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革命到底下一句,辛亥革命的不足之处及其根本原因

要革命到底下一句，辛亥革命的不足之处及其根本原因？

一，革命纲领具有模糊性，最终导致革命主体的复杂性。以同盟会领导的资产阶级革命政党没有提出明确的反帝口号，甚至幻想换取帝国主义的支持（见《告各友邦书》）。同时，他们将所有矛头直指满清王朝，而忽略了力量同样强大的汉族旧官僚、旧军官，使他们也混入革命阵营。

如武昌首义后革命党人竟然推举反对革命黎元洪出任都督，这无异于养虎为患。阳夏之役后，革命党人与黎元洪之间控制与被控制的关系逐渐颠倒，后来，黎元洪窃取实权。最终，大权被袁世凯收揽。

其二，此次革命在后期脱离了人民群众，尤其是广大的农民群众。马克思说，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而孙中山等革命党人，恰恰忽略了这一点。正如周锡瑞教授所言：“赋予辛亥革命以生命力的思想观念，曾经认为，推翻满清，建立民主共和政府，20世纪中国的一切弊端痼疾就可以迅速治疗矫正。

这种信念曾创造了对于革命几乎是普遍的支持。而在1912-1913年的过程中，对于反满革命和共和政府那种魔术般灵验的信念，开始淡薄起来了。对于农民，革命除了带来一个绅士和官僚更紧密联合、以维护上流阶级利益的新政权外，其余一无所有。”

其三，不能建立坚强的革命政党，团结一切革命力量。从革命政党内部来说，成分复杂、派系繁多、矛盾尖锐。如阳夏之役后，江浙联军攻克南京，革命中心有东移之势，此后，南北议和在上海举行，临时政府的筹备工作在沪宁一带展开。而这使得一些自居“首义之功”的湖北党人大为不满，孙武等人甚至从此屈从黎元洪。

而上海方面光复会的章太炎等人早与同盟会交恶，所以也对黎元洪大加赞助。而这两个集团却忽略了共同的敌人——袁世凯。此后，袁世凯得以安全地在一旁坐收渔翁之利。

辛亥革命的失败原因：

第一，根本原因。辛亥革命的失败原因从根本上说，是因为在帝国主义时代，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资本主义的建国方案是行不通的。尽管当时先进的中国人真诚地希望把中国建设成为资产阶级共和国，但是，帝国主义决不容许中国建立一个独立、富强的资产阶级共和国，从而使自己失去中国这个占世界人口1/4的剥削、奴役的对象。因此，它们用政治、外交、军事、经济、财政等各种手段来破坏、干涉中国革命，扶植并支持它们的代理人袁世凯夺取政权。

第二，客观原因。帝国主义与以袁世凯为代表的大地主大买办势力以及旧官僚、立宪派一起勾结起来，从外部和内部绞杀了这场革命。

第三，主观原因。从主观方面来说，在于它的领导者资产阶级革命派本身存在着许多弱点和错误。主要是：

首先，没有提出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纲领。他们没有明确提出反帝的口号，甚至幻想以妥协退让来换取帝国主义对中国革命的承认和支持。他们只强凋反满和建立共和政体，并没有认识到必须反对整个封建统治阶级，致使一些汉族旧官僚、旧军官也混入革命的营垒。受当时政治局势的左右和妥协退让思想的支配，革命党人最后甚至还把政权拱手让给了袁世凯。

其次，不能充分发动和依靠人民群众。由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同封建势力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因而不敢依靠反封建的主力军农民群众。

在革命的过程中，资产阶级革命派虽然也曾经联合新军(多数是穿起军装的农民和学生)和会党(以游民和破产农民为主体的秘密结社)，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动员了群众的力量，但在清政府被推翻之后，他们便把群众抛弃了。

他们不但不去领导农民进行反封建的斗争，反而指责农民“行为越轨”，并派兵加以镇压。正因为中国民主革命的主力军农民没有被动员起来，这个革命的根基就相当单薄。

最后，不能建立坚强的革命政党，作为团结一切革命力量的强有力的核心。同盟会内部的组织比较松懈，派系纷杂，缺乏一个统一和稳定的领导核心。

资产阶级革命派的这些弱点、错误，根源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和妥协性。

正因为如此，辛亥革命仅仅赶跑了一个皇帝，却没有能够改变封建主义和军阀官僚政治的统治基础，无法完成反帝反封建的根本任务。辛亥革命的失败表明，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方案没有能够救中国，先进的中国人需要进行新的探索，为中国谋求新的出路。

尽管辛亥革命最终失败了，但是，以孙中山为代表的中国民主革命的先驱者的业绩和不屈不挠的奋斗精神，永远是中国近代革命史上光辉的一页。经过辛亥革命，民主共和的思想从此流传广远，人们对革命的继续追求也绵延不绝。许多参加过辛亥革命的人，后来陆续参加中国共产党或成为共产党的忠诚朋友。

为什么今天打开头条全是吴某某在抗洪现场的动态图和视频？

若是天下太平，人们乐于看看歌舞升平；

若是国家有难，那么戏子请收起往日姿态，最好不要出现在公众视野。

最近国家虽然说不上有难，但也绝对不好过。

外有美国为首的一帮土匪虎视眈眈，内有疫情洪灾一波接一波的袭来；近20年来，中国从未这般如履薄冰。

在这个特殊时期，人们更愿意去看抗洪战士；去看大国重器，来提升国民的自信和士气。而带着“娱乐”标签的吴某，在错误的时期出来走动，更是用了错误的方式，对待了错误的人。

放在平常，这都可以算是一个比较容易遭口诛笔伐的事件，更何况是特殊时期？

虽然事件本身并不是吴某做出来的，但肯定脱不了关系。可以肯定，90%的攻击，都会针对吴某，而非保镖。

图文无关！

更加可笑的是，有粉丝出来洗地，非说着军装的是保安，不是抗洪战士。不洗还好，越洗越叫人愤怒！

什么时候开始，你们已经把人分为三六九等了？这要是个老百姓，你岂不是要一脚把人踢开了？

当然这事也不能全怪吴某，毕竟没有买卖就没有杀害。

要不是没脑子的粉丝惯着，哪来的这牛脾气？

小鲜肉三个字，早已变味，如今已经臭不可闻！

又一个大学生发布侮辱祖国的言论？

许可馨的事还没给个结论，季子越又蹦跶出来，下面不知道还会涌出哪些玩意。

都是大学生骄子，还是硕士，辱华一个比一个狠！

按理说都是文化高学历高的人，咋尽干这种没脑子的事？

祖国母亲培养了他们，不知道报效也就算了，就当白养了，

可还回头狠狠地要母亲几口，这是人能干出来的事吗？

辱华言论，美化南京大屠杀，美化日本鬼子，捧美国人大腿，

俺的个娘啊！

读了这么多书，就是让她们说这些丧尽天良的话。

精日精美精西方，

国外的月亮比我们的圆，

吃了母亲的饭，吃饱了就骂娘！

为什么他们一个比一个狠的骂娘辱娘？

1、爱国思想的教育不够深入。

2、辱华的后果没有相关的惩罚机制。

我是“阅尽人间冷暖”，谢谢你倾听我的诉说，如有不同看法和建议请在评论区留言，图片来自网络侵删。

山东焦家到底挖出了啥？

大约5000年前，在现今山东济南的章丘区的焦家地区，生活着一个大型的新石器时代聚落。2016年-2017年，山东大学的考古队对这一聚落的遗址进行了为其两年的深度发掘，也使得我们跨越5000年的时光，重新实现了和先民的对话。这一考古发现，也顺利地入选了2017年度的全国十大考古发现。

那么, 焦家遗址为何能入选“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它的发掘对研究中国文明的起源有何重要意义?今天，我们有幸请到了主持这次考古发现的山东大学的路国权教授，为我们掀起这座距今5000多年的济南城的神秘面纱。

一、一部聚落变迁史

说起焦家遗址, 从发现到发掘, 前后经历了30年时间。1987年春文物普查时被发现, 1990年进行过试掘, 但真正将其推到聚光灯下, 是2016年-2017年春夏, 山东大学考古与博物馆学系进行的为期两个年度的考古工作。

据悉, 本次发掘面积2000多平方米, 发现了极为丰富的属于大汶口文化的古代遗存, 既包括夯土墙和壕沟, 又有100多座房址的居住遗迹, 除此之外, 200多座墓葬和大量的生活类灰坑、祭祀坑及出土的大量陶器、玉器、骨器等也尤为引人注目。丰硕的发掘成果惊艳了世人, 也昭示了焦家遗址作为鲁北古济水流域具有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意义的大型聚落的重要史实。

整个发掘区以贯穿遗址东西的道路为界, 分南北两区。在不同的发展阶段里, 发掘区的聚落功能从早到晚经历了居住、埋葬和居住三个发展阶段的变迁。

最早期, 人们居住在面积约5-15平方米的半地穴式房屋里, 房屋在空间上有分群分组的现象, 房子在功能上有储存、手工业作坊、居住之分。

后来这片区域变成了埋葬区。焦家遗址共发现215座大汶口文化墓葬, 多以成排成列分布。从随葬品显示的年代推断, 这批墓葬延续时间有几百年之久。

后来, 墓地的功能消失, 这片区域又成了古代居民的生活区域。这时候的先民居住在地面式的小排房中, 由东西向的两间或三间小房屋组成。房址在空间分布上较有规律, 成列或成群分布的特征明显。

这两个时期房址的发现, 填补了鲁中北地区大汶口文化中晚期阶段居住形态研究的空白。

二、一座王者之城

在考古界, 界定一座遗址曾是一座城, 一般认为它有一个核心的代表要素, 就是有城墙、有壕沟, 它的城墙是夯筑的。焦家遗址中, 夯土城墙、环绕城墙的壕沟、一批高等级墓葬, 以及大批量的玉器、白陶和彩陶的的发现, 昭示着在大汶口文化中晚期阶段, 焦家遗址已成为距今5000年前后鲁北地区的中心聚落, 是当之无愧的早期都邑。

据介绍, 在遗址发掘区南区的中南部位置, 发现了夯土城墙迹象, 墙体外侧为壕沟。墙体已出现版筑技术。为了考察城墙和壕沟的范围, 考古工作者对遗址进行了初步勘探, 确知壕沟的平面形状近椭圆形, 总面积超过12万多平方米。

尤为值得一提的是, 从墓葬体量、葬具和随葬品等情况来看, 当时社会已经表现出明显的等级分化。从葬具角度看, 出现重椁一棺和一椁一棺的大型墓葬。葬具使用率很高, 这在全国同时期的其它墓地中是极为少见的。大型墓葬不仅面积大, 而且随葬品丰富, 常见玉钺、玉镯、骨雕筒、陶高柄杯、白陶鬹、白陶背壶、白陶杯和彩陶等。即使是中小型墓葬, 也多有葬具, 随葬有少量玉石质和陶器等。此外, 在南区大墓附近还发现了集中分布的十几座祭祀坑。坑内或是堆满打碎的陶器, 或是埋葬整狗、猪、鹰等。

还有一个值得关注的地方是, 焦家遗址的随葬品中有数量很多的玉器。玉器可分礼器和装饰品两大类。礼器多见玉钺, 装饰品则多见玉镯、指环、玉环、串饰和耳坠等, 这里应该代表了黄河流域一处极为重要的用玉中心, 也从另一方面反映了当时这里已形成了十分严格的礼仪制度之先河。

除此之外, 遗址还存在双人合葬、拔牙、手握獐牙和随葬龟甲器、贝类、彩陶、彩绘陶及白陶等现象, 这些都极大丰富了对大汶口文化葬制和葬俗的认识。

三、一部文明进步史

章丘, 是中国考古的摇篮。这里既有距今8000年前后的西河、小荆山等后李文化遗址, 也有距今7000-5500年之间的张官、董东等北辛文化和大汶口文化早期的遗址, 还有距今4000年的城子崖龙山文化遗址。而焦家遗址所在的区域, 在时间上, 是距今5300-4600多年前的大汶口文化中晚期;在地理位置上, 其距离著名的龙山文化和岳石文化城址——城子崖遗址只有5公里, 处在一个古代文化底蕴极其深厚区域的核心地带。

此时, 这里已经孕育了十分发达的远古工艺技术, 出现了专业化的生产模式, 并在实践中不断发展提升, 如前文讲述的夯土城墙、环绕城墙的壕沟和高等级墓葬, 加之大批量的高端产品——玉器、白陶和彩陶等, 这些与当时人们的物质生活和精神信仰密切相关的社会活动, 都蕴涵着早期文明的因素。

而在历经近千年的漫长发展后, 大汶口文化过渡为龙山文化, 其地域分布更广, 发展水平更高, 出现了许多前所未有的新现象, 在迈向早期文明的进程中更进了一步, 实现了新的历史跨越。因此, 解读好焦家遗址, 为完整认识大汶口文化的文化内涵、区域联系和社会性质具有重要意义。

文史君说

这一刻, 笔者的脑海里忽然浮现出英国考古学家保罗·G·巴恩说过的一句话:“如果我们要知道我们正在去向何处, 那我们就需要追溯我们的轨迹, 去看看我们来自何处……”这或许正是考古焦家遗址的深意所在吧。

（作者：浩然文史·特约作者路国权教授，作者系焦家遗址考古发掘工作主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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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的诏狱有多恐怖？

“狱”，《金文诂林》载:“稽之经传，狱字恒指狱讼为言，不必指系囚之地”。也就是说“狱”并非只有牢狱之意，而还有法律案件的意思。

因此“诏狱”原意就是指皇帝钦命查办的案件。秦汉时，九卿、郡守一级的二千石高官，若无皇帝的诏令，任何人都无权查办的，所以只有皇帝下诏，他们才能被查办，因此称“诏狱”。

不过后来“诏狱”又逐渐延伸为皇帝亲自掌管的监狱的意思。新朝末年，赤眉军首领刘盆子的哥哥刘恭，因刘盆子被立为帝，刘恭惧怕会被刘盆子清算，于是“自系诏狱”，这里的诏狱就有监狱的意思了。

东汉时期，“诏狱”作为一个实体监狱开始分布于东汉各地。顺帝时期，汉顺帝接受了大司农李固纠察为非作歹的官吏的建议，下诏“诸州劾奏守令以下，政有乖枉，遇人无惠者，免所居官；其奸秽重罪，收付诏狱”(《后汉书.李固传》)，设“诏狱”来纠察贪赃枉法，为非作歹的污吏。

灵帝时期，汉灵帝又派侍御史“行诏狱亭部，理冤枉，原轻系，休囚徒”(《后汉书.灵帝纪》)，此时东汉不论是中央，还是地方都有着诸多临时收押着钦定案犯，如“魏郡诏狱”、“钜鹿诏狱”等。

简而易概的说，自东汉开始，“诏狱”就是为了纠察，审问，及收押皇帝钦命要查办的朝廷要员的场所。

而在明朝，“诏狱”就是指锦衣卫的监狱，因此亦称“锦衣狱”。“锦衣狱”为由北镇抚司署理，当时朱元璋赋予了它极大的权利，可直接拷掠刑讯朝中任何对朝廷有异心的官员，而一旦是遵循皇帝的旨意查办的案件，无论是刑部，大理寺，亦是都察院，乃至内阁都无权过问。可以说凭借着这等权力，当时锦衣卫可谓是权势滔天，除了皇帝，其他人都对其畏之如虎，深怕自己被它盯上。

那就是这样的“诏狱”，它恐怖吗？

只能说明朝的“诏狱”恐怖如斯，甚至不是“恐怖”这两个字能够表现得出的。

当时被锦衣卫盯上的官员，一旦进诏狱，定然是“非死即残” ，没有人能够安然无恙的从那里走出来，即使走出来，也已是残废之身，身心也是被重创，几乎等同于废人。

“水火不入，疫疠之气充斥囹圄”，这就是明朝的“诏狱”。此时的“诏狱”不仅环境脏乱，即使是健康的人住在这里不经历任何事情他待不到数日也会受到重创，要吗疯魔，要吗抑郁。同时更别说当时的锦衣卫为了让那些收押的官员能够承认自己的罪行，还会对他们进行残酷的酷刑。

当时，锦衣卫创造出了刑具有拶指、上夹棍、剥皮、舌、断脊、堕指、刺心、琵琶等十八种酷刑来折磨那些被他们捉难的官员，借此来达到逼供的目的。如史所言“刑法有创之自明，不衷古制者，廷杖、东西厂、锦衣卫、镇抚司狱是已。是数者，杀人至惨，而不丽于法”。

锦衣卫的独断专行，不顾律法，让明朝被下诏狱的官员可谓是叫苦不迭，甚至是深受其害。如万历年间，临江知府钱若赓因得罪权贵，遂被权贵陷害，然后被神宗下“诏狱”，之后三十七年不得赦。天启二年，其子钱敬忠中进士，遂向熹宗上奏:“臣父三十七年之中……气血尽衰……脓血淋漓，四肢臃肿，疮毒满身，更患脚瘤，步立俱废。耳既无闻，目既无见，手不能运，足不能行，喉中尚稍有气，谓之未死，实与死一间耳”。后熹宗念其孝心，被关押了三十七年的钱若赓才得以获释。

想想看，“脓血淋漓，四肢臃肿，疮毒满身，更患脚瘤，步立俱废。耳既无闻，目既无见，手不能运，足不能行”这是何等的悲惨，可就是如此，他依然出不了“诏狱”，从中“诏狱”的恐怖可见一斑。

只得说，明时的“诏狱”因是皇帝的私人监狱，它残酷与否完全就取决于皇帝，如果遇到朱棣这样的残暴君主，“诏狱”就会成为百官最为恐惧的地方，而如果是朱佑樘这样的仁君，“诏狱”就会成为一个惩戒贪官污吏的公正之所，这里就将成为那些贪官真正的恶梦。

“人主大柄，天下公器，非所以假人者也，法一倾而上下危矣”（《乐全集·诏狱之弊》），可以说“诏狱”能否为国家做出正面的贡献，这一切都取决于皇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