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浩瀚的中国古代思想长河中,孟子与告子的论辩无疑是一段闪耀着智慧光芒的篇章，这场思想交锋不仅展现了两位思想家各自独特的哲学观点，更在儒家思想的发展脉络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记，对后世的哲学、伦理等诸多领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孟子,名轲，战国时期邹国人，是继孔子之后儒家学派的又一位重要代表人物，被后世尊称为“亚圣”，他继承和发展了孔子的思想，主张“性善论”，倡导“仁政”学说，其思想体系以“仁、义、礼、智”为核心，强调人的道德自觉和内在修养，告子，虽其生平事迹流传甚少，但他在与孟子的论辩中所展现出的观点，却使他在中国思想史上占据了一席之地，告子主张“性无善无不善”，认为人性就如同湍急的流水，流向何方取决于外在的引导。
孟告之辩的核心议题之一便是人性问题,告子以“性犹杞柳也，义犹桮棬也；以人性为仁义，犹以杞柳为桮棬”来阐述自己的观点，他将人性比作杞柳树，将仁义比作用杞柳树制成的杯盘，在他看来，人性本无善恶之分，仁义等道德观念是后天人为加工的结果，就像把杞柳树加工成杯盘一样，而孟子则坚决反对这一观点，他反驳道：“子能顺杞柳之性而以为桮棬乎？将戕贼杞柳而后以为桮棬也，如将戕贼杞柳而以为桮棬，则亦将戕贼人以为仁义与？率天下之人而祸仁义者，必子之言夫！”孟子认为，如果按照告子的说法，将人性强行塑造为仁义，就如同戕害杞柳树来制作杯盘一样，是对人性的残害，他坚信人性中天然蕴含着善的种子，仁义是人性自然发展的结果，而非外在强加的。
在这场关于人性的论争中,孟子进一步阐述了自己的“性善论”，他认为人有“四端”之心，即“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这“四端”之心就如同人天生拥有的“四体”一样，是人性中本就存在的善的萌芽，只要人们能够加以培育和扩充，就能发展出完善的道德品质，而告子则坚持人性就像流水，“决诸东方则东流，决诸西方则西流”，人性没有固定的善恶倾向，全凭外在环境的影响。
孟告之辩还涉及到对“仁”与“义”的理解，告子提出“仁，内也，非外也；义，外也，非内也”，他认为仁爱之情是发自内心的，而义则是根据外在的行事准则来判断的，我们对自己亲人的爱源自内心的情感，这是仁；而尊敬年长之人，并非是因为内心自然的情感，而是因为对方年长这一外在事实，这便是义，孟子对此进行了有力的反驳，他以“吾弟则爱之，秦人之弟则不爱也，是以我为悦者也，故谓之内，长楚人之长，亦长吾之长，是以长为悦者也，故谓之外也”为例，指出无论是爱自己的弟弟还是尊敬自己的长辈，都是出于内心的情感和道德判断，仁义皆为内在。
这场关于“仁”“义”内外的论辩，反映出孟子和告子在道德根源问题上的不同见解，孟子强调道德的内在根源，认为人的道德行为是由内心的善性所驱动，道德是人性的自然流露，而告子则更侧重于外在的规范和准则对道德行为的影响，将道德的一部分因素归结于外在环境。
孟告之辩的意义不仅在于其本身的思想交锋,更在于对后世儒家思想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孟子的“性善论”为儒家的道德哲学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激励着后世儒家学者不断追求道德的完善和人格的提升，他的思想强调人的内在道德自觉，使儒家的道德教育更注重启发人的内心善念，培养人的道德情感和责任感，而告子的观点虽然在与孟子的论辩中未占上风，但也为儒家思想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反思和借鉴，他对人性和道德的独特见解，促使后世学者进一步思考人性与环境、内在道德与外在规范之间的关系。
从更广阔的视角来看,孟告之辩反映了战国时期百家争鸣的思想氛围，在那个思想活跃、学派林立的时代，不同的学术观点相互碰撞、交流，推动了中国古代哲学思想的繁荣发展，孟子与告子的论辩，是儒家内部不同思想倾向的碰撞，也是整个战国思想界多元性的一个缩影。
孟告之辩在儒家思想发展史上具有不可忽视的地位,它不仅展现了孟子和告子两位思想家的智慧和风采，更为后世留下了丰富的思想遗产，这场论辩所涉及的人性、道德等问题，至今仍然是哲学、伦理学等领域探讨的重要课题，它让我们看到，在古代先哲们的思想碰撞中，蕴含着对人类自身和社会发展的深刻洞察，这些思想的光芒穿越时空，照亮了我们前行的道路，也激励着我们不断探索和追求真理，无论是孟子的“性善论”，还是告子的独特观点，都成为了中国古代思想宝库中璀璨的明珠，值得我们深入研究和传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