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的旧名叫什么，安庆作为一个有200年的历史省会？
安庆，作为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前省会，仅城区而言，就有着丰厚的历史文化遗存，这些有价值的古建筑真的应该好好维修保护起来，因为它们凝聚着祖宗的心血与智慧，承载着先辈的希望与梦想，它们是城市历史的见证，是文化底蕴的缩影，它们证明这里曾经的文明，古建筑是一个城市的修养，它体现了这个城市对祖先对文化的态度，体现着规划者的眼光与素质。可喜的是，部分历史建筑已得到很好的维修保护，当然依然有着更多的历史建筑没有得到有效保护。
一、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
1.迎江寺、振风塔
迎江禅寺，简称“迎江寺”。始建于北宋开宝七年（974年），原名“古万佛寺”，由北宋名僧涵万募化而建；明万历四十七年已未（1619年），邑绅阮自华在此基础上重新募建“万佛寺”；明泰昌元年（1620年），明光宗朱常洛御书敕名“护国永昌禅寺”。清顺治七年（1650年）敕改“迎江禅寺”；清乾隆皇帝御赐“善狮子吼”额。光绪年间，慈禧太后赐给迎江寺“妙明圆镜”匾额。清光绪八年（1882年），光绪皇帝御赐题匾“迎江寺”。
振风塔，明穆宗隆庆二年兴建，隆庆四年建成，塔成后取名‘振风’，“以振文风”之意。“《怀宁县志》：‘塔在寺内，皖城诸山雄自西北，东南滨江平衍……，须镇浮屠，青龙昂首，为人文蔚起之兆。”
2.敬敷书院及省（国）立安徽大学红楼
（1）敬敷书院，清顺治九年（1652年）由操江巡抚李曰芃捐资创建，初名培原书院，培原者李曰芃之号也，地在府学之东，魁星楼之旧址。乾隆初改名敬敷，敬敷语出《尚书·舜典》“敬敷五教，在宽。”咸丰三年兵毁，同治初两江总督曾国藩移建近圣街后冈，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巡抚邓华熙奏办求是学堂，改此为藏书楼，是年藩司于荫霖、臬司赵尔巽移建于菱湖旁今址 。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因有改书院为学堂之诏，改为安徽武备学堂，三十二年（1906年）改为陆军小学堂，民国六年（1917年），改为女子蚕桑讲习所，十年（1921年）改为安徽公立法政专门学校，二十二年（1933年）改建安徽大学。
（2） 安徽大学红楼，为民国时期省(国）立安徽大学教学楼。设计为上海大德工程设计社刘灏芳，南京缪顺兴营造公司承建。1935年8月竣工，10月7日举行落成典礼。1945年8月15日，日寇投降，教育部议改省立安徽大学为国立安徽大学，陶因任国立安徽大学第一任校长。1949年，人民解放军取得全国胜利，国立安徽大学迁往芜湖，即今之安徽师范大学前身。刘文典、程天放、王星拱、杨亮功、何鲁、程演生、姚永朴、李范之、陈慎登、郁达夫、苏雪林、朱湘、汪静之、梅光迪、吕思勉、刘英士、张慰慈、查良鉴等先后在该校任教。
3.安庆天主堂
安庆天主堂，建于清同治年间,缘于安庆教案，1869年“安庆教案”发生后，法方获得清政府出资购买后转赠的“安庆东门内黄家狮子地方民基650方土地”修建教堂，1872年建成。安庆天主堂是长江流域天主教堂中唯一的中西合璧宫殿式建筑，外为马头墙的大门古宅，内正立面高大的教堂采用了牌楼式造型墙面，居中书有 “万有真原”四字。
4.世太史第(赵朴初故居)
世太史第，位于安庆天台里，始建于明万历年间（1574年前后），初为明刑科给事中刘尚志私宅。刘尚志，字士行，怀宁人，隆庆辛未进士，1584年，在安庆府宅前街建“黄门司谏、青锁纳言”牌坊，其子刘若宰，崇祯元年戊辰科状元。该宅后为赵家购得，始为赵氏府第，因赵氏族中自赵文楷始，赵畇、赵继元、赵曾重四代翰林，故名世太史第，亦称四代翰林宅。清光绪三十三年，赵朴初先生诞生于此，故亦称赵朴初故居。
5.南关清真寺
1469年（明成化五年），马义在安庆镇海门（南门）内忠孝街兴建了安庆南关清真寺，正门面向城墙，同时在清真寺旁边修建了马氏清真敦悦堂作为宅府。1853年（咸丰三年）南关清真寺毁于太平天国战争。1876年（清光绪二年）重建。
二、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1.中共安徽地委旧址
中共安徽地委旧址，原为孔庙大成门，先后划归安徽师范学堂，安徽省立第一师范学校，现为安庆一中校史馆。1926年5月，中共中央批准中共安庆特别支部扩大为中共安徽地方执行委员会(简称安徽地委)，安徽地委直属于中共中央领导，地委机关设立在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内。安徽地委是当时全国直属中央领导的8个区委、6个地委之一，先后由郭士杰、柯庆施等主持工作，在安徽革命斗争史上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
2·安庆同仁医院
安庆同仁医院，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开工建设，1906年竣工，1907年10月24日隆重开业，时任安徽巡抚冯煦及安徽各司、道、府署官员参加了开业庆典。医院现存住院大楼、戴世璜住宅楼、高级护士学校楼。戴世璜，1882年生于美国弗吉尼亚诺福克的一个小镇上，1898年入弗吉尼亚大学，1902年获医学博士学位，1905年，受美国圣公会派遣，来到安庆。1908年，接替华礼门担任安庆同仁医院院长，1951年回国。安徽巡抚恩铭遇刺，为恩铭救治的就是戴世璜，“我缝好伤口，止住血，关上腹腔，但就在此时，他死了。”
3.圣救主座堂
清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始建，1903年竣工，外型呈十字架状，哥特式建筑，教堂有着高耸的尖顶、修长的立柱、明亮的长窗，东北角建有钟楼，据说当年钟声响起时，远在长江对岸都清晰可闻。清末，美国圣公会在长江中下游传教，分湘鄂教区、皖赣教区、江苏教区，三个教区主教座堂：汉口圣保罗座堂、安庆圣救主座堂、上海圣约翰座堂，如今仅安庆圣救主座堂保存完好。
4、安庆谯楼
据 史料记载，早在元朝至正十一年(公元1351年)安庆就建有谯楼，后在朱元璋与陈友谅两军交战时被毁；明朝洪武元年重建，并将其作为知府衙署的望楼；清乾隆二十五年，原驻南京（江宁）的安徽布政使司，移至安庆，以安庆府署为司署并加以扩充。清咸丰三年，安徽布政使司毁于兵焚，而谯楼独存。清同治六年，时任安徽布政使的吴坤修重修谯楼，借用清雍正五年安庆府知府徐士林五十八字长联“供长生位，刊德政碑，莫非世俗虚文，试问那件事轰轰烈烈，堪配龙山皖水；贴盟誓联，挂回避牌，都是官场假象，只要这点心干干净净，无惭白日青天”为谯楼题书“白日青天”，现“白日青天”刻石仍存于谯楼门额之上。
5.熊范二烈士专祠
熊范二烈士专祠前身为慈云阁，始建于清顺治十八年（1661年），光绪二十七年(1901)改建为英果敏公(英翰)祠，民国元年(1912)，安徽省都督府将英翰祠改建为熊成基、范传甲二烈士专祠，这是目前国内惟一的辛亥革命纪念专祠。
6.安徽邮务管理局旧址
建于民国十五年（1926年），历时两年于民国十七年（1928年）竣工，原为二层青砖混凝土框架结构建筑，1985年改造成三层大楼。巴洛克风格近代西洋建筑，大楼结构严谨，布局新颖，二层各室可互为相通。
7.中国国民党安徽省党部旧址
中国国民党安徽省党部旧址，位于安庆市孝肃路，始建于1919年，砖木结构3层楼房，中西合璧式，弧形门窗，前檐和左右两侧均置有宽阔的内走廊，整个建筑庄严典雅。曾是安徽省教育会会址。
三.市级文物保护单位
1.安徽巡警学堂旧址
光绪三十二年七月，安徽巡警学堂创办，巡警学堂开办周年之际，因该校会办徐锡麟刺杀安徽巡抚恩铭事件发生，学员有的被捕，有的被遣散，学堂遂告停办。光绪三十四年十一月安徽提学使沈曾植具文详陈请示开办安徽官立中等工业学堂，遂借助现有安徽巡警学堂校舍。安徽光复，安徽官立中等工业学堂被迫停办。民国元年秋，徐方汉奉委筹备省立第一女子师范学校，“校址系前清巡警学堂旧址，徐烈士锡麟刺杀恩铭地也。继改为安徽官立中等工业学堂，旋停办。”民国十七年一月，“省令依中等学校改造方案为省立第一女子中学校，委程勉为校长。设高中初中两部”。
2.圣保罗中学旧址
圣保罗中学，1894年 (光绪二十年)，美国基督教圣公会派传教士到安庆传教并筹建教堂，同时创办医院和学校。大约19世纪末或20世纪初年，美国基督教圣公会在安庆大二郎巷创办了崇实英文男子学堂、初等女子学堂，在小二郎巷创办诗歌学堂。执掌崇实英文男子学堂校务的是美籍牧师李遹声，1910年移入百花亭，改名圣保罗中学。诗歌学堂是当时安徽第一家英文学堂，1909年改为座堂中学。1928年并入圣保罗中学。安庆圣保罗中学具有广阔的运动场地，其体育教学在当时的安庆首屈一指，足球更是素负盛名，有“上打汉口，下打上海”的口号，在第一至第四届的华中运动会上均获得冠军。圣保罗中学各科课程依上海圣约翰大学和武昌文华大学预科折中编制，该校毕业生可直接升入前两所大学正科学习，而不需另参加入学考试。1928年4月，省立安徽大学租用圣保罗中学校舍诞生，直至1935年10月省立安大退租迁入城外新落成的大楼（今安庆师大菱湖校区）。
3.钱牌楼石牌坊
钱牌楼石牌坊，为四柱三门牌楼式汉白玉石坊，额枋上的雕刻运用浮雕和透雕等多种技法，雕有瑞兽、花草、祥云、莲瓣等纹饰，整座牌坊雕刻精美，布局紧凑、疏密有致、工艺精湛，是明代雕刻艺术的精品。牌坊上书“古柱史”、“明云南道监察御史钱鸾”字样。此坊建于明正德、嘉靖年间，为明代刑部尚书钱如京所建，旧名“大司徒坊”。钱如京，桐城人，字公溥，弘治十五年进士。钱鸾系钱如京的父亲，字应祥，明成化年间岁贡，官至九江府经历、云南道监察御史，任期内刚正不阿，直言敢谏。
4.安庆古城墙
安庆北段古城墙建在城西北高岗之上，古城墙内，是“在北门内，三塘相接，为官圉浴马之所”的饮马塘。清末时，此处设立罪犯习艺所，后为监狱，民间称饮马塘监狱。史料云：“监区门前有一水塘，面积800平方米，水深1.5-2米，即为‘饮马塘’。塘上架石板桥，是本监出进通道。”监狱北围墙借北段古城墙以替代，该段古城墙遂得以幸存。
5.明伦堂
安庆明伦堂为怀宁县学宫古建筑群中仅存的一进。始建于明代，后经重修。据《安庆旧影》载“督学临试，先谒圣，然后至明伦堂读卧碑，碑之所载，亦顺治帝训敕士人之条规也。”
6.安徽省立图书馆旧址
安徽省立图书馆，民国二年创设于安徽省城安庆小南门内文昌宫旧址，之后几经停办、迁址，民国十年，省长聂宪藩以“图书馆为全省文化枢纽，非适中地点不足以壮观瞻，遂令以旧藩署正中新盖楼房及天柱阁花园等处”划为安徽省立图书馆馆址。馆舍正屋前后共四进，第一进中间为图书馆正门，门内有一石碑当庭而立，碑书“图书馆”三个篆字，为方丹石先生所书；第二进为紫薇堂，乃是安徽布政使司内原有大堂；第三进原为布政使司旧屋五大间，20世纪30年代初，依其材料改建为楼房；第四进是藏书楼，上下各有五大间，此楼建成于民国十年，前省长聂宪藩拟建为省长公署之用，建成后未用而拨予省立图书馆使用，即今之安庆一中文楼。安徽省立图书馆的藏书，最初是以接收清末敬敷书院、高等学堂以及前清各衙署移存书籍为主，之后通过添购、接受捐赠和交换等各种方式增加了大批图书。1930年2月陈东原继任馆长，他非常重视图书馆的社会教育功能，他认为“图书馆的真正效用，并不是要养成几个书呆子，也不是要有人能利用他做一些纸上谈兵的研究，而是要使人感觉到生活的实质，在行为上发生变化，养成一种向上进取的良好风气”。1930年10月，安徽省立图书馆创办了自己的馆刊，取名为“学风”。后因抗日战争爆发而停刊。《学风》的办刊宗旨，陈东原先生《谈“学风”》这样说：“她的宗旨，则在整理中国文化，阐发安徽文献，培养民族意识，倡导良好学风。”
7·崇文中学崇文楼
崇文中学，天主教安庆教区开办，初名圣心公学，后改崇文中学，女校命名崇实，后又改组称圣心师范学校。现存教学楼一栋，今之崇文楼。
8.探花第
探花第始建于明，原名“清真敦悦堂”，始建者为马义。马义，初为安庆卫军，正统间，征孟卷。景泰间，征福建、湖广。天顺间，破两广大藤峡，封指挥佥事。后义之八代裔孙马大用高中武探花，清雍正帝钦赐“探花及第”四字悬于“清真敦悦堂”门楣，于是“清真敦悦堂”就成了“探花第”。马大用，雍正五年武探花，相继任陕西火器营参将、湖北宜昌镇总兵、福建漳州镇都督佥事、总兵，台湾镇总兵、福建水师提督，乾隆二十四年以病乞休。 马大用任台湾镇总兵与福建水师提督期间，当时粤闽海氛不靖，自抵辕后，奋力清剿海寇，遂臻平定，时人讴歌，谓之为东南半壁福星。
9.安徽第一甲种工业学校旧址
安徽省立第一甲种工业学校，又称“安徽省立安庆高级工业职业学校”，民国四年（1915年）安徽巡按使韩国钧因旧安庆府署创建。民国十六年，校名删去甲种，易为高级，抗战时停，民国三十五年（1946年）复校。现存教学楼一栋，两层砖木结构文艺复兴风格西洋建筑，青砖扁砌，白泥勾缝，人字架四面坡屋顶，北窗大，南窗小，北有内走廊，大门设在一楼最西侧。
10.安徽劝业场（民国安庆市政大楼）
清光绪三十四年五月（1908年6月）根据大清农工商部要求，安徽巡抚冯煦设安徽劝业道，拟于御碑亭隙地筹设安徽劝业场。民国元年（1912年）安徽都督府秘书长陈独秀，为振兴商业、建设省垣，再次筹议“安徽劝业场”，因财政困难，仅“省城菜市”在御碑亭隙地落成。民国四年（1915年）段氏家族商人段兆龙禀请安徽巡按使李兆珍，申请在御碑亭菜市创设商场，以便畅销国货。经安徽都督倪嗣冲、巡按使李兆珍同意批准，在原方案基础上，扩建“安徽劝业场”，主旨“建筑房屋、租赁商家、开设支店、办理分销”，促进民族国货销售，提倡兴办会展经济等，吸引全国各地商户入场经商。9月22日段氏家族请安徽省商务总会总理、荣泰和号老板蔡静堂与安徽财政厅长郑鸿瑞出面，邀请全省商会各商业董事入股，齐力续建浩大的“安徽劝业场”工程。 民国四年（1915年）12月6日“安徽劝业场”工程正式落成完工，《申报》当日记载了安徽劝业场落成盛况：“现在工程告竣，四面楼房均已金碧交辉，所有各类商店、各茶楼、酒肆、绸缎、洋货、书籍等店，亦均维列其中。其门首之味纯园，于昨日开张，宾朋满座，而歌妓亦纷至沓来，甚为热闹。现该场已订于本月八号开幕。”民国五年（1916年）安徽都督倪嗣冲将安徽劝业场没收充公，归属安徽都督府，变为军署机关办公楼。后安徽劝业场再次被作为劝业场所，更名为“安徽省立第一商品陈列所”。民国七年（1918年）6月3日安徽首次举办“安徽商品展览会”。 民国十五年（1926年），市政管理机构“安庆市政处”在安徽劝业场成立，安徽劝业场大楼更名为“市政大楼”。民国十六年（1927年）5月16日，安庆市政处在安徽劝业场筹建“安庆市政厅”；11月10日安徽省政府主席管鹏委任安徽省政府委员韩安，兼安庆市首任市长。11月15日安徽省政府及南京国民政府代表一致通过安庆设“市”，16日安徽省政府正式成立“安庆市政厅”，直属安徽省政府管理。12月18日安庆市政厅更名为“安庆市政府”，安庆市市长韩安；次年韩安转任安徽省教育厅长，安庆市市长由宁坤接任。安庆市政府最高管理机构是行政委员会，由市长和各局局长组成，办公地址市政大楼。民国初安徽劝业场，1927年民国安庆市政大楼，今之前言后记劝业场店。
11.江西会馆
清代，外籍人来安庆任官者甚多，因“旅贾于皖垣，恐乡人越数千里来，无以联之”，为“感乡谊，笃乡情”，一些商家大户则在官方的支持下，纷纷建造会馆，于是山陕会馆、江西会馆、湖南会馆、湖北会馆、河南会馆、广东会馆、福建会馆、徽州会馆等相继落成。江西会馆系安庆市区唯一保存至今的会馆，会馆现存《碑记》载“皖省江西会馆咸丰年间毁于兵燹”，“经吴竹庄中丞於同治五年(1866年)倡举扩充规模”而重修。会馆“两路三进，中为主殿。前殿两侧有楼房，后殿两侧为偏殿”。
其它的如邓石如碑馆、严凤英纪念馆(黄梅阁)、太平天国英王府及壁画、圣诞堂、叶氏宗祠、安徽银元局办公楼、天恩堂等等，当然以上只是列举了很少的一部分，一个历史文化积淀深厚的城市，目前尚存的历史街区有倒扒狮历史文化街区，大观亭大王庙历史文化街区等，这些历史文化街区亟待维修保护!
芜湖市有什么好玩的地方？
答；安徽芜湖好玩的景点有：芜湖方特欢乐世界、马仁奇峰森林旅游区、鸠兹古镇、芜湖市中山路步行街、赭山风景区、天门山景区、芜湖方特东方神画、芜湖镜湖公园、西河古镇、丫山花海石林。1、芜湖方特欢乐世界中国规模最大的第四代主题乐园、国家5A级旅游景区，地处安徽芜湖华强旅游城，由深圳华强集团投资兴建。2、马仁奇峰森林旅游区马仁奇峰森林旅游区位于安徽省芜湖市繁昌县，为省级森林公园，国家AAAA级旅游区。地处长江南岸的繁昌、铜陵、南陵三县交界处，居皖南旅游带中部，素有“皖南门户”之称，峰石俊秀，林木森森，是八百里皖江风情画廊中一幅美妙的山水佳作。3、鸠兹古镇鸠兹古镇，位于安徽省芜湖市扁担河沿岸，总占地面积约1100亩，总建筑面积约40万平方米。项目涵盖10大特色街区，10余种徽文化沉浸式演艺、16大人文景点，30多个非遗体验项目，50余家徽商老字号等，打造中国首个以徽商为主题的商帮文化旅游区，中国首个徽商老字号聚集区，安徽最大的徽商文化创意产业聚集区，逐步形成为集文、旅、产、学、研为一体的中国徽文化沉浸式体验度假小镇，让民族文化回归故里，让文化旅游滋养城市。古镇南北长1200米，东西宽500米，以扁担河为界分为东西两个板块：西侧是静态区域，以书院、会馆、名人故居为主，潮州会馆、徽州会馆、湖南会馆等重在体现商帮会馆文化；俞宅、吴明熙大宅、张宅、王宅等展现名人故居文化；李漱兰堂、通德堂、项家钱庄、留春园则再现了丰富的传统业态。东侧是动态区域，以风情酒店，特色小吃，互动体验，客栈和酒吧休闲类为主。古镇一期占地10万方，梦想美食街、文创街、古镇文化体验街等七条街区贯穿其中，全国特色美食聚集于此。景区内设贾儒堂、空中戏楼、民国邮局等十二个极具地方特色的文化景点。4、芜湖市中山路步行街芜湖市中山路步行街位于芜湖市中部偏西，镜湖西侧，全长近700米，宽约30-40米，是一条具有综合功能的大型商业街，对于芜湖市的发展具有重要作用。 步行街自1999年建成开街以来，在全国率先打破城市基础设同时，步行街还将经常性的监督与突击性检查进行结合，有效地维护了消费者的合法权益。井然有序的管理模式，走出了一条市场化运作、企业化管理、社会化服务的创新之路。5、赭山风景区赭山风景区位于安徽省芜湖市镜湖区内，古人称赞赭山是江城的“雄山”历来享有“玉峰”、“百尺浮图”之美誉，被视为芜湖的象征。山不在高，有仙则名。赭山拥有“四时不谢之花，终年常青之树。”，自古以来，就以它独特的风姿吸引游人，历代诸多文人名士都登临赭山，留下许多脍炙人口的诗文。赭山不高，却是俯视江城芜湖的最佳境地。相传，干将在邻近铸剑，炉火将此山熏映成赭色而得名，宋代著名书法家黄庭坚也曾在此处居住，景区现为国家4A景区。赭山公园规划用地中有10亩地块用于水面扩建，并打通与原有水面的连接，形成20多亩地的水体景观带。同时，将小赭山西面高10米、长70米左右的挡土墙改建成一条人工瀑布。6、天门山景区位于芜湖市鸠江区的大桥镇境内。其濒临长江黄金通道，紧临205国道，陆路和水路交通十分方便。天门山是中国古代著名诗人李白吟咏“望天门山”之地。其诗“天门中断楚江天，碧水东流至此回，两岸青山相对出，孤帆一片日边来”地意境，在这里独佳体现。风景跨越时空，文化历经长河，岁月大浪淘沙，世代生生不息。天门山旅游区规划基地范围105公顷，分为长江大堤“堤外”和“堤内”两部分。其中，堤坝外约46公顷，堤坝内用地为59公顷。在基地的东侧还规划预留了“生态绿地控制区”。基地内天门山的东北山脚下是当地颇富盛名的“铜佛寺”。寺庙内有“大雄宝殿”等建筑。7、芜湖方特东方神画芜湖方特东方神画是（中国•芜湖）方特旅游度假区第四座主题公园，坐落于安徽省芜湖市鸠江区方特水上乐园以东，是一座综合激光多媒体、立体特效、微缩实景、真人秀等高科技设备资源，通过深度创意，崭新诠释民间传统艺术升华为民族文化的伟大成果和精髓，将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与现代旅游产业完美结合的全新概念主题公园。8、芜湖镜湖公园芜湖镜湖公园由大小镜湖两部分组成，大镜湖俗称“陶塘”，小镜湖为“汪家田”。由宋代词人张孝祥“捐田百亩，汇而成湖”。镜湖位于市区中心，毗邻最繁华的芜湖中山路步行街与鸠兹广场，水面达二百余亩。因其水清可鉴，形似圆镜，“水惟不竞形俱鉴”，故名“镜湖”。9 西河古镇西河古镇的特别之处就是它是保持着那份古味的小镇，几乎没有进行任何的现代人为修建，人们去到这里看到的就是它最原始的模样。这座小镇叫做西河古镇，坐落在安徽芜湖，小镇依着一条名叫青戈的江河，周围群山环绕，将它包围起来。这个小镇可以说是真正的古镇了，街边的建筑，就连街面上铺筑的地砖距今都有着将近600年的历史了。街边的那些屋子有着很浓烈的徽派风格，里面住着的都是当地的一些居民。10、丫山花海石林位于安徽省芜湖市南陵县境内，是安徽“两山一湖”旅游经济圈的重要景点之一，为省级风景名胜区。丫山花海石林在长江南岸，地处铜陵、池州、芜湖三市交界处。风景区面积约为20余平方公里，景色十分秀丽。
佐官官名是什么？
宋代的地方官制，初期基本上沿袭唐五代旧制。行政机构分州、县两级。宋太宗以后，又把全国分为若干路，路相当于唐代的道、元代的省。这就变成为路、州、县三级。
县是地方行政机构最低一级，自秦汉以后，历朝相沿不革。宋代的县，设县令、县尉，作为一县的长官。大县还设有主簿一员。《长编》卷11载，开宝三年（公元970年）规定县官的定制：“县千户以上，依旧置令、尉、主簿，凡3员；户不满千，止置令、尉各1员，县令兼主簿事；不满四百，止置主簿、县尉，以主簿兼知县事；不满二百，止置主簿，兼县尉事。”神宗熙宁以后，令二万户以上的县增置县丞一员，县丞次于县令而位在主簿、县尉之上。南宋时则取消县丞。宋制县的长官称县令。但往往看到史志记载多称为知县，这是宋代地方官制的特点。知县就是知县事的简称。据《长编》卷4载，宋代为了加强对地方政权的控制，从乾德元年（公元963年）开始“命大理正奚屿知馆陶县、监察御史王佑知魏县、杨应梦知永济县、屯田员外郎于继徽知临泛县。常参官知县，自屿等始也。”这是由皇帝直接委派京官带本官去掌管一县之政，即所谓知县事，也就是一县的主要长官。知县有别于县的本官县令，因为是差遣。
州等于秦汉时的郡，隋唐以后改称为州。州的长官，隋唐皆设刺史。赵匡胤立宋初年，鉴于唐末五代之患，削州镇之权，“令文臣知州事”，其后，派二品以上的官员充任一州的长官；主要也是为了便于皇帝的直接控制。为了更有效地加强控制，又设通判与知州相互牵制、监督。《长编》卷4载，宋太祖乾德元年（公元963年）“始命刑部郎中贾玭等通判湖南诸州”，当时因为湖南刚刚平定，多留用后周时的旧官员，于是宋太祖才命刑部郎中贾玭等通判湖南诸州，意在控制这批留用官员。后来发展成为牵制、监视州府长官的一种定制。《宋会要辑稿·职官》卷47说：“通判，州各1人，与长吏均理，州府之政，无不统治，藩府或置两员，广南小州有试秩充通判兼知州者。”又云：“知州，掌郡国之政令，通判为之贰。”通判这种官的权位有些特殊：论官位，通判在知州之下，仁宗以前规定，朝官充通判者，历两任即可升为知州，天圣六年（公元1028年）改为三任方得充知州；论职权，则通判不但可与知州同理一州之政（州府公事须经知州与通判签议连书方许发下，凡兵民、钱谷、户口、赋役、狱讼听断之事，与守臣通判签书施行），而且，作为皇帝的耳目，所部官有功过及职事修废，可直接通达皇帝。因此不能简单地认为通判就是知州的副职，当时人视之为“监州”，则更符合其身分。
宋代以府、州、军、监并称。大体说，凡政治、经济、军事三者兼重的地方设府，有驻重兵的军事地区设军，工业区如煮盐、冶铁等重要地区设监。府的地位比州略高一些，因此，稍大的州，则多升为府，升府的州，一部分是沿袭唐五代旧名，一部分是因为皇帝未即位时所封或曾是任官之地。派往知府者一般都是比较重要的官员。
军在唐代是一种军区，只管兵戎，五代以后，逐渐与行政区没有多大差别，至宋代则成为兵、民、军、政合一的行政区域。凡是唐代节镇所在仍保留其军号，也有加给新改的军号，这种称为节度州。但另有一种称军的地方，不是节度州，而是由县升的，或领数县，或并不领县。这种军往往仅比县略高一级。设军的地方，一般是在边境，也有是在关隘要地。宋太宗时期，军的建置最多，总共有34个，其中在河北、陕西与契丹、西夏接壤的边境所建置的就有15个。在边境地区设军，是为了适应制御外敌的需要，而在内地的关隘口设军，则主要是为了易于弹压兵民的叛乱。例如彭州灌口镇（今四川彭县），乾德四年（公元966年）置永安军，后一度废为县，太平兴国三年（978年）改称永康军，据《长编》卷274载，其批文称“永康军正控两山六州军隘口，昨据张商英奏请废为导江县。若非军官，实不足弹压，可令复旧。”五代的军，治所与县治同处一所，而隶属于州；宋代因削藩镇兵权，取消支郡制度，于是军便得与州府并列。至于监，实际上与县差不多，但因其直属京师，不为州县所辖，因而也同列于州。监亦有领县者。府、军、监的设官，大体与州相似，《神宗正史职官志》说：“知州事，通判州事各1人，府、军、监事如州，视地望重轻，以资级应选省充。”
为了统治的便利，宋代还把全国分为若干路。今据《宋史·地理志》所载，并依《太平环宇记》、《元丰九域志》校补，制成“宋代行政区域表”。路的建置是依据元丰时设置的23路，加上徽宗崇宁时重设的京畿路，共24路。
宋代的地方行政单位名称是非常复杂的，路之下有府、州；府、州之外又有军、监。府也有与节度军号同的，也有不同的，节度州有不改府的，升府之后也有不立节度军号的。
路的划分，起初并非作为行政区域而设置的，因此，路一级的官僚机构，便不成体制，设官无定式，无定员，甚至连驻地、辖境、名称都随时变动。大体上说，路的官僚机构，主要有四个监司，称为帅、漕、宪、仓。这些官员均由皇帝委派。帅也称为安抚使，是一路高级军政长官，照例由文臣充任，但往往带都总管衔，统辖军队，掌管兵民、军事、兵工工程诸事。南宋的安抚使改为帅司，兼管民政。漕是转运使，其本职是经管一路财赋，保障上供及地方经费的足额。为了履行其本职，就有必要巡察辖境，稽考簿籍，举劾官吏。久而久之，转运使便成为事实上的大行政区（路）的监司官。不过，转运使的品秩不很高，而地方长官如知府、知州，还可能是前任的执政官，品位在转运使之上。在职权上转运使较为广泛，而在体制上却不能完全以下属对待府州。这与汉代的州刺史与郡守的关系略同。南宋改为漕司。与转运使平行的又有提点刑狱公事及提举常平司两种，前者管司法，称为宪；后者管赈荒救济事宜，称为仓。此外，又在安抚司中设走马承受1员，有事可直接向皇帝报告，不经安抚使之手，事实上与唐代的监军相似。所以每路有四个系统的长官，职权互相不同，而又不能认真负责。
对于地方官僚体制，《宋会要辑稿·职官》42有较明确的记述：大中祥符二年（公元1009年）十一月，真宗诏论监司失察罪时说：
分天下为郡县，总郡县为一道，而又总诸道于朝廷。委郡县于守令，总守令于监司，而又察监司于近臣，此我朝内外之纪纲也。故欲择守令，必责之转运，必责之近臣。既严连坐之罪，又定举官之赏，而失察者又有罪，赏罚行，纪纲正矣。
监司是统领州县守令的长官，《哲宗正史职官志》的记载说：
诸州府置知州事一人，州、军、监亦如之，掌总领郡务……凡兵民之政，皆总焉。属县事、令丞所不能决者，总而治之。又不能决，则禀于所隶监司，及申省部。
转运使有权管一路之政，但因宋代州府长官常是二品以上的朝官带本官充任，因而有时转运使的官位低于州府长官，这就给转运使在行使职权上造成困难。因此，大中祥符五年（公元1012年）规定，凡是大两省官以上充任转运使的，州府公文必由转运使、副使申转；若是观察使以上知州府的，州府公文不必经由转运使。于是路与州府长官的关系就以品秩高低来决定，这样的地方机构，自然会出现许多紊乱的现象。
宋代地方驻军指挥则有都总管、副总管、都钤辖、副钤辖、都监、副都监三级，或守臣兼充，或武臣充副职。至于沿边地区则置都巡检、巡检。南渡以后，多采用临时措置，各军将领分别给以统制，同统制、副统制、统领、同统领、副统领等名号、其下则有正将，副将、准备将等名，这些都是偏禆之职。
宋代的州、县衙门中，除了中央所委派的官员外，还有很大数量的吏。在州一级政府里，有孔目官、勾押官、开拆官、押司官，粮料官等等。在县衙门里，有押司、录事、手分、贴司等。吏的来源有的是召募，有的是差派，绝大部分从地主阶级中选充。有的吏是世袭的，父死子继。吏的名目繁多，最主要的职责是经手征收赋税，处理狱讼。他们上下其手，趁机敲榨勒索。吏是封建统治集团中一个重要而不可忽视的组成部分。
在县以下，还有乡和里。乡、里虽然没有正式的政权机关，但是宋代统治者依靠乡间地主，统治和控制广大农民。据《文献通考·职役考》记载，北宋政权建立以后，就差派乡村的地主当里正、户长和耆长。里正、户长负责“课督赋税”。耆长则专司“逐捕盗贼”。总之，这些乡村最基层的小吏，其职责有二：一是榨取钱物，二是弹压农民。
宋代的地方官制，有异于前代的，大体有四个方面：
第一、府州设通判。其用意在于对地方官吏的监督。通判实际上是皇帝安插在府州官僚机构中的耳目，以牵制这级官吏的一切行动。
第二，地方官由文人充任。自宋太祖开始，即以“文人知州事”。太宗初年，与辽冲突很厉害；但西北边陲的官员仍由文人担任，这主要是怕武人专军事之权，容易独霸一方，反叛朝廷。
第三，宋代的地方官任期三年；三年任满即走，即所谓“三年一易”。严格地说，宋代没有真正的地方官。地方官多为临时差遣，当了三年就得离开任地，又不准本地人在本地当官。所以没有一个官吏能够真正熟悉地方的情况。
第四，恢复县尉。县尉是管军事的。五代时，各县军事由节度使派一个镇将专管，宋代改为县尉，其权力与镇将相差甚远，只管地方治安之类和诉讼等事。
以上事实说明，宋代皇帝不但控制了任命地方官员的权力，而且将各府、州、县的行政权、司法权、财政权、军事权全部集中到中央，使得中央集权对地方的控制大大加强了。这样，自唐末五代以来藩镇割据的趋势便被消灭了。但是，宋代这种削弱地方权力，并不是削弱地方镇压人民反抗的力量，而是把镇压人民的权力分离出来，由专人分管。并依县之大小，分别派遣武装弓手，专司镇压。按当时规定：县一万户以上者，派武装弓手50名，七千户以上者40名，五千户以上者30名，三千户以上者25名，二千户者20名，一千户者15名，不满一千户者10名。这类事情由县尉专管，若“强盗”较多之处，武装弓手无法抵御的，要随即上报，由朝廷另派兵马镇压。
总之，宋代有一整套以扩大皇权为中心的封建官僚机构，这套官僚机构在宋太宗时就已经比较完整地建立起来了，以后就越来越扩大。元丰改制时撤销了一些重叠的机构，表面上恢复了三省制度，但到北宋末年，蔡京执政，官员又大量增加，机构也庞杂起来了，南渡以后，沿旧不革，所以《宋史·职官志》说：“吏既滥冗，名目紊杂”。
长沙岳麓书院门前的两句古诗是什么？
千年学府，门前两句“惟楚有才，于斯为盛”。上句出自《左传》，“惟”是语气词，犹言“啊，楚国大有人才在呀！”。而非“唯一”之意，非言“只有楚国有人才”。下句出自《论语》，斯与“此”字同意，是“这里”的意思，故这句的意思为：从这里出的人才是最多的最集中的。那么整句的意思便是：楚天之界出人才，属我岳麓书院为最多。
如果按今天的意思，这可以算当时学府的“校训”，也可以说是招生时的广告词。因为如此充满自信而自豪地说：楚界出人才，从我这里出的最多。言外之意是：欲成才，请到我们学府来！
岳麓书院大约创办于北宋时期，可能当时就主要面向湖南及周边省区或原楚国境界范围内招收学子，为封建科举考试选拔人才立下汗马功劳。而此两句据说是两个清代读书人拼接出来的佳联，今天看来确实出得巧对得妙，无可替换得了。这副对联已经成了长沙乃至湖南的名片，所谓“地杰人灵”，也成了鼓励湖湘学子和有志之辈的“座佑铭”。
为什么有人说它不属于任何时代？
最近三星堆考古又有了新发现，虽然还是没有彻底揭开三星堆的诸多谜团，但三星堆出土的诸多青铜器物都可以在《山海经》中找到其影子，而其中吻合之处甚多。这再次引发了人们对奇书《山海经》的无限遐想。
《山海经.海外东经》记载：“汤谷有扶桑，十日所浴，在黑齿北。居水中，有大木，九日居下枝，一日居上枝。”书中描绘的扶桑树，与三星堆出土的青铜神树高度相似。在三星堆的青铜神树附近，考古人员找到了一个人头鸟身的青铜神像，这就是《山海经》中记载的春神句芒，也是中国最早的爱神。《山海经》记载：“东方句芒，鸟身人面，乘两龙。”《山海经》记载：“蜀侯蚕丛，其目纵，始称王”，而三星堆也出土了大量的青铜纵目面具。也有考古专家认为，这种纵目面具可能是《山海经》中记载的烛龙。据《山海经·大荒北经》记载，烛龙是章尾山之神，人面蛇身，浑身红色，眼睛竖着长。开眼为昼、闭眼为夜，呼吸交换即是冬夏交替。在三星堆考古发掘以后，类似对《山海经》记录的印证事例还有很多，这也足以说明《山海经》中记载的并非都是虚构和神话传说，但围绕着它的谜团却依然很多。尽管如此，依然有不少学者热衷于破解山海经之谜，他们坚信，《山海经》或许记载的是人类文明发展过程中缺失的世界。熟悉我国古代典籍的人都知道，《山海经》与《易经》、《黄帝内经》并称为上古三大奇书。《山海经》共有十八卷，总计三万一千余字。从内容来看，它真的可以称作是包罗万象，展示的是远古文化，记录着关于上古时期的地理、历史、神话、天文、动物、植物、医学、宗教以及人类学、民族学、海洋学和科技史等方面的诸多内容，勾勒出了上古时期的文明与文化状态，是一部上古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它最重要的贡献是为后世提供了许多非常有价值的信息。《山海经》中记载了40多个方国、550多座山、300多条水道、100多个人物、400多种神怪神兽，其中很多事物闻所未闻，光怪陆离。可能正是因为《山海经》庞杂的内容，使得历史上的学者对于它如何定性，一直争论不休，始终没有一个统一的定论。最早提到《山海经》的是司马迁，他对《山海经》的态度是：“《山海经》所有怪物，余不敢言之也。”他认为《山海经》中的内容过于荒诞无稽，所以作史时不敢以其作为参考。而且还在《史记.大宛列传》中指出《山海经》与当时现实地理不符。西汉刘歆首次把《山海经》整理完成后，一直到唐代，人们对《山海经》所记载的内容坚信不疑，认为《山海经》的内容是真实的，里面所记载的山川河流甚至异物神兽都是可以信的。所以从汉到唐的历代的众多史籍，把《山海经》视为具有实用价值的地理书。明清时期，随着人们对事物认知水平的不断提高，以及受这一时期小说盛行的影响，《山海经》所记述的内容可信度逐渐降低，大多人认为其是虚构作品，因而被归入小说之流。明代学者胡应麟在《四部正讹》中称《山海经》为专讲神怪之书，即“古之语怪之祖”；清代纪晓岚在《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称《山海经》是最古的小说；而今天的人们又把《山海经》的性质定性为“上古时期的百科全书”。《山海经》最早是由西汉刘歆编校整理后才形成的传世书籍。刘歆版的《山海经》早已迭失，如今可见最早版本为东晋郭璞的《山海经传》，而最早收录《山海经》书目的是《汉书·艺文志》。至于《山海经》真正的作者以及成书年代，历史上一直众说纷纭。《山海经》古传有 32 篇，含山海经图，经西汉刘歆校勘定为 18 篇，是由《五藏山经》五篇、《海内经》五篇、《海外经》四篇以及《大荒经》四篇组合而成。刘歆在校注《山海经》时，首次将《山海经》的成书归功于上古时期治水的大禹和伯益。他认为禹、益一同治水，其中禹主要治水，益主要记物，然后将其所见所闻编为《山海经》。刘歆的这一观点是受到了《列子》的影响。《列子·汤问第五》中记述了一些地理、特产以及怪异之物，其写法类似于《山海经》。同时，《列子》中还记述这些怪物是大禹治水行走天下时亲眼所见，其臣伯益了解这些怪物，夷坚听说之后便把这些怪物记了下来。刘歆采纳了这种说法，确立了“禹益所记”这一观点。之后东汉王充在其《论衡·别通篇》、赵哗在其《吴越春秋》、东晋郭璞等学者都持这种观点。由于此说法出现的时间最早，流传时间最长，所以得到了广泛的支持。然而，随着魏晋之后学者对《山海经》研究的增多，“禹益所记”这种说法遭到了否认。北魏郦道元编写《水经注》时，参考了《山海经》，并引用其内容80余处。郦道元在研究《山海经》后认为，此书编书稀绝，书策落次，难以辑缀，由于流传年代久远，简册本难免出现错简、残筒、漏简等错讹，后人又加以假合，与原意相差甚远，怀疑此书非出于一人一时之手。北齐颜之推《颜氏家训》中提到《山海经》文中有长沙、零陵、桂阳等秦汉以后才出现的地名，因此认为其绝非是夏初的大禹、伯益所作。明代学者胡应麟认为《山海经》是“战国好奇之士取《穆王传》 , 杂录《庄》、《列》、《离骚》、《周书》 、《晋乘》以成者”。清朝毕沅在总结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认为大禹、伯益创作了《山经》，而《海外经》、《海内经》为秦人所作，《大荒经》则在刘歆修订时产生。而今天有的学者认为其作者为战国时期的邹衍，也有学者认为是墨子的弟子随巢子。现而今的学术界，又把争论的焦点集中在了作者是究竟是南方人还是北方人。主张作者是北方人的主要有秦人创作说和中原洛阳人创作说；而另外一种说法认为作者可能是战国中后期到汉代初中叶的楚国人和巴蜀人。也有些学者干脆提出折中的见解，他们认为《山海经》在成书、流传过程中，既有北方人的加工，同时也经历了南方人增减。近代以来的主流观点则认为《山海经》的原始作者并非一人，成书也并非一时，而是经过众多学者多次整理编纂而成。有些学者根据《山经》中对山川物产的相关记载，认为其描述的是夏初大禹治水之后率众臣和地理勘测人员考察山川地貌的一次大型考察活动。在这个过程中记录了当时的物产，绘制国土资源分布图，并把相关的考察内容记录在了《山经》之中，因此《山经》的作者可能就是夏初的大禹和伯益。夏朝的第二位君主夏启却在《海外经》中有详细的描述，文中提到夏启能歌善舞，在舞蹈时“左手操翳，右手操环，佩玉璜”。同时还记录了夏王朝周边的许多方国的名称，但是对夏王朝之后的事情却没有任何提及。因此，有些学者推定《海外经》大约成书于夏朝。《山海经・大荒经》中所记述的有些内容与河南殷墟出土的久负盛名的“四方风甲骨”上的内容有很大的同质性。另据《大荒东经》中有对殷商王朝早期王子王亥的相关记载，却未见商王朝之后的事情，因此推测《大荒经》大概诞生于殷商时期。当代有些学者认为成书年代最早的《山经》为战国时所作；《海经》为西汉时期所作；《大荒经》及《大荒海内经》为东汉至魏晋所作。有的学者从《山海经》中《山经》与《禹贡》作比较研究得出的结论是《山经》成书年代在《禹贡》之后，即战国后期。今天的学者通过研究《山海经》内部所体现出的整体性和差异性，推断《山海经》是人们从蛮荒的远古时代开始一代一代口耳相传，而且在流传的过程中内容不断演变丰富，最终见诸于文字。成书的年代应该在战国之前，成书后仍不断经后人修改增订而成。可以说《山海经》没有具体的作者，也不属于任何时代。随着《山海经》的影响力越来越大，世界各地越来越多的学者对其进行研究，《山海经》也冲破了原有的地理范围，从中国扩大到亚洲，进而到全世界。随着西方人类学、民俗学等学科的加入，许多学者在研究《山海经》的时候将其视为各种学科的综合体，运用不同学科的理论，分析归纳出各种成果。从而改变了视《山海经》为神话、传说、巫书的旧说，而认定《山海经》有一大部分是信史，是一本上古世界文化大观。随着学术水平的提高，《山海经》中记载的东西也都逐渐被人们所证实，或许，曾经我们的世界，真的如《山海经》中记载的一般斑斓多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