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朝最先下诏废除肉刑的皇帝是，汉文帝刘恒开创文景之治？
哪有那么多馅饼呐！不否认汉文帝确实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帝王之一，但在继位登基这件事上，明显存在运作的痕迹，绝不是“天上掉馅饼”！虽然没有确凿证据，但其中的种种疑点表明，汉文帝之所以能即位，完全是他与“功臣派”达成了某种协议！
疑点一：平定诸吕后为什么杀了少帝刘弘？由“功臣派”主动诛杀诸吕的政变，其目的很明确：诸吕安刘！既然是“安刘”，灭了吕氏后，好好辅佐少帝刘弘就是了，可偏偏节外生枝，把傀儡皇帝刘弘，以及他的几位兄弟都杀掉了。
为了解释这个诡异的举动，他们抛出了一个惊人的说法：刘弘兄弟几个都不是汉惠帝骨血，是吕后从吕家抱来的孩子，冒充皇子！
这个说法明显是惊天谎言，但大家都信了，现代的人也跟着信了。于是刘弘就像历史过客，被人们遗忘在不起眼的角落。我觉得汉惠帝的六个儿子都是他亲生的，不存在“假冒”一说，理由如下：
1.“假冒说”出自平定诸吕后，在此之前没有任何相关证据，这个说法就是个孤证。
平常老百姓家多个孩子出来都藏不住，何况皇子？如果是假的，不会一点证据都没有。司马迁在《史记》中仅仅记载了功臣派的说辞，未加任何评述，也没有任何旁证。我觉得司马迁对此事也是持怀疑的态度，但没有证据，于是就以这种隐晦的方式写出来，由读者自己分辨。
2.“假冒说”逻辑不通
有的说这六个皇子都是假的，我想问：造假本来就是技术活，为什么一下子造六个？不怕露馅吗？吕后脑子坏了？也有的说这些皇子有真有假，这就更说不通了，既然汉惠帝有皇子，为什么还要弄假的？汉惠帝脑子坏了？
所以我认为，这里根本就没有假皇子，都是汉惠帝的骨血。
既然刘弘是汉惠帝的亲儿子，那么他们为什么非得以“假皇子”的说法，灭了汉惠帝的后？
一种说法是刘弘毕竟是吕后的孙子，怕被报复。我觉得这个说法行不通，刘弘跟吕后真有多少感情吗？前少帝刘恭不就是因为母亲被吕后杀了，发出怨言而被吕后毒杀的吗？
我的结论是：“假皇子说”就是周勃陈平等“功臣派”为了达成“反吕统一战线”，抛给刘襄刘章兄弟的一个诱饵！
当时的形势是，吕家掌控了南军和北军，从皇宫到京畿地区都在吕家武力控制范围内。周勃虽是太尉，练军营都进不了。要想除掉诸吕，实力雄厚的刘襄刘章兄弟，才是这场棋局的胜负手！
事实也是如此，如果没有刘襄的大军出动，没有刘章做内应干掉吕产，想除掉吕氏那就是天方夜谭。
怎么才能拉拢刘家兄弟入伙呢？皇位！还有什么诱惑比皇位大呢？于是“功臣派”抛出“假皇子说”，心有灵犀的刘家兄弟，仿佛由此看到了周勃陈平们抛过来的媚眼。于是，统一战线顺利达成。
这就是刘弘被杀害的原因，他成了诛灭吕氏的谈判筹码！
疑点二：刘襄为什么出局？“革命”成功后，上位的为什么不是“计划”中的刘襄，而变成了谁也没想到的刘恒呢？
有人说，刘襄刘章兄弟太能干，不好控制，刘恒似乎柔弱些，所以选了他。有点牵强，如果说好控制，刘弘就是最好的人选，不应该是刘恒。
我觉得理由很简单，如果刘襄登基，谁是第一功臣？毫无疑问是刘章、刘兴居，而不是周勃、陈平。如果扶立另外一个人，毫无疑问第一功臣的桂冠就是周勃和陈平！
这才是刘襄必须出局的根本原因。
那么为什么是刘恒？当时的候选人只有刘襄、刘恒和刘长，只有刘恒最合适。
疑点三：周勃的反常举动刘恒登基之前真的一无所知吗？我觉得不大可能，以陈平的谋略，他不可能不在诸吕行动开始前，就盘算好下一任皇帝的人员。革命打天下，为谁打先得弄清楚嘛，否则跟谁讨赏钱？
所以，刘襄的出局绝不是最后讨论才产生的结果，而是尽在计划中。当初抛给刘襄的“假皇子”说纯粹就是个骗人的诱饵，他们最终的目的是要把“假皇子”当砝码，卖给他们选定好的下一任皇帝刘恒。
真相应该是，诸吕行动开始前或行动中，功臣派就已经联络上了刘恒！并且双方应该达成了协议，不过这个协议并非刘恒亲自参与，而是他的委托人薄昭一手代办。
这么说有证据吗？有两件事也许可以作为佐证。
第一件事是刘恒进京当日，周勃曾经迫不及待地表示，有重要的事需要向皇帝私下汇报，结果被汉文帝以“皇帝无私事”为由拒绝了。周勃有什么事需要“私下”汇报？我觉得就是让汉文帝亲口承诺一下协议内容，汉文帝心知肚明，他不能刚坐上皇位就受人要挟，于是一口回绝。
不光如此，刘恒还有一个很耐人寻味的举动：不接受皇帝印玺！如果了解了他们之间的这段故事，就很容易理解汉文帝的心思，他分明在对周勃说：少跟我扯协议的事，如果你有胆量现在就反悔，皇帝的印玺就在你手上，你可以试试！
周勃此时已经骑虎难下，他哪有反悔的余地，只能三番五次请求刘恒收下印玺，等于在对刘恒说：皇帝，俺错啦，协议不协议您说了算！
第二件事就是公元前176年，周勃已经退休在家，却无缘无故地被诬告谋反，被投进监狱。这件事也很吊诡，本来已经处于安度晚年状态的周勃，突然间心生恐惧，总觉得皇帝要杀他。后来果然有人告他谋反，把他弄到监狱审讯了几个月，最后还是薄太后求情才放了他。
我查了一下史书，周勃的恐惧感，很可能跟刘兴居的造反有关。刘恒登基，诸侯王们心里一直是不大服气的，这个状态到他孙子汉武帝才得以根治。刘兴居造反让汉文帝的神经立刻紧绷起来，他担心这个时候，如果周勃说出他们之间的协议，那么诸侯王们一定会借着刘兴居造反的“东风”，打出刘恒地位非法的旗号，完全有可能把他轰下台！
所以，刘恒为了防止意外发生，必须想办法控制住周勃。周勃很可能是得到了薄昭的信息，才表现出突然的恐惧。薄昭为啥给周勃透露信息，很简单，对他们的协议，薄昭也是知情人，同病相怜，周勃出事也可能带出他。
好在周勃很知趣地闭紧了嘴，所以谋反案不了了之，说白了就是他跟刘恒之间的默契：我坚决闭嘴，你别杀我！
综上所说，刘恒即位绝不是什么“天上掉馅饼”，而是他早就和功臣派谋划好的事，您认为呢？
历史上真实的缇萦救父是怎样的呢？
缇萦，汉文帝时太仓令淳于医之女，事迹见于《孝文本纪》和《扁鹊仓公列传》。文帝十三年五月，淳于医因行为不慎，触犯法律，按规要去长安处以肉刑。汉代肉刑断损肢体，轻者致残，重者会死。五个女儿在后边嘤嘤哭泣。太仓公将行，骂其女说：“生子不生男，有缓急非有益也！”
小女缇萦自伤泣，于是随父到长安，上书汉文帝说：“妾父为吏，齐中皆称其廉平，今坐法当刑。妾伤夫死者不可复生，刑者不可复属，虽复欲改过自新，其道无由也。妾愿没入为官婢，赎父刑罪，使得自新。”书奏天子，天子怜悲其意，下诏废除肉刑。缇萦上书，陈述肉刑之过，甘愿入官府当婢女，替父赎罪，求让父亲能有改过自新的机会。情、理俱在，感动孝文，从而使肉刑废除，父刑得免，并为一朝百姓造福。缇萦可谓一位急智勇敢的孝顺才女。正如太史公所称赞：“缇萦通尺牍，父得以后宁。”
汉初，高祖、惠帝、吕后时期，汉朝在法律制度上承袭的是秦制，也就是汉初二十多年间，尽管改朝换代但是在法律上还是很严苛。缇萦救父很是出名，一方面表现了一个古代女子的胆识和孝顺，另一方面是在促使汉代法律改革上有着重要的意义。缇萦上书中并没有过多在案情上纠缠,而是着重批评肉刑的不合理,正好与汉文帝的改革意图一拍即合。文帝“悲其意,此岁中亦除肉刑法”,表面上成全了缇萦的孝道,实际上则使之变成普惠之法。既为父亲争取了生存机会，也给了政府一次机会，以此为契机,全方位改革承袭自秦代的法制。
《汉书·刑法志》记载了这次因案立法的重大改革,其中的几句话很可能是汉文帝的原话,他说:现行法律体系中有那么多肉刑,犯罪却没有得到扼制,表面上错在犯罪者,实际上政府也有一定的责任。政府的责任在于要对民众进行教育,让他们知道什么可以做,什么不能做。如果不加以教育,就用断肢体、刻肌肤的方法,惩罚那些犯了错的人,那么他们即使想改恶从善也来不及了,更何况仍会有其他人再次走上犯罪的道路。因此,我们应该取缔这些残害肉体的刑罚,代之以更具实际教育和惩戒功能的刑种。
古代最惨的刑罚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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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起酷刑，我们会想起来满清八大酷刑之类的名字。凌迟等让人不寒而栗的刑罚，都在这些酷刑之内。
但是要知道，凌迟是一个技术难度挺高的刑罚，需要把人割多少刀之后，还能不让人断气，从而达到让罪犯生不如死，死去活来的效果。其实清代地方上比较普遍使用的，是一种叫站笼的刑罚。在清代世俗小说《老残游记》中就有关于站笼的描述：
一个在曹州府任上的官员，竟然用了一年时间，将盗贼四起，无一天没有盗案的地方，治理得路不拾遗！这个官员究竟有什么神通之处，竟然能如此厉害？原来这个官员就是用这种刑罚——站笼。一年多的时间，站笼站死了两千多人！这真的是太害怕人了，所以境内竟然被治理成了路不拾遗、夜不闭户之景象。虽然是小说中的描述，但是站笼这个刑罚，确是真实存在的。站笼又称为立枷，据说是明朝武宗时候一个大宦官刘瑾创制的，犯人的头部被枷固定，站在一个四周是木栏的笼中，不能动弹，站进去，不吃不喝的，谁受得了，所以如果没人管得话，风吹日晒，站几天就死了。还有更坏的办法，就是将站笼底下的垫脚之物去掉，人就卡着脖子悬在笼中，那样死得更快。
这样的刑罚，还是在公开场合进行的，很多人都可以看着，这样更是增加了恐怖的气息。达到教化民众的作用。
《老残游记》所言的一年站死两千多人，当就是用的这种站笼，因为做起来比较容易，相对于凌迟这些刑罚，在清代基层使用广泛。跟多历史类原创内容，欢迎关注@历史宝藏。刑不上大夫哪种解释是正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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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出自《礼记》。这句话前面还有几句，要完整来看，意思可能更容易理解。
故君子戒慎，不失色于人。国君抚式，大夫下之。大夫抚式，士下之。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刑人不在君侧。——礼记·曲礼在这里可以很清楚的看到，这段话所强调的主要是政治秩序。国君、大夫、士，庶人不是在这个序列里，而是处于这个序列的最底端，没有提及。
礼和刑在当时的意思和我们今天说的意思已经很不相同了。今天，我们可能会把礼理解为一种普通的礼仪、礼节、礼貌，把刑理解为刑罚。其实在春秋时期，都不是这个意思。
春秋时期的礼首先是一种制度性的规定，婚丧嫁娶都有一定的制度性的礼仪规定，也就是我们今天常说的礼制，而不是礼仪。
比如说，祭祀在古代是非常重要的礼制。关于祭祀的制度规定是，天子七庙，诸侯五庙，大夫三庙，庶人没有。
也就是说，天子可以为自己的七代祖先立庙祭祀，诸侯可以给自己的五代祖先立庙祭祀，大夫可以给自己的三代祖先立庙祭祀，但庶人是没有的。
比如三国时期蜀汉丞相诸葛亮对国家有大功，在蜀汉国内又有惠政，所以他死的时候，蜀中老百姓都很怀念他，希望后主刘禅能够在成都为他立庙，可以让老百姓祭祀。但是刘禅没有同意。
很多人说，这是因为刘禅对诸葛亮在世时独揽大权，刘禅对自己“政由葛氏，祭则寡人”的处境非常不满，对诸葛亮怀恨在心，所以不允许老百姓为诸葛亮立庙，不让老百姓祭奠他。
这么说的人就是没有搞清楚，在都城立庙，在当时来说，是一个违背礼制的事情。为什么呢？因为都城是有皇帝的祖先庙庭的，也就是天子七庙，其他人是不能再都城立庙享受祭祀的。
那么，什么情况下会为自己的祖先在天子的都城立庙呢？比如说曹操在死前，汉献帝特赐他在都城为自己的祖先立庙；司马懿在高平陵之变后，已经控制曹魏政权的内外军政大权，封晋公，当时的曹魏皇帝齐王芳就特赐司马懿在都城洛阳为自己的祖先立庙。
而曹操和司马懿这么做的时候，其实是已经完全不把皇帝放在眼里了，所以他们是明知道自己这么做违背礼制，但他们要的效果就是通过违背礼制，来让天下人都明白，他们已经准备取代现在的皇帝了。
在刘备死后，受刘备遗诏和诸葛亮一起辅佐刘禅的李严为了取悦诸葛亮，就曾劝诸葛亮受九锡，晋爵称王，诸葛亮拒绝了。所以，在刘禅看来，虽然老百姓都要求为诸葛亮立庙祭祀，但他坚持反对，恰恰是对诸葛亮的爱护。
因为，只要在都城立庙，就让诸葛亮前面的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变成了谋权篡位。君子爱人以德，所以是爱护诸葛亮始终忠诚于汉室的公众形象。
再比如说，郊祀天地在古代一直都是天子才能行的礼仪，其他人都是不能搞的。三国时期，刘表在荆州私自郊祀天地，就被很多人视为刘表有不臣之心的证据。
还有与等级相对应的官属、仪仗、侍从，甚至还有出行时的工具，也就是当时的王侯出行所用的车马，也是与等级相对应的严格规定的。刘焉在四川有不臣之心，就私自造了很多天子乘舆，就是为日后称帝做准备。
也就是说，礼制在当时是整个国家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秩序的重要组成部分，不只是今天社会文化意义上的礼仪。而当时的社会还是一个社会等级非常森严的社会，每个等级都有与之相对应的礼法规定。在这个礼法秩序的基础上，才有儒家理想的政治秩序，君君臣臣，父父子子。
刑在当时也不是今天我们所理解的刑罚的意思。春秋时期还没有今天的刑罚，当时所谓的刑，主要是指肉刑。比如在西汉文帝之前，所谓的五刑就是指指墨、劓、刖、宫、大辟，全部是对人身体的伤害。一直到隋唐以后，五刑才变成笞、杖、徒、流、死。
比如商鞅变法时，秦孝公太子犯法，商鞅认为要坚持执法，就把太子的师傅公子虔施以黥刑，公孙贾施以劓刑。此外，孙膑受过刖刑。汉文帝时期对刑罚进行了改革，但仍然保留着一部分肉刑，司马迁受宫刑就在汉武帝时期。
所以，《礼记·曲礼》说“刑人不在君侧”，意思就是说，受过肉刑的人不应该在君主身边。这不是歧视，而是在当时的观念看来，受过这种刑罚处罚的人心术不正，他们在君主身边，不利于君主修身养性。
从这个角度说，所谓的“礼不下庶人”的意思就是，每个社会等级都应该适用相应的礼仪制度规定，而庶人是在这个制度规定之外的，庶人没有相应的礼制规定，就不应该适用这一套。而“刑不上大夫”的意思则是，大夫、诸侯都是有一定社会地位的，应当给予他们相应的尊重，不要适用肉刑。
当然，这套关于礼制和刑罚的规定都是建立在奴隶制基础上的。随着奴隶制的崩溃和封建制的兴起，这套秩序实际上在战国时期就已经崩溃了。
比如前面提到的商鞅变法中，就是在贯彻“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的理念，这和刑不上大夫已经完全不一致了。礼不下庶人随着门阀士族体系的崩溃，也逐渐崩溃了。但这个过程持续得时间相当长，前后近千年，差不多到隋唐时期才大体完成。
司马迁是因为什么被关在狱中？
司马迁，字子长，左冯翊夏阳人（今陕西韩城县）。约生于公元前145年（景帝中元五年），卒于公元前90年（武帝征和三年），是我国一代伟大的史学家、思想家和文学家。
01游历出巡，通古察今。司马迁于公元前145年生在夏阳克门（今陕西韩城县）。事实上，司马迁世代居住的地方在韩城县以南二十里的芝州镇，后来他的墓和祠均在此。说司马迁生于龙门，无非是想突出他祖居关中的优越感。
司马迁生在一个世代为官的家庭。司马氏世典周史。司马氏家庭自从“去周适晋”以来，分散在东周各地做官。到父亲司马谈时，任武帝的史官。司马迁出生于这样一个家庭，不仅受到家风的影响，而且也受到地方文化浓烈的熏陶，这就为他后天的发展打下了基础。
少年时代的司马迁，自谓“年十则诵古文”，而一生中对他产生过很大影响的则是他的两位老师董仲舒和孔定国。司马迁约在公元前130年左右随父移居长安，师从于西汉著名的大经学家董仲舒。从董仲舒那里承袭下来的哲学思想，经过司马迁的探索和衍生，最终转化成为他后来的史学之观点。同一时期，司马迁还随孔定国学习过《古文尚书》。
司马迁20岁时，得到父亲的允许和支持，开始周游全国各地。司马迁这次考察的主要目标是中国的南方，特别是长江流域的楚地。从武关径南阳（今河南南阳市），至南郡（今湖北江陵县）渡江。注重访问古迹，集佚史料，探访隐士高人，搜集古风民谣，考察人情世故。一路上，凭吊屈原，访九嶷山，思大禹，想勾践……从古代的历史遗迹和传说中，司马迁一面感叹古今王朝的兴衰变迁，一面力图从中寻找出历史发展的规律，这无疑是他这次游历深有感触的地方。
领略江南之秀丽景色和历史遗风，司马迁渡江北上。过淮阴，吊韩信，过曲阜，追思圣人，访听孟尝君的故居，遗憾西楚霸王的勇武，欣赏刘邦的大志，离睢阳游大梁，慨叹函谷关险。
除了这次游历外。后来还曾几次随汉武帝出巡各地。公元前110年，奉汉武帝之命出使到巴蜀以南，“南略邛笮、昆明”。这就使得司马迁有机会对西南的少数民族有较深入的了解，对当地人民的政治、经济、社会生活和民俗作了详细的调查，成为不可多得的珍贵的历史资料。公元前110年10月，司马迁随汉武帝率大军10万，北巡朔方，又东巡海上，礼拜嵩山后又东上泰山封禅。这样，司马迁不仅感受到了许多经书故纸里所没有的东西，而且对汉武帝有了进一步了解。
司马迁年轻时的游历和出巡，使他踏遍了祖国的名山大川。后又奉诏出使西南腹地，尽观当地之奇风异俗。通过游历，使他亲自感受到汉之强盛，他面对当时这样一个大一统的中央帝国历史的荣辱兴衰，时时刻刻激发着他写一部反映华夏民族的历史巨著。
02子承父职，忍辱著书。司马迁游历归来后，约在25岁左右做了一名郎中。公元前110年，汉武帝东巡到泰山“封禅”，司马谈作为史官本应参加，大概汉武帝对他有些不满意，竟让他留在洛阳，“不得与从事”。司马谈遭如此冷遇，所以他伤心至极，竟“发愤而卒”。临终前司马迁“俯首流涕”地答应了父亲的遗愿，下决心写成一部继《春秋》之后的伟大史作。
公元前108年（汉武帝元封三年），37岁的司马迁承父之职，被汉武帝认命为太史令，这是他成为用学术著作和思想影响社会的治学者的开始。公元前104年（太初元年），他又主持并参加了修改历法的工作，修成的新历法就是有名的“太初历”。汉武帝对此历大为赞赏。这一年，司马迁开始了《史记》的写作。
司马迁与汉武帝同时代，汉武帝固然是一个有雄才大略的君主，但同时又是一个好大喜功，专横拔扈，崇尚武功的皇帝。而司马迁自以为有“世典周史”的光荣家史，况且又秉承父志，尽可能的秉笔直书，尊重历史事实，这便是史官与统治者之间不可能达到统一的表现。
公元前99年（汉武帝天汉二年），汉武帝派贰师将军李广利、李陵出兵酒泉、居延，击匈奴。李广利军队损失十之六七，逃回。李陵被迫无奈投降匈奴。消息传到朝廷后，引起极大的震动。司马迁认为李广利实际上是无功而归，惟有李陵将军与匈奴打了硬战。只是讲了句公道话而已，而汉武帝武断地罪责于司马迁。
公元前98年（汉武帝天汉三年），有人说李陵要带着匈奴兵攻打汉朝，汉武帝信以为真，杀了李陵的全家。司马迁也因李陵之案被判了死刑。在汉代免除死刑有两种办法：一种是用五十万株钱来赎死罪，另一种是受宫刑（或称腐刑），司马迁只是一般的小官，哪有这么多钱来赎罪，选择了宫刑，忍奇耻大辱，立誓完成一部伟大的史著，让后人广为传诵，让人们以史书为镜，看到当时社会里的种种黑暗和不平。
公元前96年（汉武帝太始元年），司马迁受大赦出狱。汉武帝此时也因李陵案深疚于司马迁，升他为中书令。中书令一般由宦官担任，司马迁任此职，无疑又压上一块屈辱之石于头上，他更加发愤，要将《史记》顺利完成。终于于公元前91年（汉武帝征和二年），《史记》基本完成了。他从公元前104年开始撰写，到正式完成，一共用了14年时间。司马迁死后，他的外孙才将这部历史巨著公诸于世。
03史家绝唱，精神千古。《史记》最早叫《太史公书》，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完整的纪传体通史。
《史记》全书由5个部分组成：一、本纪12篇，给在一定时期内掌握最高统治权力者写的传记；二、表10篇，又分为“世表”、“年表”、“月表”3种，按世、年、月分另记载历史大事，作为“本纪”的补充，并可以和《史记》其他记事互相阐发；三、书8篇，是对重要的典章制度，天文现象、政治设施和社会经济生活的记录；四、世家30篇，主要是给掌握个别地区的统治权而世代相承的王侯写的传记，较之“本纪”，除了记载人物的名分和地位有所不同外，编次和用意大致相同；五、列传70篇，其记载的范围很广，包括了过去历史上的各个时代的形形色色的社会各阶层各方面的代表人物。起自黄帝，下至汉武帝元年（前122年），全书共130篇，约526000多字。
《史记》作为我国第一部完整的纪传体通史，司马迁本着“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系统、生动、深刻、多方面、多层次地记载了我国自有文字以来的历史发展过程。司马迁以其严谨的治史之方法，以气势磅薄之文风，以优美犀利之文字反映了我国多民族人民的生产、经济、生活、风尚和政治、军事斗争，学术思想建树，以及各种制度的建立和沿革。司马迁不以个人的好恶为出发点，以历史事实为依据，秉笔直书，不仅反映出帝王将相和高层统治者们的生活，也以其宏大的历史画卷，展示了各个时期的各类人物的生平大事，对他们进行客观的褒与贬，进行适当的历史评价。《史记》所及人物之多，记载各类事件之详备，修史态度之严谨，堪称我国史书之一绝。
司马迁忍辱著书，以自己强烈的主观愿望，表现其时代精神。他继承圣贤们的遗教，以其精深的思想和精神而完备的思想体系，窥始察源，见盛观衰，把古今变化之势理，王业的兴衰，个人的遭遇，通贯历史发展的脉胳。《史记》为后人治史开创伟大的先例，为后世的各类史家治史树立了光辉的典范，他寓论于史，让后人有一面历史的镜子，去观察评判历史人物，从而找出可借鉴之处。
《史记》气势宏大，雄浑粗犷，文字优美，人物描写充满了豪勇之情，且有血有肉，栩栩如生。因此《史记》在我国文学史上也占有重要的地位。鲁迅先生称其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司马迁作为中华民族文化最杰出的代表人物之一，唤起了一代又一代中国人的心底共鸣，他的精神和《史记》将永远在中华民族的历史长河中奕奕生辉！他的名字将光照千秋，万古长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