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岳石文化与夏文化有什么关系？
夏时期的龙山文化（公元前2500年至前2000年）、二里头文化（公元前2200至前1800）及岳石文化（公元前1900至前1600年）一脉相承，中华文明至此延绵不断，这就是夏文化的主要脉络。
然而，问题是岳石文化与夏文化有什么关系？综合归结为文明初建与延续。下面且听我一一道来：
我们知道，大约在公元前3000年至前1500年这一千五百多年间，中国历史上发生了急剧动荡的社会大变革。这一变革可以用文明化、国家化或社会复杂化来概括，作为中华文明最早阶段的夏商周三代王朝文明，即诞生肇始于这一时期。
这一时期有一个大的分水岭，那就是公元前2000年前后，中国历史上首次出现了覆盖广大地域的核心文化。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文化核心就是二里头文化。
二里头文化在极短的时间内吸收了中华最广泛的文明因素，以中原文化为依托而迅速崛起。
二里头文化与后来的商周文明一道，构成华夏文明形成与发展的主流，确立了以礼乐文化为根本的华夏文明的基本特质。其中岳石文化处于第一阶段。
什么是夏文化？夏文化代表了什么内容？
夏王朝活动区域内的居民留下来的物质文化遗存叫夏文化。夏文化主要指龙山文化和二里头文化。
龙山文化被誉为华夏民族的祖先文化的源头：文明初建时期。我们通常所说的“中华文明五千年”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
公元前2500年至公元前2000年为龙山文化时期，广泛所指黄河中、下游地区大概在新石器时代晚期的一类文化遗存，属铜石并用时代文化主要分布在黄河中下游的河南、山东、山西、陕西等省。
龙山文化源自大汶口文化，为汉族先民创造的远古文明。
龙山文化是中国文明的史前期之一，是商文化的直接前驱。
山东龙山文化或称典型龙山文化，上承大汶口文化，下续岳石文化。
龙山文化，被认为是古代华夏族的祖先源头，也是汉族人的祖先华夏族部落的文化。受到了海内外华夏后裔的广泛认可。
二里头文化是约公元前二十一世纪（公元前2200年）至公元前十七世纪（公元前1800年）中国青铜时代的文化，该文化以发现于河南省洛阳偃师二里头命名。主要分布在河南中、西部的洛阳附近和伊、洛、颍、汝诸水流域以及山西南部的汾水下游一带。
最早的“中国”雏形
考古学研究表明，在东亚大陆，秦汉帝国问世前的春秋战国时代，中原式直刃青铜剑的分布基本上可代表文化意义上“中国”的扩展范围，其北、南、西界分别及于长城、岭南和四川成都平原。这一范围，恰好与二里头文化陶、玉礼器的拓展分布范围大体相合，意味深长。或许，“中国”世界的空间轮廓，早在公元前二千纪前叶的二里头时代，就已显现出了它最早的雏形。
最早的“王朝”“宫殿”
二里头是迄今可确认的中国最早的王朝都城遗址，发现有迄今所知中国最早的大型宫殿建筑群、最早的宫城、最早的青铜礼器群及铸铜作坊，还发现了最早的车辙痕迹，将中国发明双轮车辆的年代前推了300多年。
最早的“龙”文化
1994年，辽宁查海遗址曾发掘发现的一条距今8000年的兴隆洼文化石块堆塑龙。这条龙用大小均等的红褐色砾岩摆塑，全长19.7米，龙头部最宽处约2米，呈昂首张口、弯身弓背状。
据龙的发现者许宏博士介绍，他是在二里头宫殿区一座高等级贵族墓葬中发现龙的。
考古学者认为“从文化传统的亲缘关系上看，只有中原地区发现的龙，从夏、商、周到秦汉一脉相承，从这个意义上讲，发现于二里头的龙形器是中华民族龙图腾最直接、最正统的源头。”
考古学者杜金鹏说，偃师二里头被学术界推定为夏代都城遗址，而夏王朝被学者认为是中国第一个王朝，二里头遗址出土的龙文物，应该视为华夏族共有的最早的龙图腾。
这些都是二里头文化的精华部分，它是文明开端的见证，而岳石文化则代表了中华文明的发展、成熟与延续。
岳石文化是继龙山文化、二里头文化之后的延续，绝对年代为公元前1900至前1600年。
岳石文化与龙山文化分布范围大致相同，属于城邦国家发展时期。为研究龙山文化的去向和夏、商历史提供了重要的资料。
东岳石遗址位于大泽山东岳石村附近，其文化特征反映在陶瓷制造工艺上。古朴典雅、厚重实用是岳石文化陶器的主要风格，而夹砂陶草率粗糙，泥制陶古朴精致，两者反差甚大，又是岳石文化陶器的重要特征。
岳石文化的主要炊器数量甚多，此类器型在岳石文化中特征鲜明，并与龙山文化同类器的传承关系较为清楚。
岳石文化在农业生产的发展方面主要表现在农具的改进创新和农具在全部工具中比例的上升两方面。农具的使用和改进标致当时社会生产力因生产工具的进步而有所发展。
青铜冶铸业是岳石文化时期成就最突出的手工业部门，此时已进入早期青铜时代。青铜器的使用标志社会文明的进步。
岳石文化的建筑技术水平，主要体现在城市建设方面；房屋建筑技术主要是继承了龙山文化的传统。城邦标志社会文明的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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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灵韵：昆仑山剑凰峰殿主，加入 九重天万狐宫。剑光武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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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海经是谁写的？
感谢邀请。
已经受邀回答过类似话题了。再被邀请，不胜荣幸，那就转换角度，加点新料，再答一次。
一，《山海经》是本很古老的书。“老”到什么时候呢？至少成书于公元前两三百年之前，或者还要早。
司马迁公元前100年前后开始写《史记》，那个时候，他已经看过《山海经》了。而且，他不是浮皮潦草地翻阅，一定是认认真真地读了。不然，他不会专门在《史记》里讲到，他为何不把《山海经》的记述写进《史记》。这说明，《山海经》在当时是一本很有影响的书。
司马迁在《史记.大宛列传》里说：“《禹本纪》 言‘河出昆仑。昆仑其高二千五百余里，日月所相避隐为光明也。其上有醴泉、瑶华池’。今自张骞使大夏之后也，穷河源，恶睹本纪所谓昆仑者乎？故言九州山川，《尚书》近之矣。至《禹本纪》《山海经》所有怪物，余不敢言之也。”——翻译成白话文是：《禹本纪》说：“黄河发源于昆仑。昆仑山有二千五百余里高，是日月相互隐避和各自发出光明之地。昆仑之上有醴泉和瑶池。”张骞出使大夏之后，最终找到了黄河的源头，从什么地方能看到《禹本纪》所说的昆仑山呢？所以谈论九州山川，《尚书》所说的是最接近真实情况的。至于《禹本纪》和《山海经》里所记载的怪物，我不敢说。
这也说明，司马迁写《史记》，对所依据的材料，是十分客观和严谨的。另外，他没提到《山海经》的作者是谁。 二，还可以证明《山海经》既古老又著名的一点，是司马迁出生时距秦皇焚书仅几十年，写《史记》时也仅百余年，但当时先秦的典籍已经极度稀缺。
能了解到六国或更早的文献，只有两条线索，一是今文经学，这是靠授业学者口口相传，然后由学生以篆书记录而成的古文献，主要是儒家的《六经》；第二，是藏于孔府墙壁等处，躲过秦廷搜检的古籍，这样的书籍以六国文字写成，形成了古文经学。
恰好，司马迁既跟随孔壁藏书的伏生，以及古文经学大师孔安国学习；又拜今文经学巨儒董仲舒为师。不论司马迁从哪个渠道读到了《山海经》，能被人背诵下来的一定是重要书籍；能藏于孔壁的也肯定是书中精华。总之，《山海经》这本书很不简单。 三，最早提及《山海经》作者的，是西汉末年的刘歆。他是汉高祖刘邦四弟楚王刘交的后裔，后来改名叫刘秀，不过，此刘秀非彼刘秀。
刘歆比司马迁稍晚几十年，在儒学上很有造诣，于校勘学、天文历法学、史学、诗赋等方面，亦为大家。
他校订了《山海经》，然后给汉哀帝上表，说：“山海经者，出于唐虞之际。昔洪水洋溢，漫衍中国……禹乘四载，随山刊木，定高山大川。益与伯翳主驱禽兽，命山川、类草木、别水土。……禹别九州，任土作贡，而益等类物善恶，著山海经”——他说《山海经》的作者是大禹和伯益等人。
比刘歆稍晚一点的东汉王充，接受他的说法，在自己的《论衡.别通篇》里说：“禹、益并治洪水，禹主治水，益主记异物。海外山表，无远不止，以所见闻，作山海经”——他说执笔写《山海经》的主要是伯益。
东汉还有一本很厉害的书，是赵烨写的《吴越春秋》。里面说：“禹……巡行四渎，与益、夔共谋。行到名山大泽，召其神而问之山川脉理、金玉所有、鸟兽昆虫之类，及八方之民俗、殊国异域、土地里数，使益疏而记之，名曰山海经”。 四，后来，历代学者研究《山海经》的不少，对刘歆所说的作者，臧否参半。不过，近代学者基本不认同这个说法，几种有代表性的见解如下——
1，民国时期的历史学家卫挺生，在《山经地理图考》一文中说，《山海经》是邹衍为“巨燕”时期的燕昭王制定的地理勘察纪录——邹衍是《山海经》作者。他又在《燕昭王之（大帝国）巨燕考》和《驺衍子今考》中做了进一步论证。 2，著名历史学家蒙文通认为，《山海经》是巴蜀地域所流传的代表巴蜀文化的古籍，他写了《略论山海经的写作时代及其产生地域》做论证。
3，台湾学者史景成认为，《山海经》是楚国史巫之官在国势日衰、臣主共忧的局势下，应运而编纂之书。他写了《山海经新证》。
4，在这些人之前，清末的大学者郝懿行的观点很值得重视。他为郭璞所注《山海经》作了详细笺疏，并认为：“周官大司徒以天下土地之图，周知九州之地域、广轮之数；土训掌道地图道地慝（tè）；夏官职方亦掌天下地图；山师、川师掌山林川泽，致其珍异；邍（yuán）师辨其丘陵坟衍邍陉之名物；秋官复有冥氏、庶氏、冗氏、翨（chì）氏、柞氏、薙（tì）氏之属，掌攻犬鸟猛兽虫豸草木之怪蠥（niè）——他的意思是说，周朝官府中有各种各样的职官专门职掌天下舆图的档案资料，包括了中国境内的山川地理、动植物产及地下矿产、名山祭典、远方边裔的情状等等。《周礼》中，专门记载了邍、翨、薙这些分管官员的名字。 五，前面说的这几种观点，皆有其依据和考证。综合起来，确定《山海经》由谁创作是可以令人信服的——
1，《山海经》成书之前，其内容已口头传播了相当长时间；正式调查纪录形成文字的，应为周朝王官，或诸侯职官，其中史巫亦为重要人物；其后，历经邹衍及其后学，包括史巫、方士之流秘观、改编；并且在形成系统文字过程中，与楚国有关。
2，《山海经》所包含的如此广博而深入的地理资料，不是邹衍或者他带领的燕国探勘队所能完成的；也不是居于南方的楚国史巫能深入各国、远方及外围可搜集到的。天下土地的地图、九州海外的舆情，只有周朝中央政府的世袭王官，才有可能保存这些珍贵的档案资料。至少《山海经》里的《山经》部分，是周朝珍藏的舆图资料——
首先，《中山经》部分，以河、洛京畿为首，那是唐虞夏历代都城所在，也是周朝政治中心，为天下之中，非一般人能够进入并掌握其舆图；从书中可知，纪录《北山经》、《西山经》，是自京洛为中心向北、向西放射性展开调查纪录。
其次，书中记载的祭祀诸山区图腾神的祭仪，皆与《周礼》中的祭名、仪式相一致，显然是由中央职司祭祀的司巫，率领巫师集团担任，不可能出自诸侯国某些人之手。
再次，对于周朝的远方边裔，是需要“任土作贡”，向周王室“书面报告”，再由周朝职司贡职的官员整理所贡舆图予以保存，周王室靠此掌控海内外舆服情形。也正因为各地域分由不同职官纪录整理档案资料，书中不同部分，才有不同文笔、不同方言的歧异情况。 3，后来周王室衰微，各诸侯国逐渐强大，慢慢也有了掌握更多地理舆服情况的需要，且各自的行政班底日益完备，也有人开始职掌纪录地理舆服，于是出现巨燕、大楚从自己角度的记载。因此书中甚至出现以“西周”为称呼的字样。这样的内容，应为诸侯国纪录的国家档案。
4，古中国具有东、西两大神话体系，在《山海经》中俱备——炎、黄原发祥于西北，再向东发展，由此保留了早期西北的神话资料；东方滨海夷族，帝俊系统的神话资料是另一大宗，书中占了不少比重；另外，周朝统一后，殷商文化并未彻底沦没，书中保有其部分资料；还再加上南方之楚，成为重要一系，也拥有丰富的神话资料载于书中。《山海经》体现的这种神话体系纷然并陈的现象，一方面表现了非由有能力的政府一级而无法搜集；另一方面也说明聚集本身是一个过程。 （王子朝奔楚）
六，近些年来，关于王子朝奔楚对春秋战国时期的重大影响，逐渐成为人们关注的话题。
王子朝，是周景王的庶长子，深受宠爱。公元前520年，周景王未及立王子朝为太子而去世。国人拥立周景王嫡长子姬猛为王，王子朝击杀姬猛自立为王，后晋国攻打王子朝，而拥立姬匄，是为周敬王。于是王子朝携周室典籍奔楚。
这件事，是春秋晚期具有重大影响的转折性历史事件。楚本苗蛮，但自此以周王室文化为代表的华夏核心文化，南迁下行，使楚国文化一下丰富多彩起来。
而且，周朝典籍分散传播，被认为直接或间接地促生了其后的诸子百家争鸣。不然，何以楚地出土各种简帛最多，且突然春秋战国之交各诸侯国文化大盛。
同时，这件事也还涉及周朝史官老子的去向之谜；以及作为周王室档案的《山海经》的流失并至后来辗转于楚、燕，兼收并蓄，成为奇书。
王子朝奔楚，当在公元前515年前后，与老子、孔子同时。《山海经》成书，约在《吕氏春秋》与《淮南子》二书之间——即战国晚期形成《山海经》的原形；后又经汉代多人整理，成为流传至今版本。这个时间，与王子朝奔楚是契合的。
好消息是，在原来的楚界内，发现了名为“不见冢”的大片东周墓葬，随着保护及发掘，或许能够解开王子朝奔楚之迷。 （可能是“不见冢”的东周大墓遗址）
现在看到的《山海经》，三万余字，由《五藏山经》、《海外四经》、《海内四经》、《大荒四经》和《海内经》组成，总共十八篇（卷）。这个篇目，经历了若干次变化。汉成帝时尹感校订的仅为十三篇；哀帝时刘歆（刘秀）删汰、校订、合编为十八篇；《汉书.艺文志》收录的是前一个版本。至今流传的，是晋代郭璞整理注释的版本，原来为二十三篇，后出的改为十八篇。明代杨慎对郭本作过补注；清代郝懿行又作笺疏；毕沅依郭注重新校订，博采书传，被称善本。
（图片选自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