义轻利”传统观念和中原相比较为淡化，从而为形成追求财富的实业开发提供了客观条件。据《东北近代史》资料显示，1912年至1919年，特别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东北的矿业、面粉、制油、纺织及其他部门的民族资本得到进一步发展，仅哈尔滨市就有4家面粉厂。哈尔滨的榨油工厂，1912年时只有2家，至1921年时已达40家以上。1904年以前，黑龙江省工厂只有49家，至1912年，已增加到142家，增长近两倍。这种追求财富的实业开发，使东北地区的铁路、工厂、商店、银行、火车、轮船、电讯、邮政等都有了较大发展，使东北大地焕发出一派朝气蓬勃、欣欣向荣的景象。
三、闯关东精神的时代意义
闯关东移民在开发东北的实践中孕育出的闯关东精神，对于推动相对落后的黑龙江地区产生了较大的影响，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大片土地的开发，推动了黑龙江农业的发展；商品经济的渗入，促进了社会形态的转化；人口的聚集，加速了黑龙江城市化的进程；关内文化的融入，促进了当地文化的繁荣进步；大批移民的到来，增强了对东北边疆的保护与巩固。
大片土地的开发，推动了黑龙江农业的发展。在“闯关东”之前，黑龙江的社会生产力还比较落后，大部分土地尚未开垦。那些流移在黑龙江地区的“关里人”，凭借他们吃苦耐劳的精神和娴熟的种植技术，在天寒地冻的黑龙江地区开垦出4500多万亩土地，以后又经过几十年的开发，到建国前，已垦出耕地8000多万亩。在开发土地的过程中，闯关东人带来了先进的种植、养殖技术，如玉米的种植和推广、大豆的增产和大幅度出口、柞蚕的生产等等，提高了农业生产力，有力地促进了黑龙江农业的不断向前发展。
商品经济的渗入，促进了社会形态的转化。清初时，黑龙江地区的一些少数民族均处于由原始社会向阶级社会过渡的社会形态之中，是在关内移民的影响下，随着商品经济的渗入，氏族社会逐渐解体而步入封建社会的。首先，物物交换的商品经济的出现，对少数民族的自然经济结构起着强烈的分解作用，加速了少数民族私有制的出现和发展。其次，先进的生产工具通过商品交换传入后，使少数民族内部与各民族之间出现了社会分工。第三，商品经济的渗入，使少数民族逐渐产生了货币价值的观念。清代中后期，在汉族商人的店号里出现了一种代货币的信用经济，这种代货币的纸票在少数民族的经济中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
人口的聚集，加速了黑龙江城市化的进程。随着逐渐增多的关内移民进入黑龙江地区，在十分荒凉的土地上兴起了一个个新的居民点和城镇，如肇州、泰来、巴彦等地。修通了连接各地的交通道路，建起矿山、林场、工厂。闯关东人的到来，极大地推动了东北近代的城市化进程。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闯关东人中稍有经济实力或经商经验者，多留在大小城市从事工商业，成为黑龙江各城市中的新生力量。随着关内移民人口数量的不断增加，以及这些移民自身身份的转变，也相对地提高了黑龙江地区的城市化进程。
关内文化的融入，促进了当地文化的繁荣进步。闯关东移民所带来的内地先进文化，对黑龙江地区的文化发展产生了极大的影响。首先，先进的生产技术得到传播与普及。先进的“休闲”、“轮作”二法的传入与木锨、木叉、镰刀、石滚子、镐、铁锹等农具的推广，使得耕作技术水平有了较大改进，劳动生产率得到较大提高。其次，加快了当地文化的繁荣与发展。闯关东人传播了中原地区的先进文化，在当地教书育人，普及文化，而且还教他们礼仪方面的制度，受到当地人的尊敬。第三，饮食和服饰也有了很大变化。同时，闯关东人的到来，增强了对东北边疆的保护与巩固。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制订并实施了向东北移民的计划。但闯关东人扎根在东北大地，与日本侵略者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直到将日本侵略者赶出中国。历史证明，当年正是有了这些历尽千辛万苦、百折不挠勇闯关东人开发了白山黑水，而正是有了这些移民在反抗沙俄和日本侵略者的斗争中的勇猛顽强，不怕流血牺牲，才保全了祖国的东北边疆。
闯关东人敢闯敢拼敢为人先的精神创造了不朽的神奇，也激励着龙江儿女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建设大美龙江，为实现中国梦、龙江梦而继续不懈求索。
近代我国为什么整整衰弱了百余年？
上帝安排了朱熹，弄了个什么程朱学派，说是理学，其实是他自己学习孔孟之道的心得体会。后来又安排了几个他的小迷弟当皇上，他们规定，以后科举制考试写文章内容只有一个，那就是必须用朱熹的经典著作去解读四书五经，所以说在那之后，只要是读书人想为官致仕，就必须把自己脑子里的乱七八糟想法掏出来扔了，换上朱熹的想法。很可惜，朱熹主业是个哲学家，不是个研究自然科学的主儿，而且这家伙的哲学观点也比较操蛋，他认为这个世界是静止的，不变的。更糟糕的是，这家话的哲学思想大部分算是世界观的范畴，涉及方法论的东西比较少，讲究一个知先行后，说白了就是主张大家努力的完善自己的道德，自然世间万物就都通顺了，天下就太平了。农民老老实实的种地，天下人就有不至于饿死；为官的读书人道德高尚，品行符合孔孟之道，种地的农民就不会揭竿而起；皇帝做事符合圣人之道，天下就能太平无事，甚至还能风调雨顺。听起来其实还不错，尤其对于皇帝来说，如果一个人有着无限的权力，高高在上，天下所有人都为了他的喜怒哀乐服务，那么他的想法肯定是把这种生活永远继续下去，考虑到人的寿命有限这个客观事实，最少也是由他的子孙后代继续下去（并不是所有的皇帝都能正确认识这个客观规律，妄图炼丹成仙，长生不老的不在少数）。于是乎中华大地上的人们，占这个世界上接近一半比例的的人口开始了他们对于美好生活的追求。他们的最终理想是啥呢，是一个绝对静止的的社会模型。可惜这个世界从来就不是静止的，气候会随着时间变化，人和土地的关系会随着人口数量的增长变化，与其他“蛮族”的距离，也会随着航海技术的进步而缩短。这个世界从来都不是静止的一潭死水，而是一条不停流淌的江河，而在我们这条河流的某处，西方列强拿着他们的坚船利炮等着我们，再往后，是整整一百年的灾难与屈辱。
你知道年的由来吗？
过年，是中国传统节日中最为隆重的一个节日，是一个阖家团圆，辞旧迎新的日子。有钱没钱，回家过年，每到过年的前夕，远在他乡的游子都会想方设法回到故乡与家人团聚，可以说，过年时中华家文化的集中体现。
而关于过年的由来，民间有各种各样的传说，但基本上都是差不多的，大概就是说有一种叫做“年”的怪兽，非常凶恶，每隔365天就会出来为祸人间，吞食百姓。百姓们为了驱逐年兽，想尽了各种办法，最后用了鞭炮爆竹驱逐了年兽。为了庆祝驱逐年兽，这一天就被称之为过年，还会放鞭炮爆竹庆祝。
和这个传说相类似的，还有除夕。
不过，在中华的传统文化中，过年这个习俗倒不是因为年兽，而是与庄稼收成有关。
《说文解字》是这样解释的：年，谷熟也！而《谷梁传》则说：五谷皆孰为有年，五谷皆大孰为大有年。
换句话说，在中华的传统文化中，过年应该是庆祝上一年和祈祷下一年五谷丰登的一个节日，与年兽之类的怪物没有什么关系。
中国的汉字很大一部分都是会意字，实际上，我们可以从年的甲骨文可以看出过年这一节日原本的含义。
年的甲骨文，上面是一株麦穗，下面是一个人，合起来就是一个人把成熟的麦穗扛回家，意为五谷丰登之意。而在金文中，则更加明显，上面那株麦穗都已经沉甸甸的弯了头。
而随着时间的年前，年的字形早已变化的失去了其本来的含义，而过年这一节日，也被赋予了新的意义。
了解民国史看什么书？
北洋军阀时期：
《历史深处的民国》通过描写民国几个著名人物来构建民国历史，走的是诙谐轻松路线，当枕边如厕书完全可以。
若想了解北洋军阀史，由台湾知名报人丁江中编写的《北洋军阀史话》非读不可，由于作者是民国过来人，掌握第一手资料，相比正儿八经的编写民国史来得有趣，作者喜欢运用当时的民间传说，全书读起来十分有趣，比如他说袁大头登基那天，很多老百姓看到北京城街上路过很多瘌蛤蟆。
同样是民国过来人陶菊隐写的
《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作者主观意识太强，常按个人喜好填充资料。
不久出的《北洋军阀史》不妨翻翻，补充些新资料。
唐德刚写的《晚清七十年》嬉笑怒骂一体，最好看港台版，更有喜感。
正史类：
《剑桥中华民国史》由费正清主编，西方学者用数据来探讨民国，观点新颖，资料准确，《走向共和》的知名导演张黎把它作为主要的参考资料书
八十年代，由李新主编，中华书局出版的
《中华民国史》全书十六册，当资料翻翻也无妨
虽说是包含晚清民国史，读读陈恭禄写的《中国近代史》可以加深对民国这段特殊历史的理解
政治类：
《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
《中国的军阀政治》
《共和国的帝制》
《中国的军阀政治》
《走向世界的挫折》
《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
人物.回忆类：
《文武北洋》觉得写武将比写文人写得好
《袁氏当国》
王鼎钧的回忆四部曲系列
中文翻译版《蒋廷黻回忆录》
根据何兆武教授口述改写的《上学记》，让人不免感叹在民国读书那是多么的幸福，无论是当时的上学气氛还是学生的精神状态，那时为”中华崛起而读书“真的不是一句口号。
和齐邦媛写的《巨流河》一起看，能更加深刻理解当时知识分子的国恨家仇
宗教.下层人们生活习俗
《中国秘密社会》可以从民国那段直接开始看
李敖曾说，写白话文写的最好的排名前面前三的分别是李敖、李敖、李敖。这么一个自恋的人，却在自己的集子里不止一次的夸赞毛泽东的白话文写的好。
《毛泽东农村调查文华》
《中国的犯罪问题与社会变迁》虽说是论犯罪，但由于作者是民国时期的人，关注焦点当然是民国的犯罪问题，用现在的观点看，作者的格式是旧时论文格式，观点陈旧，但好在材料有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