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王子军需官，卫青和霍去病谁厉害？
《卫青霍去病战功一样伟大，李广自杀、李敢被射杀罪有应得。》
冷清先生认为，霍去病和卫青的战功一样伟大。
霍去病17岁以骠姚校尉出塞击匈奴，生前共出塞七次，斩杀匈奴骑兵13万多，俘虏浑邪王、休屠王儿子金日磾、金伦及其他贵族数百人，俘虏匈奴人众五、六万人。
卫青出塞击匈奴二十多次，生前指挥汉军斩杀匈奴十万，俘虏匈奴人众三万多，俘获牛羊牲畜几百万头。
霍去病是西汉著名抗匈将领，是一位少年将军。霍去病出生在一个传奇性的家庭。他是平阳公主府的女奴卫少儿与平阳县小吏霍仲孺的儿子，这位小吏不敢承认自己跟公主的女奴私通，于是霍去病只能以私生子的身份降世。
元朔六年（公元前123年），十七岁的霍去病被汉武帝任命为骠姚校尉（故霍去病又称霍骠姚），随卫青击匈奴于漠南（今蒙古高原大沙漠以南），与轻勇骑八百直弃大军数百里赴利，斩获敌人2028人，其中包括相国、当户的官员，同时也斩杀了单于的祖父辈籍若侯产（籍若侯乃封号，名产），并且俘虏了单于的叔父罗姑比，勇冠全军，以一千六百户受封冠军侯。
元狩二年（公元前121年），汉武帝任命十九岁的霍去病为骠骑将军。于春、夏两次率兵出击占据河西（今河西走廊及湟水流域）地区浑邪王、休屠王部，歼敌4万余人。俘虏匈奴王5人及王母、单于阏氏、王子、相国、将军等120多人。
同年秋，奉命迎接率众降汉的匈奴浑邪王，在部分降众变乱的紧急关头，率部驰入匈奴军中，斩杀变乱者，稳定了局势，浑邪王得以率4万余众归汉。从此，汉朝控制了河西地区，为打通了西域道路奠定基础。匈奴为此悲歌：“失我祁连山，使我六畜不蕃息；失我焉支山，使我嫁妇无颜色。”
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春，汉武帝命霍去病（时年22岁）率骑兵5万，步兵10万出代郡，深入漠北，寻歼匈奴主力。霍去病率军北进两千多里，越过离侯山，渡过弓闾河，与匈奴左贤王部接战，歼敌70400人，俘虏匈奴屯头王、韩王等3人及将军、相国、当户、都尉等83人，乘胜追杀至狼居胥山（今蒙古境内），在狼居胥山（今蒙古肯特山）举行了祭天封礼，在姑衍山（今蒙古肯特山以北）举行了祭地禅礼，兵锋一直逼至瀚海（沙漠别称或曰即今俄罗斯贝加尔湖）。
经此一战，匈奴被汉军在漠南荡涤，匈奴单于逃到漠北，“匈奴远遁，而漠南无王庭”。他和卫青发起的对匈奴的进攻性战争，改变了汉朝长此在对匈奴战争中的守势状态，一举打败匈奴。从而长久地保障了西汉北方长城一带，也就是在漠南地区的边境安全，此战为汉朝进击 匈奴最远的一次。
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汉武帝设置大司马位，大将军卫青、骠骑将军霍去病，均被封大司马，而取代太尉掌管军队。
元狩六年（公元前117年）卒，年仅24岁（虚岁）。陪葬茂陵。谥封“景桓侯”。取义“并武与广地”，彰显其克敌服远，英勇作战，扩充疆土之意。
汉武帝对霍去病的死非常悲伤。他调来铁甲军，列成阵沿长安一直排到茂陵东的霍去病墓。他还下令将霍去病的坟墓修成祁连山的模样，彰显他力克匈奴的奇功。
武帝时期，是中国军制史上由车骑并用向以骑兵为作战主体这一重大转折得以完成的重要阶段。大规模使用骑兵集团，快速机动，长途奔袭，是汉军前期战胜匈奴的主要原因之一。
突袭作战战术的运用。霍去病的作战方略可以说是对汉军战术观念的革新。他的作战可谓是迂回纵深，穿插包围，以最快的速度完成迂回穿插，对匈奴实行合围，从最薄弱的环节入
汉武帝曾经为霍去病修建过一座豪华的府邸，霍去病却断然拒绝，说：“匈奴未灭，何以家为？”
卫青（？—前106年），字仲卿，河东平阳（今山西临汾市）人。西汉时期名将，汉武帝第二任皇后卫子夫的弟弟，汉武帝在位时官至大司马大将军，封长平侯。
元光六年（公元前129年）。汉武帝任命卫青为车骑将军，率领一万骑兵，迎击匈奴。汉武帝分派四路出击。车骑将军卫青出上谷，骑将军公孙敖从代郡（治代县，今山西大同、河北蔚县一带），轻车将军公孙贺从云中（今内蒙古托克托东北），骁骑将军李广从雁门出兵。四路将领各率一万骑兵。
卫青首征，果敢冷静，深入险境，直捣匈奴祭天圣地龙城，首虏700人，取得胜利。另外三路，两路失败，一路无功而还。汉武帝看到只有卫青胜利凯旋，封卫青为关内侯。龙城之战是自汉初以来对战匈奴的首次胜利，为以后汉朝的进一步反击打下了良好的人心基础。
元朔元年（公元前128年）秋，卫青为车骑将军出雁门，领三万骑兵，长驱而进斩首虏数千人。
元朔二年（公元前127年），武帝派李息从代郡出击，卫青率大军进攻匈奴盘踞的河南地（黄河河套地区），攻占高阙（今内蒙古杭锦后旗），切断了匈奴白羊王、楼烦王同单于王庭的联系。而后，卫青又率精骑，飞兵南下，进到陇县西，进攻白羊王、楼烦王。汉军活捉敌兵数千人，夺取牲畜数百万之多，控制了河套地区。设朔方郡、五原郡，从内地迁徙十万人到那里定居。
此仗汉军全甲兵而还，卫青立有大功，被封为长平侯，食邑3800户。苏建、张次公以校尉从卫将军有功，封平陵侯、岸头侯。
元朔五年（公元前124）春，车骑将军卫青率领三万骑兵，从高阙出兵；帅卫尉苏建、左内史李沮、太仆公孙、代国之相李蔡当，从朔方出兵；大行李息、岸头侯张次公，从右北平出兵。汉军俘虏右贤王的小王十余人，男女1.5万余人，牲畜达千百万头。
元朔六年（公元前123年）春、夏，卫青为大将军两次领十万骑兵出击匈奴。歼灭匈奴军过万。二月，以公孙敖为中将军，公孙贺为左将军，赵信为前将军，苏建为右将军，李广为后将军，李沮为强弩将军，分领六路大军，统归大将军卫青指挥，浩浩荡荡，从定襄出发，北进数百里。战后全军返回定襄休整，一个月后再次出塞，斩获匈奴军一万多人。张骞随从大将军出征，获封张骞为博望侯。
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春，武帝命令卫青与霍去病各率领五万骑兵、十万步兵，各自跟随十余万运输物资的军队，兵分两路，跨大漠长征出击匈奴。卫青命前将军李广和右将军赵食其两军合并，从右翼进行包抄。自率左将军公孙贺、后将军曹襄从正面对抗单于主力。
名不符实的“名将”李广，因为没有理解汉武帝的战略意图，抵触情绪很大消极怠慢，丢失了匈奴向导，迷失了道路。致使李广赵食其率领的2万骑兵、5万步兵，没有及时到达指定战场，导致卫青围歼单于匈奴主力的决战，打成了“击溃战”，斩杀匈奴一万九千人，单于帅主力5万多逃跑了。
卫青在归途中，遇到迷路的李广军，并慰问了李广。卫青让李广到军中幕府对质，李广走到幕府时，才恍然大悟，由于自己迟到，错失了全歼匈奴主力活捉单于的机会。李广自知罪责难逃，以自杀的方式逃脱汉朝法律的制裁。
李广的儿子李敢追随霍去病，出征匈奴左贤王部，霍去病部斩杀匈奴7万多人，李敢因此而封侯。李敢回到长安后，误以为卫青“逼死李广”，因此“以下犯上”殴打大将军卫青，霍去病当场射杀了李敢。李广误期自杀，李敢殴打领导被射杀，李广李敢父子之死是“罪有应得”。
汉武帝为表彰卫青、霍去病的战功，特加封他们为大司马，得以管理日常的军事行政事务，以代太尉之职。
卫青受封长平侯，后又经两次益封，按《史记》记载其所得封邑总共有一万六千七百户，《汉书》则有为二万二百户和三万户的不同记载。
使周天子重新成为大家长呢？
解决周王室在东周地位的灵丹妙药不是推恩令，东周时周王室也根本不具备强行执行推恩令的实力。
推恩令是汉武帝时期汉皇室推行的一项政策，其目的是逐步弱化分封诸侯王对中央政权的掣肘能力。人们都说推恩令是解决封建割据的一副灵丹妙药，殊不知推恩令也是封建割据势力与中央集权互相妥协的一个产物。
汉高祖刘邦生前，为西汉打下了半封建半郡县制的格局，这种格局对于稳定刘氏江山起到了很大作用。在这种格局下，刘姓诸侯王占据了半壁江山，使得吕后最终也没能从刘姓手中抢得江山。吕后去世后，在大臣周勃等人努力下，很快就把江山交到了汉文帝手中。这次政权交接之所以能够较为顺利，分封制的格局起到了很大作用。所以，汉文帝还在犹豫要不要入京之时，中尉宋昌就指出：汉高祖分封子弟为王，封地犬牙交错，互相制约，宗族实力如磐石般坚固；有了宗族势力作后盾，就不用再担心外人作乱！这就是分封制对于稳固刘氏江山的独特作用。
正是因为如此，文、景二帝期间，屡次出现了诸侯王作乱事件，但分封制却始终没有在大汉帝国废除。
然而，分封诸侯王的一方独大，对于汉皇室的统治始终是一大隐忧。特别是在北方匈奴日渐强大的情况下，内部封建割据势力雄厚，使得西汉皇室无法全力对抗外部威胁，只能委屈地对匈奴人实行长期的和亲策略。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限制诸侯王的势力范围就被提上了议事日程。汉景帝时期，在晁错建议下，开始实行“削藩”，即削减诸侯国的封地，收回旁郡。由此引发了了著名的“七国之乱”，各诸侯国集体造反，矛头就直指晁错的“削藩令”。虽然这次“七国之乱”很快就得已平息，但也使得汉皇室对于“削藩”这样的极端措施能否彻底推行下去产生了疑虑。
正因为如此，汉武帝上台后，才接受了主父偃的建议，改为实施“推恩令”。
推恩令的主要内容是：各诸侯王的王位除由嫡长子继承外，还可以以“推恩”的形式在本诸侯国内分封其他儿子。但诸别子分封的诸侯国从此脱离原有王国管辖，地域独立；而且这一新建诸侯国行政上要接受当地郡县官吏的管辖，新诸侯只享受属地内的租税，政治上的特权完全被取消。由此可见，推恩令的实质，就是把原本独立的诸侯国逐步弱化，并缓慢地转化成汉皇室直接统辖下的郡县。
对比晁错的“削藩令”，“推恩令”无疑要温和得多：不再强制收回诸侯国的土地，而是在“推恩”的形式下，让诸侯王们心甘情愿地把土地分封给儿子——但实际上却是归还给了中央政权。因此说，推恩令其实也是封建割据势力与中央集权互相妥协的产物。
但是，推恩令能够在汉武帝时期推行下去，最重要的一点还是汉皇室的实力犹在，远远强于各诸侯国。“七国之乱”虽然让汉帝国损失巨大，可汉皇室毕竟是胜了。在这次中央集权与封建割据势力的大决战之后，封建割据势力都清醒地意识到自身难以与中央集权作强硬的抗争。因此，即便是知道推恩令长期来说必然是削弱自身实力，但有了“推恩”这一温情外表，各诸侯王也就顺水推舟的认同了。
如果不是汉皇室综合实力强大，推恩令根本就不可能推行下去。然而，春秋时期周王室的情况就完全不同了。
西周灭亡后，周王国范围内出现了两个周王：西北的周平王政权和东部的携王政权。周平王政权得到了西申国的鼎力支持，但由于西申国联合犬戎灭周，这一政权并未得到各诸侯国的普遍认同。携王姬余臣是西周覆灭后，天下诸侯共推的周王，初期得到了诸侯的普遍认同；但后来却由于携王的执政不善，很快就失去了人心。此时西周覆灭，周王室又失去了大半土地，两个周王都不得人心，周王室根本无从号令天下诸侯，又何以向诸侯国推行“推恩令”？
公元前750年，更加夸张的一幕出现了：被中原诸侯国普遍视为叛逆的周平王政权，在晋国、郑国的扶持下，战胜了携王政权，成为天下唯一的王。弑父篡位的周平王，在天下能得到多少诸侯国支持，可想而知。为了赢得诸侯国的支持，周平王大方地将原本就没希望得到的土地分封给支持他的诸侯国：关中之地，许诺给了秦国；汾水流域土地，许诺给了晋国；洛阳盆地周边的土地，许诺给了郑国……。这时，周平王生怕别人不认同自己，拼命地给诸侯国送好处，哪里还敢向诸侯国强推“推恩令”？最终，东周王室的地位是稳固了，但周王室的土地也被周平王送得差不多，再也无法恢复往昔“千里之地”的规模了。后来周王室的综合实力，甚至还不如一个中等的诸侯国，还如何能向天下强推“推恩令”？
此外，郡县制的模式，萌芽于春秋中期，大约在战国中后期才成熟起来。以东周王室所处时代而言，最佳改革分封制的时期是在春秋初期。可在那时，郡县制尚未成熟，周王室又如何想得到“推恩令”这样的改革方案？
因此，解决周王室在东周地位的灵丹妙药不可能是“推恩令”，东周王室没有这个实力，也不会想到“推恩令”这种形式来挽救自身。
在当时情况下，要想战胜封建割据势力，周王室真正应该学的是法国加佩王朝——通过支持底层平民与封建割据势力作斗争，来赢得这场集权与分权的大决战。南宋赵构为何会从热血青年？
赵构的性格以他称帝为分界线，在称帝前，他是英勇无畏的热血青年。称帝后，他才逐渐堕落成为懦弱的人。根据《宋史》记载，赵构“资性朗悟，博学强记，读书日诵千余言，挽弓至一石五斗”。赵构勤奋好学，并且因为受父亲宋徽宗的影响，赵构的书法水平一流，还能拉开一石五斗的强弓，这是宋朝选拔禁卫军军官的最高标准。因此，年轻时赵构是文武双全的热血青年。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靖康元年（公元1126年）金兵南侵一直打到汴京城下。当时的皇帝宋钦宗吓得屁滚尿流，向金国求和。金国提出了让宰相和亲王赴金营为人质的条件。宰相比较容易选，宋钦宗大笔一挥，选了倒霉蛋少宰张邦昌。但是亲王不好强制摊派，于是宋钦宗召集诸位亲王，商议让哪位亲王去做人质。这是九死一生的差事，各位亲王都沉默了，没人愿意去。这时，初生牛犊不怕虎的赵构勇敢地站出来大声说，臣愿往！宋钦宗心里感到无比温暖，关键时刻还是兄弟靠得住啊。
赵构和张邦昌到了金营，懦弱的张邦昌整天哭哭啼啼，而赵构气定神闲，每天还研读《孙子兵法》。金营的统帅完颜宗望很看不起宋军，他邀请赵构比试射箭，想借机羞辱赵构。他找了一把重达两百斤的宝弓，赵构接过宝弓，在百步之外开弓满月，连发三箭，全中靶心。赵构的箭法完胜完颜宗望！赵构百步穿杨的箭术让完颜宗望怀疑人生，他觉得赵构是山寨版的亲王，真正的大宋亲王都是纨绔子弟，怎么会有如此高超的箭术！赴金营，由于赵构过人的胆识和高超的箭术，他顺利的摆脱危险，回到了朝廷。由于他的出色表现，宋钦宗晋封赵构为太傅，加封节度使。这时的赵构年仅19岁，可谓是少年得志。
称帝后的赵构做了皇帝后的赵构，仿佛变了一个人似的，那个曾经英勇无畏的热血青年一去不复返了，他已经蜕变为一名懦弱的逃跑皇帝。金国得知赵构做皇帝后大怒，他们发动了搜山检海擒赵构的军事行动，想要抓住赵构灭了南宋。由于金兵进军速度快，很快就逼近赵构所在的扬州，当时赵构还在宫中搂着宫女寻欢作乐，听到手下报到说金兵离扬州只有几十里。赵构连龙袍和玺印都没有拿就仓皇逃跑，并且在这次逃跑途中被吓得阳痿，从此丧失了生育能力，成为赵构心中永远的痛。赵构一路南逃，从扬州逃到台州，金兵还是没有停止追赶的步伐，最后赵构被逼得没办法，干脆跑到大海上避难，他在海上呆了四十多天，由于金兵不善水战，最后不得不放弃抓捕赵构的计划。称帝后，由于内忧外患，内有伪齐刘豫，杨幺之乱，外有金国这个强敌，赵构不得不一度重用主战派，但是在局势稳定后，他却杀害了岳飞，与金国议和。他在54岁时禅位于皇太子赵昚，自己做了太上皇，81岁病逝。赵构在称帝前可谓是英勇无畏的热血青年，而称帝后则成为彻头彻尾的懦夫！
究竟是怎样的一个人？
赵姬本来是富商吕不韦的小妾，因其姿色美艳被异人（未来的秦王）看中，随后就被吕不韦当作“投资”送给了秦王。
要说这赵姬还得好好感谢吕不韦，她得以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位“帝太后”，名留千史。当然，这也得益于她生了个有出息的儿子——秦始皇嬴政。历史上并没有对赵姬真实姓名的记载，因历史小说《东周列国志》中称为“赵姬”，后史称“赵姬”。赵姬出生于赵国邯郸，她生得面若桃花、妩媚动人。再加上能歌善舞，被珠宝大亨吕不韦看中，将她收作小妾。吕不韦是个家财万贯的商人，他跑遍了大江南北，见多识广，做买卖从来都是以低价买进，高价卖出，也因此积累巨额的家产。但生于乱世，没有政治依靠，谁也保不准能富足一生。如果能够帮助一个人定君安国，便可享受一世荣华富贵，还可福泽后代几世。因此，吕不韦也一直在关注政治圈，寻找合适的投资对象。公元前265年，秦国的安国君从自己20多个儿子中，挑了一个最不受他待见的儿子异人，送到赵国做人质。为啥偏偏选中异人做人质呢？主要是因为他的母亲不受宠，所以儿子就跟着倒霉。秦国和赵国一直是世仇，再加上当时的赵国比秦国强大，赵国对待秦国人质也并不客气。倒霉的异人在赵国生活窘迫艰难，整日抑郁寡欢。恰好吕不韦到赵国邯郸做生意，他见到了异人后，大喜过望，甚至用商人的口吻说道：“异人就像一件奇货，可以囤积居奇，以待高价售出。”做惯了生意的吕不韦，一下子就看中了异人的不凡，他决定将政治投资押到异人身上。心动就要马上行动，商人可是不会任由机会白白错失的。吕不韦开始想方设法和异人套近乎，不仅给了异人物质上的温暖，还给足了精神上的关怀，很快就打动了流浪在赵国、举目无亲的异人。两人经过和平友好协商，达成了共识：吕不韦帮助异人登上王位，异人承诺给吕不韦高官厚禄，福泽万世。二人一拍即合，吕不韦跑到秦国，不惜痛下血本，买通了秦国华阳夫人的亲弟弟。华阳夫人是秦国储君安国君（异人他爹）最宠爱的女人，一直膝下无子。要知道，皇家女人没有儿子，哪怕再得宠，日后没有依靠，依旧是好景不长的。吕不韦正是以此为突破口，让华阳夫人的弟弟亲自去说服华阳夫人，将异人收为了义子，并将异人改名为子楚。很快，安国君就送来很多好礼给身在赵国的子楚，子楚的名气在诸侯中也越来越大。在赵国受尽人间屈辱的子楚感觉自己枯木逢春，他也更加坚信，吕不韦是自己的贵人和知己。随后，吕不韦在家中设宴款待子楚，宴席间，吕不韦安排赵姬来跳舞助兴。年轻袅绕的赵姬一步一腰，舞姿曼妙如弱柳扶风，子楚的眼睛都看直了，直到赵姬跳完退出宴厅，子楚也没回过神来。吕不韦早就看穿了子楚的心思，还不等子楚主动询问，吕不韦就十分大方地对他说：“这位是赵姬，以后就是属于你的了。”其实吕不韦还是不情愿献出赵姬的，前面为子楚铺路就花了不少钱，现在还把美人搭进去，这本钱有点大。但转念想到，所有的一切都是为了钓取奇货，也就大方地忍痛割爱了。吕不韦将赵姬献出之前，还给赵姬也做了一番思想工作，他告诉赵姬，只要跟了子楚，以后能当上王妃。赵姬跟了子楚之后，很快就怀孕了，并生下了一个男孩，取名为嬴政。公元前260年，自长平之战后，赵国逐渐失去了优势，已经没有能力抵御秦国军队。又过了两年，秦国军队进攻赵国，节节胜利，一直打到赵国邯郸城下。此时赵国形势严峻，他们十分忌恨秦国人，甚至要求赵王把秦国的人质子楚全家处死。眼看着子楚一家三口成为众矢之的，吕不韦又跳出来帮忙，他买通了赵国军官，带着子楚逃出了赵国邯郸，子楚被平安送回了秦国咸阳。而赵姬和年仅2岁的嬴政则被留在了邯郸城内，母子二人相依为命。赵姬没有放弃对嬴政的教育，她尽己所能，教年幼的儿子读书习字，还给嬴政浇灌着希望的种子。她告诉嬴政，他的父亲在秦国，等父亲当上了秦国的大王，就可以接他们母子二人回家。小小年纪的嬴政是个乖乖崽，他跟着母亲读兵书，等着父亲接他回国。后来，还不等秦国派人来接他们母子，赵国的国王为了缓解秦赵两国的关系，主动将赵姬母子送回了秦国。这也是九岁的嬴政第一次踏上秦国的土地。公元前250年，嬴政的爷爷秦孝文王暴薨，子楚终于成功继位，是为秦庄襄王。嬴政也成了秦国的太子。公元前247年，秦庄襄王驾崩，13岁的嬴政被立为秦王。母以子贵，赵姬被封为王太后，吕不韦为相国。嬴政年少登基，自然需要有人辅佐，于是国政大小事务都由相国吕不韦把控。嬴政甚至还尊称吕不韦为仲父。朝堂之上有仲父吕不韦，后宫之主是王太后赵姬，两人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在这森严的王宫里，很快就旧情复燃了。嬴政随着年纪的增长，也形成了自己待人处事的性格，吕不韦见嬴政小小年纪就十分干脆果断，有点担心自己与赵姬的私情会影响自己的安危。最终，吕不韦决定，他在政治上依旧支持嬴政，但生活上则要跟太后赵姬了断私情。可赵姬除了吕不韦，深宫之中再也没有男人，况且赵姬又天性放浪，要想甩开赵姬的纠缠，吕不韦必须找到一个替代品来取代自己。很快，吕不韦就物色到了一个不二人选，他就是嫪毐[lào ǎi]。之所以选定了嫪毐，也是因为他在男女之事方面能力异常。于是，吕不韦又打通关系，说服了嫪毐，并将嫪毐打扮成宦官带进了秦宫。赵姬十分开放，她并不介意换个新口味。很快，她就沉浸在于嫪毐的魅力中无法自拔。此时的吕不韦也暗自庆幸，终于得以脱身了。之后赵姬日日与嫪毐私混在一起，二人在后宫中颠鸾倒凤，朝夕不分，很快，赵姬的肚子就被搞大了。寡居多年的太后怀孕？这说出去是要被天下人耻笑的呀！为了躲避儿子嬴政的责问，赵姬谎称自己身体不好，需要搬离出宫静养。嬴政可不傻，朝堂外的流言蜚语他又不是听不见，况且他现在的精力都放在了吞并六国的宏图伟略之上，至于母亲，爱怎么折腾就怎么折腾吧！于是，太后赵姬打着出宫静养的幌子，与嫪毐跑到咸阳西北20公里外的地方筑起了爱巢，并先后生下了两个男孩。赵姬给了嫪毐不少私权，他可以随意地使用秦国王室的宫室、车马、苑囿和猎场。前来投奔他的人也有数千人。此时的赵姬沉溺于嫪毐的纵欲中，她甚至都没发觉嫪毐的篡位之心。说是“篡位”，还抬举了嫪毐，就他那点本事，用痴人说梦也不为过。嫪毐仗着自己与太后的恩爱和旁人的追捧，再加上又有两个儿子傍身，心态也渐渐飘了。他本是市井小人，没想到自己有朝一日能当上太后的男人，还造出了两个儿子，再努把力，说不定可以让自己的儿子坐上皇位。还没等嫪毐实施计划，他就自爆野心了。一日，嫪毐与大臣们一起喝酒，酒酣脑热之际，嫪毐口出狂言，对着一众大臣嚷着自己是秦王的爸爸。群臣中有个叫候肥的，赶紧将这番危险言论传达给了秦王嬴政。经过彻查，秦王知道了母亲赵姬与嫪毐私下生了两个儿子，甚至还密谋着让他们的儿子上位。本来嬴政就看嫪毐不顺眼，没想到他自己往枪口上撞，可不得给他点颜色瞧瞧。随即，嬴政命人抓捕了嫪毐，将他进行五马分尸。随后又包围了他们居住的雍宫，当场杀死了赵姬与嫪毐所生的两个孩子。而太后赵姬呢，嬴政将她赶出了咸阳城，软禁在城外，从此再不相见。秦始皇还下令：“敢以太后事谏者，戮而杀之。”那些替太后求情说好话的大臣，秦始皇令人用铁蒺藜穿透他们的脊肉，然后将其四肢砍下晒干后堆在秦宫殿外，有27位大臣因此惨死。可见秦始皇对母亲所作所为的恨。趁着这个杀人诛心的机会，嬴政也对吕不韦动手了。他以吕不韦推荐人选不当为由，将老臣吕不韦贬谪四川。吕不韦接到圣旨后矛盾万分，他想将这几十年的实情告知秦王嬴政，可依照嬴政暴戾的性子，自己也难逃一死。吕不韦想起当年初识子楚时，自己还是个意气风发、胸有成竹的商人。之后他入秦国为相，如日中天，再到如今的牵连被贬，想到自己几十年的谋划和功绩都幻化轻烟，他不觉悲从中来，绝望间，吕不韦选择了饮鸩自尽。软禁宫外的赵姬听闻吕不韦服毒自杀，她生命中最重要的两个男人都死了，她也出头无望，困在贡阳宫的赵姬痛不欲生，不到四年，就抑郁而死了。可以说，赵姬的命运一直被吕不韦给操控着。当年她被吕不韦送给子楚，后来又因吕不韦的“嫌弃”，又将她转手给了嫪毐，因此铸下大错，最终眼睁睁看着骨肉残杀，自己也落了个晚节不保的悲惨下场。鼎盛时期的唐朝为何会输给小国新罗？
当大唐王朝于隋末的战乱之中逐一扫平群雄之际朝鲜半岛上处于三足鼎立的形势，因此这一时期被今天的朝鲜和韩国称为朝鲜半岛的“三国时代”。不过朝鲜版的三国时代和中国的三国时代却有一个显著的区别：魏、蜀、吴三国的政治合法性皆源于汉室——曹魏以禅让的形式宣布取代汉室获得天命，蜀汉则自称汉室宗亲，就连东吴政权在孙坚、孙策以及孙权时代的早期也是要奉汉室的旗帜的。魏、蜀、吴三国都同周边民族有着频繁的互动：曹魏征乌丸、蜀汉平南中、东吴通夷洲，但与此同时三国的主体民族都出自中原华夏后裔。由此可见魏、蜀、吴三国在政权合法性上皆源于汉祚，而在文化属性上皆属中原华夏文明。相比魏、蜀、吴三国的同源属性而言：朝鲜半岛三国之间既不同文也不同种，从一开始三国就源自于各自不同的文明体系。朝鲜半岛三国中的高句丽本是源自中国东北的割据政权，其王城、王陵遗址皆在中国境内，和朝鲜半岛本无联系，直到曹魏攻破其都城后高句丽才逐渐向朝鲜半岛迁徙。如今朝鲜、韩国在其历史教科书中认定高句丽是朝鲜半岛历史上的正统王朝，然而站在我国的角度来看：高句丽起源于我国东北境内，应当属于我国历史上的边疆割据王朝。我们暂且搁置定性上的争论，只看高句丽究竟是如何与朝鲜半岛扯上关系的：高句丽在人种上源于我国东北地区古代的扶余民族，其早期王都位于如今的吉林省集安市，在王都被曹魏攻破后高句丽迁都如今的平壤，从此开启了与百济、新罗两国争夺疆土的历史。事实上百济同样不是朝鲜半岛本土形成的政权——百济是扶余王尉仇台的后裔于东汉后期在带方一带建立的：扶余人从中国东北南下朝鲜半岛，征服了这里的土著部族马韩，所以百济其实是以扶余人为统治阶级，而占人口多数的中下层人民主要由朝鲜半岛南部的土著民族马韩构成的国家。百济国王曾给北魏皇帝的上表说：臣与高丽先出夫余，也就是说百济和高句丽同出扶余。公元前后朝鲜半岛南部的辰韩部落联盟中最有势力的斯卢部落以金城（今庆州）为中心联合六部组成部落联盟，酋长由朴、昔、金三氏担任。4世纪中叶起朴、昔二姓不再担任首领，王位由金姓世袭，王权逐渐得到加强。至此斯卢部改名为斯罗期卢国，又名徐罗伐，统治地区先在朝鲜半岛东南部，后扩至整个大同江以南地区。公元503年徐罗伐改国号为“新罗”。
高句丽、百济、新罗三国在长期的混战中都试图通过引入外部势力的方式消灭对手，因此三国都主动加入到以中国为核心的宗藩朝贡体系，然而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中国正处于大分裂大动荡的时期，高句丽、百济、新罗三国与中原王朝的宗藩朝贡关系也因此时断时续。隋朝完成南北统一后三国主动遣使奉隋朝正朔。尽管三国都表示对隋朝的臣服，然而实际上高句丽却另有打算：尽管如今朝鲜、韩国把高句丽视为他们历史上的正统王朝，然而实际上这一出自中国东北渔猎民族的国家和朝鲜半岛后来的王氏高丽、李氏朝鲜都王朝却具有完全不同的性质。王氏高丽、李氏朝鲜都属于内敛保守型的王朝，然而高句丽却是有扩张野心的。高句丽利用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分裂动荡局面占据了辽东半岛，甚至一度发展到如今的河北一带，当然这也被自封的宇宙第一大国宣称历史上中国河北曾是其领土的证据。高句丽和纯粹的游牧渔猎民族不同——由于受中原文明影响较深，他们实际上已发展出定居农业，是一支兼具定居农耕民族的文明和游牧渔猎民族的彪悍的民族，这其实比纯粹的游牧渔猎民族更可怕，因为这是一种综合了农耕民族的文明体系和游牧渔猎民族的尚武之风双重优点的民族。隋炀帝的使臣曾在造访东突厥时意外得知高句丽的使臣也在东突厥活动，种种迹象表明高句丽不只试图吞并百济和新罗，甚至对中原也是暗藏野心的。隋炀帝为消除高句丽这一隐患不惜发动三次东征高句丽的大规模战役，然而不仅没能实现征服高句丽的既定战略目标，最终三征高句丽的军事行动所带来的财政、劳役等问题成为了压垮隋王朝的最后一根稻草，此时根基尚不稳固的李唐王朝同时接纳了三国的朝贡并告诫三国要和睦相处。然而高句丽并没把唐朝的告诫当回事：很快高句丽就和百济联手进攻新罗。如果放任新罗被灭亡，那么不仅将使唐朝作为天下共主的颜面尽失，同时唐朝也将失去从侧翼牵制高句丽的一个重要筹码。唐太宗李世民决心对高句丽采取军事行动，然而漫长的运输线使唐军的后勤补给成为一个大问题，最终李世民东征高句丽的军事行动没能取得预期的效果，然而这次军事行动已扫清了高句丽在辽东的外围据点，为日后进一步的军事行动消除了障碍。
公元660年唐高宗李治命苏定方率十万大军渡海进攻百济。在此之前唐军的历次军事行动都是从辽东鸭绿江一线进攻高句丽，这次则通过从海上先行拿下作为高句丽盟友的百济，从而开辟针对高句丽的第二战场。这次军事行动取得了比预期更好的效果：在当时的航海条件下百济根本没料到唐军会舍弃传统的辽东鸭绿江陆上进攻路线，他们以为反正有高句丽挡在前面，然而这次唐军却选择直接渡海对百济发起进攻：7月9日唐军和百济首次交锋，12日唐军和新罗组成的联军就包围了百济都城，18日百济国王就宣布投降。全部战斗一共只进行了9天就使已建国数百年之久的百济古国灰飞烟灭。百济国都尽管被占领、百济王室尽管已投降，然而很快百济境内就爆发了声势浩大的复国运动，百济残部甚至向日本求援并因此引发了中日之间有史以来第一场战争——白江口之战。唐军在刘仁轨将军率领下在白江口之战中打败了倭国和百济联军，随后不久百济最后一支残军在黑齿常之带领下向刘仁轨投诚，至此百济彻底平定，自唐军发兵到百济彻底平定前后历时三年零三个月。之后唐军南北夹击灭了高句丽，在高句丽故地设安东都护府管辖高句丽和百济旧地，又在安东都护府之下设熊津都督府专管百济旧地。作为大唐盟友的新罗也被纳入大唐的羁縻州府序列——唐朝在允许新罗保持半独立状态的前提下在其境内设置鸡林州都督府，新罗国王被任命为大唐鸡林州都督府都督，新罗成为大唐治下的一个国中之国。63岁的刘仁轨被任命为大唐熊津都督府都督，走下战马的他开始致力于改善当地的经济民生，努力将百济旧地经营为大唐治下的沃土：他下令军民收敛骸骨，由官方出面公开祭祀所有亡灵；修录户口、整理村落；改百济原有的方、郡、县行政体制为府、州、县，保持与大唐内地行政序列的一致性，在各级岗位上唯才是举——无论百济人或是汉人只要符合条件皆可任用；开通道路、建立桥梁、补葺堤堰、修复陂塘、劝科农桑、赈贷贫乏；立唐社稷、颁示正朔则是最具象征意义的措施：供奉大唐社稷意味着此时大唐对百济旧地所进行的管辖已等同于中原内地，不再仅仅只是羁縻州府序列。
刘仁轨对百济旧地的经营令新罗和大唐之间潜藏的矛盾被激发起来：新罗一直试图争夺百济和高句丽故地由其直接统治，现在大唐不仅在百济建立起直属统治，连自己也被纳入大唐的羁縻州府序列。远在长安的唐高宗李治也意识到了新罗的不安定，早在百济刚平定之初他就曾册封归顺大唐的百济王子扶余隆为熊津都督府都督，并直接向鸡林州都督新罗王金春秋施压要求他和扶余隆盟誓。金春秋不敢和大唐抗衡，但勉强和扶余隆盟誓之后的金春秋把一腔怨气发泄在扶余隆身上，不断向唐高宗李治打扶余隆的小报告——在李治看来：扶余隆作为亡国王子如今早已只是大唐境内一介普通官吏；而金春秋作为手握重兵的新罗王比扶余隆的势力强大得多，经过慎重考虑后他调回了扶余隆，任命刘仁轨为熊津都督府都督。金春秋死后太子金法敏继位为新罗文武王，相比受过亲身受过大唐恩惠的金春秋而言：金法敏早在和唐军协同围攻百济都城的战斗中就因为指挥权问题和唐军将领发生冲突。为防止唐朝完全吞并朝鲜半岛，金法敏联合并扶植了朝鲜半岛上的原高句丽和百济的反唐势力一起攻打唐朝：670年3月新罗派薛乌儒与高句丽旧将高延武各率精兵1万渡过鸭绿江，进至乌骨城(今丹东凤凰山东麓)，由此拉开了唐朝新罗战争的序幕。新罗联合高句丽残余力量进军所至的乌骨城，乃是连接辽东和平壤的交通要道，占领这里既可对驻守朝鲜半岛的唐军进行围攻，也可阻止唐军从辽东方面的增援。另外，新罗军队在高句丽故地的活动，还可以把唐朝的视线转移到辽东，使其无暇应对新罗对百济故地的争夺。唐朝对此则派高侃率兵进行镇压。新罗文武王与剑牟岑失败后，发生分歧，剑牟岑被安舜下令处死。安舜南逃后被金法敏接纳，封安舜为高句丽王，在今韩国益山市建立了报德国（674年改封安舜报德王）。这件事唐朝和新罗的同盟关系开始破裂。
与此同时新罗开始攻打唐在百济的驻军：671年新罗拿下百济国都泗沘，推翻唐朝的熊津都督府，建立所夫里州，控制了前百济的全部领地。到上元元年（674年）新罗已经从唐朝手中夺得原百济的大部分领土。但此时新罗军主要与熊津都督府的百济人交战，而唐军主要与反唐的高句丽人交战。新罗之所以选择这一时机，其原因首先是新罗对唐朝外交努力的失败：669 年金法敏遣钦纯和良图入唐谢罪，但是第二年1 月唐高宗“许钦纯还国，留囚良图，终死于圆狱。以王擅取百济土地遗民，皇帝责怒，再留使者”。由此来看当时唐朝扣留的新罗使者似乎不止良图，而且钦纯带回的唐高宗的诏令是“百济旧地，总令割还”，直接表明了唐朝不再容忍新罗继续占领百济故地的态度。这样新罗试图通过外交途径来取得唐朝对其攻取百济故地行为谅解的努力就失败了。其次更重要的是由于唐朝受西北局势的影响，不得不调集驻守高句丽的兵力与吐蕃开战。《新唐书·吐蕃传》记载：670年吐蕃“入残羁縻十八州，率于阗取龟兹拔换城，于是安西四镇并废”，由此与之相邻的吐谷浑、鄯善、且末之地也正式为吐蕃所据。西北局势的危急，使唐朝不得不调任刚刚在高句丽战场获胜的薛仁贵前往西北战场。4月唐朝以薛仁贵为逻娑道行军大总管领兵5万出击吐蕃。这表明薛仁贵最迟在669年底就离开了高句丽，也必然会带走部分兵力，而且同年唐朝还“徙高丽民3万于江淮、山南”，而“留其贫弱者，使受守安东”，这样此前留驻于高句丽故地的2万唐兵恐怕为数已是很少了。唐朝军事力量的削弱也给新罗发动战争提供了时机。
之前唐朝只是与新罗支持的高句丽复兴势力作战，并没有和多年的盟国新罗宣战。上元元年（674年）唐高宗与新罗文武王彻底决裂，扶植文武王的弟弟金仁问为新罗君主并派刘仁轨领兵攻打新罗。在对吐蕃战败後一度除名的唐朝名将薛仁贵被唐高宗任命为为鸡林道总管，负责羁縻百济的熊津都督府，上元二年（675年）二月刘仁轨在阿达城之战、七重城之战大败新罗军后金法敏为保持既得利益，避免覆灭厄运，即已派使入唐谢罪。675年李谨行率领投靠唐朝的靺鞨人攻打新罗石岘城、赤木城、买肖城三战皆捷。《三国史记》记载石岘城、赤木城之战唐军大胜，买肖城之战20万唐军被金元述击败，新罗军缴获战马三万三百八十匹，但是当时李谨行作为行军总管、安东镇抚大使，不可能拥兵20万，有三万三百八十匹战马。4月唐朝遣兵来援，新罗便退保白城。此时高句丽遗臣剑牟岑率众反唐，唐高宗以高侃为东州道行军总管，李谨行为燕山道行军总管发兵来讨伐。经过多年的战争，新罗已经比较疲惫了。在刘仁轨主力回国的情况下新罗以全国之力仍不能彻底击退李谨行和薛仁贵的留守唐军。金法敏可能已经意识到通过战争无法使唐军退出朝鲜半岛，因此在买肖城之战后派出使者，向唐朝进贡并且谢罪。而唐朝也意识到：用偏师经略的办法是不能制服新罗的，而唐朝当时的战略重心已经转移到了西线——吐蕃成为其主要对手，刘仁轨、薛仁贵、李谨行等东征主帅全部调到西部防备吐蕃。唐朝很难再派出主力大军东讨新罗。因此面对新罗的谢罪请求，唐朝自然也乐于接受。据《资治通鉴》记载：“新罗乃遣使入贡，且谢罪，上赦之，复新罗王法敏官爵。金仁问中道而还，改封临海郡公。”高宗皇帝以这种方式宣告了战争的结束，重新接纳新罗为大唐的藩属国。
至此唐与新罗大规模的战争结束了，但武装冲突并未就此终结：676年薛仁贵领兵渡过黄海支援熊津都督府，与新罗在所夫里州伎伐浦交锋，唐军先胜後败，被新罗斩首4000余级但也有学者根据新罗王金法敏致薛仁贵的信中内容认为所谓唐军被新罗斩首4000余级并不存在。金法敏在回书的结尾部分，写到“披读总管来书, 专以<新罗>已为叛逆, 既非本心, 惕然惊惧……今略陈寃枉, 具录无叛”，又写到，“天兵未出, 先问元由。 缘此来书, 敢陈不叛, 请总管审自商量, 具状申奏”。据此看：金法敏在回书中一直声称自己并未反叛。试想如果此前新罗杀伤了那么多唐军，金法敏还在回书中说自己并未反叛，这不是自相矛盾吗？朝鲜半岛的局势依然比较紧张：报德国不久后被新罗废除；唐朝方面安东都护府从平壤迁至辽东故城，熊津都督府被从泗沘迁至建安故城（今辽宁营口）。安东都护府的治所撤出平壤后，唐朝又在平壤设置安东都督府维持其对高句丽故地的统治。676年唐朝廷放回被俘的高句丽末代国王高宝藏回平壤让其担任唐安东都督府的安东都督，并册封其为朝鲜王。681年高宝藏因阴谋策划脱离唐朝控制，而被唐朝廷削去官爵并流放到四川。高宝藏被唐朝俘虏回长安后与武则天的侄女所生的儿子高德武被任命为安东都督，究其原因是因为高德武自小在唐朝首都长安出生及长大深受中国文化影响，容易控制也不会背叛中国。高句丽和百济王族通过唐朝或新罗的力量复国的预想彻底失败。685年新罗“始备九州”，将国土扩张至大同江以南的朝鲜半岛。735年唐玄宗诏令新罗出兵进攻渤海国，新罗奉诏出兵，但在途中新罗军队却因雪灾而被冻死大半，之后玄宗一方面为了补偿新罗，一方面出于制衡渤海国，就把高句丽在大同江以南的高句丽故土赐给新罗，唐朝从二品的鸡林都督新罗王金法敏上《赐土地谢表》称：“伏奉恩敕，浿江以南，宜令新罗安置。臣生居海裔，沐化圣朝。虽丹素为心，而功无可效；以忠正为事，而劳不足赏。陛下降雨露之恩，发日月之诏，锡臣土境，广臣邑居，遂使垦辟有期，农桑得所。臣奉丝纶之旨，荷荣宠之深，粉骨糜身，无由上答”。至此新罗夺取了百济故地和高句丽在大同江以南的土地，实力有所增强；而唐朝也巩固了自己在大同江以北包括平壤在内的朝鲜半岛北部和辽东地区的统治。
唐朝和新罗最开始是共同打击高句丽和百济的盟友，然而在成功消灭高句丽和百济后双方围绕高句丽和百济故地的处置问题爆发了冲突。事实上关于唐朝与新罗的战争结果双方其实各执一词：《旧唐书》、《新唐书》、《资治通鉴》等中国史籍就认为唐朝是胜利方，而新罗方面也坚持认为自己取得了胜利。这主要是因为双方各自的战略目标不同所致：唐朝其实对朝鲜半岛并无领土野心，事实上唐朝的战略重点一直是在西北方向应对突厥、吐蕃等势力，之所以涉足朝鲜半岛无非不过是想解除高句丽在东北方向带来的战略压力。随着高句丽的灭亡已使唐朝的既定战略目标得以实现，至于说位于朝鲜半岛南部的百济故地最终被新罗夺取其实并不意外。唐朝的战略重点从来也不在朝鲜半岛，百济故地对唐朝而言更像是鸡肋——得之固然可喜，失之也并不心疼。事实上当唐朝与新罗的关系破裂后唐朝仍始终将战略重点放在西北方向，从来也没在与新罗的战争中尽全力。相比之下新罗却占据着主场作战的地利优势。战略重点位于西北的现实使朝鲜半岛的唐朝驻军兵力规模极为有限，而漫长的后勤补给线则成为制约唐军战斗力的又一大因素。当然新罗也心知肚明：自己之所以能在朝鲜半岛占据优势完全是因为占据主场作战的地利优势所致，如果唐朝铁了心像灭高句丽一样打击自己，那么自己无论如何是抵挡不了的。所以最终新罗还是极为务实地与唐朝缔结和约，从而实现了对朝鲜半岛大同江以南地区的控制。从战争的最后结果来看：唐朝实现了控制辽东半岛和朝鲜半岛北部的既定战略目标，新罗也实现了控制朝鲜半岛南部的既定目标，很难说谁胜谁败。