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历代皇帝，宋朝的荒唐皇帝宋徽宗到底有多荒唐？
宋徽宗赵佶，一个艺术成就很高却治国无能的亡国之君，一个顶着“青楼天子”帽子的荒唐皇帝，随着“靖康之变”的发生，被金军掳掠到北方饱受摧残折磨而死，最终以国破家亡的代价为他荒唐无耻的一生买单。
作为宋神宗第十一子的端王赵佶本来没有机会登上皇帝之位，可历史就是这么巧妙，25岁的宋哲宗因病早逝却没有留下儿子，于是经过一番朝堂争辩，在向太后的一力主张下哲宗异母弟赵佶被立为皇帝，他就是宋徽宗。
对于赵佶是否被立为皇帝，当时宰相章惇就指出：“赵佶轻佻不可以君天下”。据说在他出生之前，其父宋神宗曾到秘书省观看收藏的南唐后主李煜的画像，“见其人物俨雅，再三叹讶”，随后不久宫里就传来赵佶降生的喜讯，“生时梦李主来谒，所以文采风流，过李主百倍”。
这一切让赵佶的出生来历覆盖了一层神秘色彩，好像预示着南唐李后主重生，一个文采风流、艺术成就很高却做了亡国之君的人，熟悉的历史又将重演。对于宋徽宗赵佶，主编《宋史》的元朝丞相脱脱一句话概括：
“宋徽宗诸事皆能，独不能为君耳！”
设立行幸局，以青楼妓馆为家的“青楼天子”在中国历史上记载了很多风流帝王，“后宫佳丽三千”这个词很好体现了作为皇帝的女人之多，其中还有一些皇帝不满足于此，他们常常微服民间强占民女，逛妓院巡幸妓女，有的甚至因此染性病身亡，留下千古笑柄，但要说在这一行最出名、做出了表率作用的还要属宋徽宗赵佶这个“青楼天子”。
宋徽宗赵佶还是王爷的时候，就喜欢游幸青楼歌馆，他身份高贵，又精通文墨绘画、擅长蹴鞠游戏，很受青楼妓女们的欢迎，凡是汴京城中有名的妓女都和他有染，有时还将喜欢的妓女乔装打扮一番带回王府中长期占有，是有名的风流王爷。
作为哲宗皇帝的弟弟，赵佶的行为放浪形骸，正因此不会对皇权构成威胁，宰相大臣们也更加放心，这才是宗室该有的样子嘛，此时的他并没有迎来骂名，顶多一句行为不检了事。
可是赵佶当了皇帝后却依然禀性难改，对于治国理政毫无兴趣，继续过着糜烂荒唐的生活。
宋徽宗赵佶为人风流，自然后宫佳丽三千，美女如云，可时间一长他就觉得索然无味，于是经常微服出宫寻找刺激。
当时汴京城中有个叫李师师的妓女非常有名，她色艺双全，为人慷慨有侠名，号称“飞将军”。对于这个称号我琢磨了很久很是不能理解，一个妓女为什么取这么个名号，难道她的身世和西汉的飞将军李广有关，或者她的箭法很厉害？总之李师师的名气成功引起了宋徽宗赵佶的注意，于是经常微服出宫到李师师家里过夜，后宫众多佳丽全成了摆设。
因为常常微服出宫寻欢作乐，为了方便出行，也为了遮掩不让朝臣们发现，于是脑洞大开的宋徽宗赵佶专门设立了“行幸局”这个官署机构来负责出行事宜，更加荒唐的是行幸局的官员还处处帮助宋徽宗撒谎，以应对各方的问询。
时间一长，关于皇帝经常出宫游幸青楼妓馆的事情被精明的朝臣们得知了，毕竟宋徽宗当王爷时有前科啊，可是没有人敢过问。更加可笑的是，宋徽宗每次出宫和回宫时都小心翼翼的，生怕被人发现了，他自己也明白其行为并不是什么光彩的事。
但终究有大胆不怕死的，秘书省正字曹辅实在看不下去了，上奏疏劝谏宋徽宗应当爱惜龙体（不要老去逛妓院），以免成为天下人和后人的笑柄。宋徽宗听后恼羞成怒，不但不听从谏言，还命人以污蔑天子之罪将曹辅发配郴州，可怜一个忠臣就这样被赶出京城，就因为说了一句真话，可见宋徽宗赵佶的荒唐。
书画艺术成就很高却“不务正业的皇帝”宋徽宗赵佶和他的前辈祖宗宋仁宗简直是两个极端：宋仁宗是“百事不会，只会做官家”，堪称皇帝专业户；而宋徽宗是“诸事皆能，独不能为君耳”，是皇帝中“不务正业”的典型。
宋徽宗自幼爱好笔墨丹青、骑马射箭，连蹴鞠游戏也玩得极好，对奇花异石、飞禽走兽有着浓厚的兴趣，尤其在书法绘画方面，更有着常人难以企及的天赋，总之一句话：琴棋书画、吃喝玩乐都在行，但是当皇帝就算了，没那份能力也没那时间，可他偏偏做了皇帝。
宋徽宗酷爱艺术，在位时将画家的地位提升到中国历史上最高的位置，还专门成立了翰林书画院，即当时的宫廷画院，以画作为科举升官的一种考试方法，这在历朝历代中是绝无仅有的。
宋徽宗还是工笔画的创始人，艺术主张强调形神并举，提倡诗、书、画、印结合。他用笔挺秀灵活，舒展自如，充满祥和的气氛；他注重写生，体物入微，以精细逼真著称，相传他曾用生漆点画眼睛，更加生动、栩栩如生，令人惊叹；他的画取材于自然写实的物像，构思巧妙，着重表现超时空的理想世界。
可以说，宋徽宗赵佶是历史上唯一真正拥有较高的艺术涵养和绘画才能，并真正称得上画家的皇帝。
相比绘画方面的才能，宋徽宗赵佶在书法方面的造诣更高，他自创出独树一帜的“瘦金体”书体，成为历史上开一流派的书法大家。
宋徽宗作为皇帝，本应把时间都花在处理国家政事上，可惜他不务正业，对书画艺术方面的追求更加痴迷，几乎是废寝忘食；同时为了满足自己生活上的奢侈享受，在南方采办“花石纲”运送奇花异石，在汴京修建“艮岳”大肆修建园林，不管老百姓的死活，酿成了一次次农民起义，严重威胁了北宋的统治。
因“靖康之耻”饱受折磨而死去的荒唐皇帝宋徽宗赵佶除了喜欢流连青楼妓院，痴迷书画艺术，在国家政事上却是昏庸无能，甚至荒唐的。
“六贼之首”蔡京因擅长书法受到同样是画家、书法家的宋徽宗赏识、重用，很快就做到了宰相。但蔡京是一个奸臣，他结党营私、排除异己、卖官鬻爵，还巧立名目、增加赋税、搜刮民财，可以说是无恶不作，在他的带领下，朝堂上乌烟瘴气，地方上贪官污吏横行，导致各地民不聊生不断爆发农民起义，而宋徽宗对此却完全不了解，或者说他没有时间去处理，因为他太忙了，忙着逛青楼、修园林，忙着自己的书画艺术。
宋徽宗还重用“六贼”之一的朱勔，让他在江南为自己搜求各种奇花异石，用船从淮河、汴河运入京城，号称“花石纲”。此役连年不绝，而朱勔利用采买花石对两浙民众进行百般勒索、巧取豪夺，使得很多富户中产纷纷破产，老百姓惨遭涂炭，最终引起规模宏大的“方腊起义”，起义虽然失败了，但也证明了宋徽宗统治时期朝政的黑暗腐败，而这一切的开端只是为了满足皇帝的个人荒唐喜好，全然不顾老百姓的水深火热。
宋徽宗在军事上目光短浅，不顾唇亡齿寒的道理联金抗辽，企图收回燕云地区，又重用宦官童贯统军，结果二十万大军在与辽军的战斗中一败再败，不但没有达到收复燕云的目的，还在金军面前暴露了宋军腐败、战斗力低下的弱点，为“靖康之变”的发生埋下祸根。
果然，没过几年，灭亡辽国的金军率军南下，而宋徽宗因为害怕金军，赶紧把皇位硬塞给了自己的儿子宋钦宗，自己做起了太上皇，以为这样就可以心无旁骛地研究他的书画、花石，心真够大的。1126年，金军攻破汴京，俘虏了徽、钦二帝，据说宋徽宗听到皇宫财宝等被掳掠毫不在乎，等听到皇家藏书、画作也被抢去，于是着急忙慌想要阻拦，见不管用才仰天长叹几声，在宋徽宗心里亡国败家也不及他的书画重要啊。
1127年，宋徽宗被金军押送到北方，一路上虽然饱受凌辱，却依然不忘写诗，如：“彻夜西风撼破扉，萧条孤馆一灯微。家山回首三千里，目断山南无雁飞。”真不知道说什么好了，这个时候还能诗情画意，不愧是书画皇帝，1135年，在金国被囚禁九年的宋徽宗因不堪精神折磨死去。
小结历史上文采风流，能写诗赋词的皇帝还有隋炀帝、陈后主、李后主，他们同样是亡国之君，而宋徽宗赵佶在其中绝对是佼佼者，“书画皇帝”之称名副其实，可惜身为皇帝却荒唐无耻、不务正业，假使他没有当皇帝，那么在书画艺术方面或许有更大的天地和成就。
为什么以前上朝都可以带剑？
因为皇帝觉得臣子带剑上朝不安全啊。
就算上朝可以佩剑时，也是在得到君王特许的前提下，不是什么人都能佩剑上朝，古代“剑履上殿”是一种相当特别的恩遇，汉朝开始，臣子带剑已受到严格限制，而从唐朝开始，就已严禁佩戴刀剑进入皇宫之内。
先秦时代，也并不是谁都能佩剑《史记·秦本纪》记载：简公六年，令吏初带剑。
秦国秦简公时期开始，秦国正式开始允许官吏们可以佩戴刀剑，在此之前，秦国除了作战的将士之外，绝大多数人素日里并不被允许佩戴刀剑，就更别说臣子佩剑上朝。
剑，被誉为“百刃之君”，在我国的历史非常悠久，而先秦时代的不少君王都非常喜欢剑术，但由于当时冶炼技术与经济发展水平的限制，剑属于比较奢侈的物品，寻常人不仅没有资格佩戴，也是买不起的，列国之中仅有贵族可以佩剑。
《初学记》记载：古者天子二十而冠，带剑，诸侯三十而冠，带剑，大夫四十而冠，带剑，隶人不得冠，庶人有事得带剑，无事不得带剑。
这里的“有事”指的是有战事，其他时候，不允许随便佩剑。
秦汉开始佩剑普及，但不准随便带剑入朝相传秦始皇一生屡屡遇刺，所以在其称帝之后，收缴了天下所有的私兵，不过按照汉朝的相关记载，当时民间依旧有人佩剑，比如韩信与刘邦。
刘邦持剑斩白蛇的故事众所周知，而关于韩信有剑的记载，也很有名气。
司马迁的《史记》记载：淮阴屠中少年有侮信者，曰：若虽长大，好带刀剑，中情怯耳。众辱之曰：信能死，刺我，不能死，出我袴下。
这个故事就是著名的韩信受胯下之辱的事，而在这里叙述了一个事实，那就是韩信从小就喜欢佩戴刀剑。韩信的家世不算低但也不算高，而当时一把剑是非常珍贵的，汉朝有“卖剑买牛，卖刀买犊”的说法，当时一把普通的剑能换一头牛，一把刀能换一头小牛。
跟随刘邦的一群人大多都出身草莽，没啥文化，所以行为都没什么规制，叔孙通向刘邦建议，君臣如此不成体统，必须要建立朝会礼仪制度，得到了刘邦的肯定。
而在礼仪制度建立以后，汉朝开始禁止臣子佩剑。
《汉书》记载：诸臣带剑，至殿阶解剑。
换句话说，贵族臣子们虽然平时可以佩剑，但上朝的时候就不准带剑，在宣室殿前就要把剑拿下来，不能带到朝堂里去。
当然，这项规定也是看人的，萧何功勋卓著，所以得到了刘邦的特许，他能够穿着鞋带着剑进入大殿，也因此，在古代“剑履上殿”被视作功臣的最高礼遇之一，其他人，没得到皇帝的允准，绝对禁止带着剑出现在朝堂上。
为防止刺客，以木剑代替真剑魏晋南北朝时期，门阀盛行，而当时朝廷对于佩剑的态度依旧与汉朝类似，民间并没有禁止佩剑，而臣子们平时可以佩剑，但只能佩戴木剑。
南北朝时期，臣子弑君的时期屡见不鲜，为了防止被刺，当时规定臣子们只能佩戴木剑，而且在上朝的时候需要搜身，私藏刀剑之类，乃是死罪。
隋唐开始，禁绝刀剑出现在宫内《隋书·礼仪》记载：剑，案汉自天子至于百官，无不佩刀剑，东齐著令，谓为象剑，言象于剑，周武帝时，百官燕会，并带刀升座。
这里也可以看得出，北朝时期，受到鲜卑传统尚武的影响，当时的臣子依旧能够带刀剑上朝，而且不需要在殿外拿下来。隋朝建立之后沿袭了北周的制度，上朝不用脱鞋也不用解剑，直到开皇十二年，太常丞蔡征上疏，为防刺客，开始规定臣子上朝，必须脱鞋解剑。
唐朝禁止私自持有兵器，但是弓箭、刀剑、木盾与短矛不在禁止之列。
也因此，大诗人李白才会整天带着一把剑到处游走。
但是，唐朝严格不仅禁止臣子带着剑出现在朝堂，甚至宫廷之内，都不准外臣带剑进入。
贞观二年，时任吏部尚书长孙无忌入宫，未解剑而至东上阁门，后被监门校尉发觉，尚书右仆射封德彝参奏，按照《唐律疏议》，长孙无忌带刀剑入宫，流放二年，罚铜二十斤。
长孙无忌地位显赫，还是唐太宗李世民的大舅子，这般身份都受到了惩处，而且相对来说长孙无忌受的罚已经很轻了，换作是其他人可想而知。
整个唐朝，仅有唐文宗时期解除过臣子带剑入宫的禁令，不过那是他准备发动甘露之变。
宋朝开始普遍禁剑，但与重文轻武没关系很多人认为宋朝重文轻武，所以普遍禁剑，而事实上，这种想当然的无稽说法并没依据。
宋朝的确重文轻武，但对于佩剑这个问题，宋朝从一开始也沿袭了隋唐的制度，民间并不禁剑，而宫廷完全杜绝。
宋仁宗时期的进士刘牧在《送张损之赴任定府幕职序》中写道：云两河间夷未通好时，其民过邻里亲旧家，必带刀剑，霜降农闲，里胥长，会民习古战阵之法，居常畜健马干食，寇至里粮持剑，带甲上马，不悔战死，以怯为耻。
换句话说，当时民间非但没有禁剑，而且很多地方的农民还在农闲的时候学习兵法。
而苏轼在写给曾巩的《次韵和王巩·六首其一》中，也有“少年带刀剑，但识从军乐”的句子。
北宋时期大多数时候，虽然崇文，都不曾禁剑，而这种情况到了北宋末年出现了改变，由于当时的起义不断，为了遏制这种状况，宋徽宗下令开始禁了民间的刀剑，并且开始禁止百姓习武，《清明上河图》中，没有出现佩剑之人，而这也使得后来女真攻破东京的时候，百姓们都没有什么兵器能够用来抵御。
可以说，从秦汉时期，对于佩剑上朝就已产生诸多的约束，整体的约束就是臣子们平时能佩剑，但是上了朝堂之后就要解下来，不能够带进朝堂里去，除非有极其卓越的功勋并且得到了皇帝的允准，作为礼遇的话，极少数臣子能够带剑进入朝堂。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隋唐开始，“剑履上朝”之中，臣子有再大的功勋也不能带剑上朝，哪怕只是进入宫廷的范围也是禁止的，宋朝之后也基本延续了这样的制度。
允许佩剑上朝变成不准佩剑，其主要的原因就是两个：
第一，古代行刺弑君者实在太多，禁止带剑是为以防不测；第二，两宋之后风气逐渐偏文抑武，佩剑的传统全面没落，佩剑不再是身份的象征。所以，真正允许佩剑上朝的时代极少，几乎可以忽略，尤其是秦朝之后，大多数朝代其实都是禁止臣工佩剑上朝的。
唐代的宰相是三品官？
唐朝是一个非常有传奇色彩的王朝。唐朝（618年—907年），是继隋朝之后的又一个大一统中原王朝，在唐朝期间共经历了二十一帝，到灭亡共存在了二百八十九年。
617年，唐国公李渊在晋阳起兵，次年在长安称帝并建立唐朝。唐朝疆域空前辽阔，最鼎盛的时期，疆域东起日本海、南据安南、西抵咸海、北逾贝加尔湖，是中国自秦以来第一个未修建据胡长城的大一统王朝。唐朝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外交等方面均达到了较高的成就，是当时的世界强国之一。声誉远播，而且与亚欧国家均有往来。
在人们的潜在思维里都认为宰相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然而在唐朝宰相仅仅只是一个正三品的官位，这个官虽然大，那么正一品、正二品究竟是什么官呢？其实宰相并不是一个具体设置的官职名称，而只是一个代名词，或者一种通用叫法。
那么宰相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宰是主宰决断的意思，相有辅佐帮助的意思。那么也就是说宰相是帮助皇帝处理决断国家事务的人员或一个机构。宰相的具体官职有很多，比如大司徒，尚书令，太宰，内阁大学士，军机大臣等等，都可以理解为是宰相。
唐朝当时官员的品秩共分为九品，每一品又分为三十个级别。唐朝的宰相正常都是三品，那么正一品、正二品究竟是什么官呢？
一品官员-般指的是太师、太傅、太保、太尉、司徒、司空、天策上将等官职,但是里面有些都是虚职,像是太史、太傅等等就完全没有实权。
二品官员一般就是什么大都督等等 武将,比如程咬金就曾经在去世之后得到了这样的一个荣耀。在这里就可以看出来，-品、二品官的官职虽然高,但是要么是虚职,要么就是已经去世然后追加的荣耀, 唐朝的一品官职和荣誉，就从来没有给过当时在朝廷有实际权利的官员，就算是宰相也最多只是一个正三品官员，这就是唐朝从来没有正一品的宰相的原因了。
其实皇上这样做也是为了加强自己的中央集权，因为在当时差不多当上宰相的人都是外姓人，虽然他们也都是为皇上办事，但和皇帝毕竟不是一家子，所以皇帝就把正一品正二品的官职给了自己的宗亲或者是身边的人了。
皇帝知道就算自己宗室的人能力再不怎么样，至少他和自己是一家人，不会做什么出格的事。所以我们才看到了能当一二品大官的基本都是皇上的亲戚或者是他信得过的人。实际上作为三品官员的丞相依旧是权倾朝野。
唐朝之所以设立这么多的职位,其实就是为了加强中央集权,这不过是皇帝的一种政治手段罢了。欧阳修曾经这样评论道：“唐世宰相，名尤不正”。 唐朝宰相制度混乱的一个典型特点就是宰相职务的不正式性。
以唐高宗 唐玄宗 唐德宗为界 四个时间段宰相不仅仅是名称有所改变而且就连职务都是不完全相同的。所以说“名尤不正”。唐代宰相权力也并不是固定的，掌权的规则是多经变动。这种混乱自宋朝集权之后才有所改变，
唐朝进士别称有哪些？
唐朝的进士有“白衣卿相”之称。
科举从隋唐开始，当时的科举考试的科目比较多，学子们可以根据自己的能力，选择考试的科目。当时的考试科目有：进士、明经、明法、明算、明字、史科、道科、秀才等共50多科，涵盖了从诗词歌赋到经史子集，从法律历史到工程算术，从宗教艺术到医术民生，可以选取治国安邦所需要的各种人才。
在所有的科目中进士科是最难的，录取人数也少，通常每科只有十几人，后来增加名额也不过二、三十人，因此当时人们常说：“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也就是说三十岁考中明经科算是岁数大的了，但五十岁考中进士科绝对岁数不大，其难考可见一斑。孟郊四十六岁登上进士榜后的心情，在“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遍长安花”的诗句中表露无遗。
唐朝，进士及第后，要到吏部进行关试，才能得到官职。当时很多世家大族也参加进士科考试，及第后依靠家族的势力获得好的官位，唐朝有很多宰相是进士出身，因此当时人们也把进士称为“白衣卿相”。
邬思道离开雍正皇帝？
邬思道是电视剧《雍正王朝》里杜撰的一个人物形象，真实历史上并不存在。很多人牵强附会地将其与清世宗潜邸时期的旧人戴铎联系在了一起，说什么邬思道的原型就是戴铎。且不说已故凌先生原著《雍正皇帝》里已经有戴铎这个人物了，仅就电视路《雍正王朝》里的邬思道这个人物而言，他的遭遇与真实历史上的戴铎相差的也不是一星半点！因此，邬思道就是一个杜撰的人物形象，根本没有什么原型。
邬思道为何要离开雍正帝在电视剧《雍正王朝》里，邬思道是雍正帝潜邸时期的首席谋士。可以这么说，雍正帝之所以能够在一众兄弟中脱颖而出、直到最终顺利接班，邬思道功不可没！那么，为什么雍正帝即位之后邬思道却选择了离开呢？
剧中邬思道给出的理由是：自己是先帝钦定的罪人，而且是残疾之身。雍正帝让一个残疾之身位居朝堂之上，实在有碍观瞻。更何况，雍正帝如果用了自己，是先帝关自己关错了，还是雍正帝用自己用错了？无处不是设身处地在为雍正帝着想，无处不是冠冕堂皇！可实际上呢？他只是在打苦情牌，为的就是能够脱身……
作为雍正帝潜邸时期的首席谋士，雍正帝争储期间所有见不得光的东西邬思道都一清二楚！而且，他还为雍正帝顺利接班立下了大功。这样一个人对于帝王而言无疑是一个巨大的威胁！不仅有可能恃功而骄，甚至还可能抓住一些小辫子要挟皇帝，留不得！更何况，雍正帝在成为皇帝之后，要行的是帝王之道，而邬思道却是一个玩弄阴谋诡计的高手，他已经失去了原本的利用价值。雍正帝将来一旦无法满足他的要求、将他逼向了对立面，无异于是给自己增加了一个强劲的对手！所以剧中才出现了雍正帝即位当晚返回潜邸的那一幕，雍正帝回家干什么？说白了，就是回家处置邬思道的，其他都只是烟幕而已。
这一点邬思道也心知肚明，所以才打起了苦情牌。但是，这远远不够！于是便有了邬思道暗示雍正帝护驾的五路人马是由自己安排的那一幕，邬思道目的何在？邀功？非也非也，其实邬思道是在向雍正帝隐晦地表达另一层意思：“你能保证你周围没有我的人？你今天弄死我，明天说不定就会天下皆知！退一万步讲，你就那么确定你身边的侍卫里没有我的人？你能杀我，我未见得就杀不了你！”在赤裸裸的威胁之后，邬思道又打起了苦情牌，说什么十几年君臣际遇，与雍正帝感情深厚云云……云里雾里兜了一大圈，邬思道这才说出了自己想表达的核心内容——半隐！什么意思？“我隐退，但是我愿意终生接受你的监视！既不给你找事儿，又让你什么都能看得见。”最终，二人做成了这笔买卖，雍正帝这才放过了邬思道。
邬思道为何要投奔李卫而不是年羹尧在电视剧《雍正王朝》里，年羹尧和李卫都是雍正帝潜邸的奴才，也是剧中人物里彼时仅有的两个外放任职的雍正帝亲信。邬思道要半隐、接受雍正帝的终生监视只有他们两个选择。那么，为什么邬思道要选择李卫而不是年羹尧呢？
首先，剧中李卫与邬思道的关系更加亲近，并且还时常受到邬思道的教导、点拨，而邬思道与年羹尧的交集相对少得多。更重要的是，彼时的李卫还只是一个基层小官，年羹尧却已经是“国舅爷”、抚远大将军兼川陕总督了！邬思道想要以后的日子过得更加舒心一些，李卫自然是首选。
其次，邬思道选择李卫有一个于公于私都说得过去的理由——李卫不识字！邬思道去李卫那里还有发挥余热的空间，起码可以给李卫当当扫盲先生和幕宾。顺带着还可以帮立足未稳的李卫站稳脚跟、干出点名堂。反观年羹尧，他已经是节制三省四地的抚远大将军了，而且还是进士出身，邬思道去他那里基本上就是混吃等死，不是吗？
其三，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彼时的李卫只是一个基层的小官，直到清查山西藩库时也不过就是一个从二品的布政使而已。邬思道跟着他，雍正帝更加放心，邬思道翻不起什么大浪！去了年羹尧身边就完全不同了，年羹尧身兼抚远大将军、川陕总督，不仅拥有节制三省四地驻军的权限，还有“便宜行事”的权力！如果身边再多出一个邬思道这样的战略性谋士，会引发什么样的“政治化学反应”，恐怕连雍正帝自己都不敢想！一旦年羹尧生出野心，加上邬思道推波助澜，后果不堪设想……邬思道何等聪明之人，他怎么可能想不到？提都不要提！如果邬思道向雍正帝提起自己想去年羹尧那里，只能有一个结局，那就是命丧当场。雍正帝绝对不可能容忍这样的事情发生，即便起初没有起杀心，这时候邬思道也已经是必死无疑了！
综上所述，彼时邬思道看似有两个选择，实际上他别无选择，只能去李卫那里。年羹尧就是一枚定时炸弹，手握三省四地、十几万大军，已经遭到雍正帝忌惮了，再加上一个才比诸葛的邬思道，雍正帝还能睡得着觉吗？邬思道如果选择去年羹尧那里，只能是个死！即便雍正帝不将他当场斩杀，他也不可能活着走到青海，不是吗？邬思道何等聪明之人，他说的每一句话、做的每一件事都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怎么可能犯这种低级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